听到了有关中国哈尔滨和丹麦的奥胡斯结为友好城市， 我，作为一名在哈尔滨出生、在哈尔滨长大、 又在哈尔滨坐了十多年牢的人，心在颤抖，真像用刀刺到了我的心脏一样难受。
我于1940年11月29日，出生在哈尔滨市东郊。1946年冬，我只有6岁，共产党领着一群土匪分了我家的所有财产，连一粒米，一个土豆也没有留下。我的爷爷、奶奶因信佛、吃斋而被活活打死了。我爸爸、妈妈也被打得鲜血淋淋，只有十几岁的两个姐姐和我把我爸爸，妈妈拖回了屋里。哈尔滨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我们一家连吃的、穿的都没有，我的两个姐姐到邻居家求情，要了几捆干草。 我们一家八口人，就钻进了草中取暖。
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1952年，中共开始“镇压反革命”。我有个姑父是国民党政府邢台行署的专员，相当于现在奥胡斯的市长。后来随傅作仪投诚中共。还好，当时安排在一个中学当老师。可镇反时，说完不成上级下达的枪毙指标， 把他也拉出去枪毙了，共产党毙人也是有指标的。
1958年，我刚上大学。有个同学父母都是教授，家中只有一个儿子。当时学校不学英文，他自己在家跟父母自学英语，结果中共说他学会英语，企图投敌叛国，判了他十年徒刑， 1960死在了监狱中。 文化大革命时，我就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整整被批斗，游街了一年。又被送到北大荒劳改了十年。我还总算活了过来。
哈尔滨卷烟厂有个老工人叫李春堂，哈尔滨卷烟厂是私人企业，是俄罗斯人巴托的私人烟厂。因李春堂工作肯干， 私人企业主巴托每年请工人一起吃年饭， 李春堂就坐在巴托身边，这就成了他的罪状，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因我当时也被批斗，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当时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巫炳元和东北林业设计院的王有增， 写材料要求调回南方工作，不愿在北方工作， 因哈尔滨太冷。当时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六八一一反革命案”论处，把两人给枪毙了。 连巫炳元只有十五岁的小孩巫龙根也判了刑，和我一起改造。 中共造孽深重。从1949年到1980年， 我从中科院的内部汇报上得知，中共一共杀害了无辜群众超过了一亿。还不算1999年开始杀害的法轮功修炼者。
我由于经常写文章揭露中共的罪行，被中共通缉。向国际刑警组织发的有关我的通缉令，罪名却是贪污, 说我携款一亿六千万元外逃。 实际当时 我任职的黄河公司， 六个厅级的老总里， 只有我一个人不贪污, 可抓我的通缉令罪名却是贪污。
我被中共搞的家破人亡， 现在哈尔滨还有一个大姐。文化大革命后，我父亲被打的双目失明, 姐夫也被斗死了。 我可怜的大姐带着当时只有15岁的独生女儿服侍我双目失明的老父亲。1994年， 我父亲去世。 当时我在香港， 却不能回去奔丧，心中的难受非语言能形容。
现在我大姐已经78岁了, 她的独生女儿也已50多岁了。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去年，我本想叫她来丹麦见一次面。 可哈尔滨公安说， 想到丹麦见你弟弟， 可以呀。不过， 去了，可就不要回来了。我大姐和外甥女一听这话， 也就不敢来了。我被中共通缉， 不能回去。 我们姐弟想见上一面，唯有寄希望于中共的灭亡了。
我和国内不能联系，连给我大姐寄回去的信和照片， 我大姐都收不到。 我家的电话也经常受到中共特务的干扰。2000年，中共驻丹麦大使馆曾指示特务王XX， 煽动黑社会分子绑架、欧打过我。中共在丹麦的特务活动非常嚣张。 这方面的情况我曾多次向丹麦警察反映过。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确有其事。
我有个朋友现在是哈尔滨医疗系统的领导。因当年中共把我们俩定为一个反革命集团的要犯，因此我们成了朋友。前段时间， 我通过电话向他了解哈尔滨医疗系统人体器官移植情况。 他在电话中和我讲，以前器官移植主要使用死刑犯。为了移植成功率高，也是采取活体摘取器官的办法。每年哈尔滨只有几百例。 自从2000年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后，每年器官移植五千例以上。因中共中央有文件，法轮功学员经过教育不转化的，可以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 这些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全部拘押在哈尔滨卷烟厂的地下防空洞内，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身体检查， 并长期囚禁在地下工程 中备用。仅南北韩，俄罗斯和日本来哈尔滨进行器官移植的，就达三千八百例。 去年10月份， 我让他把哈尔滨医疗系统的材料帮我搜集一下。后来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哈尔滨国家安全局找他谈了话，叫他以后不许和我联系，否则将拘捕他。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了。
不与魔鬼同伍。
中共是个土匪、流氓政权， 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中共并不代表十三亿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为了摆脱中共的集权暴政，付出了极大的痛苦代价。当我得知丹麦奥胡斯要与哈尔滨市结为友好城市，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中国古人云：“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丹麦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为什么要和一个土匪、流氓集团做朋友呢 ?！ 和中共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称兄道弟，丹麦人民会同意吗？这不等于往崇信上帝的丹麦女王脸上抹黑嘛！丹麦政府、丹麦国会，不会和德黑兰或大马士革结成姊妹城市、兄弟城市吧？ 中共几十年来， 给中共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果号称自由、民主、讲人权的西方国家，还千方百计的迁就、包庇中共这个土匪流氓政权，那将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同样的灾难。
为什么要和中共贪污腐败的集权暴政结成友好城市？ 为了丹麦人民的福祉，为了丹麦女王头上的光环，为了不伤害中共奴役下的十三亿中国劳苦大众， 还请丹麦政府三思 。有关中共在丹麦的特务活动情况，我写过多份报告给哥本哈根警察局，请查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我于1940年11月29日，出生在哈尔滨市东郊。1946年冬，我只有6岁，共产党领着一群土匪分了我家的所有财产，连一粒米，一个土豆也没有留下。我的爷爷、奶奶因信佛、吃斋而被活活打死了。我爸爸、妈妈也被打得鲜血淋淋，只有十几岁的两个姐姐和我把我爸爸，妈妈拖回了屋里。哈尔滨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我们一家连吃的、穿的都没有，我的两个姐姐到邻居家求情，要了几捆干草。 我们一家八口人，就钻进了草中取暖。
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1952年，中共开始“镇压反革命”。我有个姑父是国民党政府邢台行署的专员，相当于现在奥胡斯的市长。后来随傅作仪投诚中共。还好，当时安排在一个中学当老师。可镇反时，说完不成上级下达的枪毙指标， 把他也拉出去枪毙了，共产党毙人也是有指标的。
1958年，我刚上大学。有个同学父母都是教授，家中只有一个儿子。当时学校不学英文，他自己在家跟父母自学英语，结果中共说他学会英语，企图投敌叛国，判了他十年徒刑， 1960死在了监狱中。 文化大革命时，我就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整整被批斗，游街了一年。又被送到北大荒劳改了十年。我还总算活了过来。
哈尔滨卷烟厂有个老工人叫李春堂，哈尔滨卷烟厂是私人企业，是俄罗斯人巴托的私人烟厂。因李春堂工作肯干， 私人企业主巴托每年请工人一起吃年饭， 李春堂就坐在巴托身边，这就成了他的罪状，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因我当时也被批斗，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当时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巫炳元和东北林业设计院的王有增， 写材料要求调回南方工作，不愿在北方工作， 因哈尔滨太冷。当时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六八一一反革命案”论处，把两人给枪毙了。 连巫炳元只有十五岁的小孩巫龙根也判了刑，和我一起改造。 中共造孽深重。从1949年到1980年， 我从中科院的内部汇报上得知，中共一共杀害了无辜群众超过了一亿。还不算1999年开始杀害的法轮功修炼者。
我由于经常写文章揭露中共的罪行，被中共通缉。向国际刑警组织发的有关我的通缉令，罪名却是贪污, 说我携款一亿六千万元外逃。 实际当时 我任职的黄河公司， 六个厅级的老总里， 只有我一个人不贪污, 可抓我的通缉令罪名却是贪污。
我被中共搞的家破人亡， 现在哈尔滨还有一个大姐。文化大革命后，我父亲被打的双目失明, 姐夫也被斗死了。 我可怜的大姐带着当时只有15岁的独生女儿服侍我双目失明的老父亲。1994年， 我父亲去世。 当时我在香港， 却不能回去奔丧，心中的难受非语言能形容。
现在我大姐已经78岁了, 她的独生女儿也已50多岁了。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去年，我本想叫她来丹麦见一次面。 可哈尔滨公安说， 想到丹麦见你弟弟， 可以呀。不过， 去了，可就不要回来了。我大姐和外甥女一听这话， 也就不敢来了。我被中共通缉， 不能回去。 我们姐弟想见上一面，唯有寄希望于中共的灭亡了。
我和国内不能联系，连给我大姐寄回去的信和照片， 我大姐都收不到。 我家的电话也经常受到中共特务的干扰。2000年，中共驻丹麦大使馆曾指示特务王XX， 煽动黑社会分子绑架、欧打过我。中共在丹麦的特务活动非常嚣张。 这方面的情况我曾多次向丹麦警察反映过。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确有其事。
我有个朋友现在是哈尔滨医疗系统的领导。因当年中共把我们俩定为一个反革命集团的要犯，因此我们成了朋友。前段时间， 我通过电话向他了解哈尔滨医疗系统人体器官移植情况。 他在电话中和我讲，以前器官移植主要使用死刑犯。为了移植成功率高，也是采取活体摘取器官的办法。每年哈尔滨只有几百例。 自从2000年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后，每年器官移植五千例以上。因中共中央有文件，法轮功学员经过教育不转化的，可以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 这些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全部拘押在哈尔滨卷烟厂的地下防空洞内，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身体检查， 并长期囚禁在地下工程 中备用。仅南北韩，俄罗斯和日本来哈尔滨进行器官移植的，就达三千八百例。 去年10月份， 我让他把哈尔滨医疗系统的材料帮我搜集一下。后来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哈尔滨国家安全局找他谈了话，叫他以后不许和我联系，否则将拘捕他。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了。
不与魔鬼同伍。
中共是个土匪、流氓政权， 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中共并不代表十三亿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为了摆脱中共的集权暴政，付出了极大的痛苦代价。当我得知丹麦奥胡斯要与哈尔滨市结为友好城市，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中国古人云：“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丹麦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为什么要和一个土匪、流氓集团做朋友呢 ?！ 和中共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称兄道弟，丹麦人民会同意吗？这不等于往崇信上帝的丹麦女王脸上抹黑嘛！丹麦政府、丹麦国会，不会和德黑兰或大马士革结成姊妹城市、兄弟城市吧？ 中共几十年来， 给中共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果号称自由、民主、讲人权的西方国家，还千方百计的迁就、包庇中共这个土匪流氓政权，那将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同样的灾难。
为什么要和中共贪污腐败的集权暴政结成友好城市？ 为了丹麦人民的福祉，为了丹麦女王头上的光环，为了不伤害中共奴役下的十三亿中国劳苦大众， 还请丹麦政府三思 。有关中共在丹麦的特务活动情况，我写过多份报告给哥本哈根警察局，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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