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作家会议上的发言
生活在大陆极权专制制度下的每一个人都有情感被压抑的经历，我记忆的经历是从8岁开始的。
▲上小学三年级我不得不失去辫子，我开始学会了压抑情感
我8 岁是1952年，我被父母送到张家口干部子弟学校寄宿，这个学校集中了当年察哈尔省的的干部子女。校长、老师和管理生活的阿姨都是穿着同样的蓝制服的革命干部，我也过上供给制生活。学校给我发了件粗布的白衬衫，还有一套蓝色的列宁装。女孩和男孩的区别是两排扣，腰上束蓝色的布带。我被剪去从天津幼稚园时就留起的辫子。因为这个学校繁衍“革命虫”，很快我的头上就长了黑色的、身上长的是白色的，比黑色的还要大。我记得妈妈把我在学校穿的衣服全部煮过，往我头上浇过醋，浇过煤油，把我的头皮都烧烂了，总也剿灭不完。一次上课时，我竟然看见头发帘上爬动着一只黑虱子就把它活捉了，课堂上捉住虱子让我感到很害羞，尤其怕别的同学看见，因为大家都知道虱子是脏东西，谁公开捉到虱子经常受到讥笑：“你真脏啊”。这大概是我最早记忆的人的情感的虚伪。
三年级的下半学期，察哈尔省取消，父母带着弟弟全家都搬到北京了，我因为学校的原因，一个人被留在张家口，这样我就成了连星期天也不能回家享受自由的人。一次我生病了，发烧，不能上课，姚阿姨把好几个女生病号都调到我住的宿舍里，晚上姚阿姨带着我们班的尤小平给我们送来了一桶热呼呼，飘着鲜绿菠菜叶的面片汤，我们六、七个病号围着被子，坐在床上喝起来，好像在学校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饭，平时在饭厅是不准说话的，我们在宿舍吃饭又说又笑，阿姨给我们每个人往饭碗里添面片汤，我喝得满头大汗，一些没有生病的同学也分了些。第二天尤小平一脸严肃地来看我们病号，她就像掌握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她说：“姚阿姨说了，昨天喝一碗的是真有病，喝两碗的是有一点病，喝三碗的是装病。”我把头蒙在被子里，羞愧难当，因为我恰恰是喝了三碗的。在家里，生病的时候妈妈总是为我能多吃些东西而高兴，为我不吃饭、吃少饭而焦虑，从这件事之后，我对很想依赖的老师阿姨的信任失去很多，而且我学会了要压抑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喜欢的，高兴的都不能轻易流露。
▲弟弟也成了我的同学，我们失去了父亲
三年级一放暑假，我被送到了北京，我也有了新学校，是华北局所属的华北西苑小学，学校离家很远，在颐和园的南边，现在是中央党校的一部分。顺着颐和园的东墙，走到头，走过一条窄窄的柏油马路，就是一条乡村小土路，这条土路一直通到我的学校。学校是新盖的，有两座崭新的灰色楼房和一排排整齐宽敞的灰色平房，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院子西边是大操场和各种运动器械，东边是我们的园地，秋天开满了金黄色的向日葵。华北西苑小学，已取消了供给制，夏天我可以穿花布裙子，冬天我可以穿我自己选的花布做的棉袄，这种花棉袄我又穿到中学、大学，一直到社会上有了羽绒服才不穿了。但是过集体生活约束我们的纪律和张家口学校是一样的，几乎无处不在，在寄宿学校想享受到家的温暖那犹如冰遇火。
我升入五年级时我六岁的弟弟也成了我最低年级的同学。弟弟刚入学不久，就赶上北京市流感，学校取消星期六回家，星期六下午，我们习惯地都聚集在学校大门口，看看家里有没有人来接我们，实际学校早已通知了家长。忽然我听见一阵哭闹声，我看见正是我弟弟要往大门外边跑，他要回家，他的班主任一个非常严厉的小个子张老师追上了他，非常粗暴地训斥他，拉他拽他。弟弟倒在地上哭叫着打滚，我心里难过极了，我那时个子长得已比张老师高，我心里的本能是冲上去挡住张老师，对她说：“让我来告诉我弟弟这星期我们不能回家。”可是我要这样做也是“反对老师”，我也就犯了错误。我含着眼泪，继续看着张老师粗暴地对待弟弟，一直看到张老师制服了弟弟把他用劲拖走，弟弟还是一路哭嚎，一直到听不见声音。
多少年后我看到奥威尔写的《如此欢乐童年》，他描写他8岁进入圣塞浦里安寄宿学校的痛苦经历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才意识到我上一年级的弟弟大闹校门口是最勇敢的表现。
圣塞浦里安是20世纪初，英国一所昂贵的学校，奥威儿痛恨的校长和他的太太都是我们在狄更斯作品里十分熟悉的极其势力和恶毒的人物，但是我的小学校长、老师中没有这样的坏人，大多是和蔼可亲的。圣塞浦里安留给奥威尔的是鞭打、体罚和羞辱，是丑陋的校舍、大教室的霉味、澡堂里的浊水味和冰凉厕所的尿骚味。而我在学校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之好是一般小学的学生不仅没有见过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圣塞浦里安和我的寄宿学校的相似之处在于制度，它们都象一座军营，它们着重要培养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都要扼杀和压制儿童自由天性的发展，而且是从诚实情感的表达开始的，面对严格的集体生活的纪律，让儿童对自己真实的情感的流露，怀有一种恐惧和羞愧的犯罪感。反方向更助长了目中无人和冷漠的滋生。
在我五年级，弟弟刚入学的冬天，我爸爸因重病住院了，妈妈顾不上我们，我和弟弟因为没有新棉鞋，两个人脚都冻了。
新学期开学后，我见父亲的机会越来越少。5月之后，妈妈根本不让我们回家了，每个星期我都是和弟弟在学校里过的。7月到了，月初妈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和弟弟期终考试准备得怎么样。我急着问爸爸的病情，妈妈用很平静的口气对我说：『爸爸转院了，到很远的地方去疗养了。』我什么都明白了，眼泪涌出来了，滴在电话筒上，止都止不住。传达室的叔叔关心地听着我接电话，这时一个比我低一两年级，又白又胖的男孩跑到我对面学我哭，还向我大做鬼脸，他当时对我的伤害，和我心中想止也止不住的悲痛一样大。马上“高瑜爸爸死了”的消息传遍校园。老师、校医的眼神都对我和弟弟充满同情，在我最悲痛的时候，想到胖男孩对我做的鬼脸，我竟然能止住悲伤，改为愤怒了。多少年之后，当“太子党”这个词出现，我还能想起那个胖男孩的鬼脸。
▲争取自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历程
我争取人格独立的历史很早，是从抗拒住宿开始的。小学毕业我考上女二中，母亲又给我办好住宿手续，我大概只勉强住了一个月。我逃避了住宿，但逃避不了军营，中学、大学是更大的军营，学校的教育是灌输狼奶，还有比纪律更不容置疑的阶级立场，更毁灭性地消除着青年学生向理性和人格独立的方向发展。
当我走进更复杂的社会，我发现仍然是被军营管制的一份子，当“沉默是金”已变成整个社会的信条和智慧时。我们每个人已经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被塑造成熟了，我们不仅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且还是一个不懂得自由为何物的人。重新认识自由，那要经过一个脱胎换骨的历程。
1980 年，我调到刚恢复的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当记者，这是一个有着十分特殊性的宣传机构，对记者的要求是熟悉港台和海外的中文报纸，要摒弃新华体，要学会运用港台的文风和语言写作，要打进海外中间报进入右报（现在已经是占领了），但目的是要给中共政权“小骂大帮忙”。它和新华社一样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中共每一级的新闻看门人，都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当年的新闻检查官，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他们要求记者写作自觉掌握“度”。“度”就像戒尺，记者笔下流出的每一句话都要受到“度”的鞑伐，当我们诚惶诚恐把经过严格自审之后的稿件交上去，还要经受层层看门人一边又一边的删改，立场、观念、敏感性都成为扭曲新闻真实，泯灭记者良知的剪刀，《审查和自审》是最践踏人性的制度。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批判，《开拓》杂志被查封，我因写出一篇长篇报道，在海外形成刘宾雁旋风，批我发稿的中新社专稿部主任被撤职，我自己也成了“自由化分子”。 80年代中期，我还采访到北京一家几十万只鸡的鸡场发生鸡瘟，整个鸡场付之一炬，那实际是最早的禽流感，我把稿子送到北京市政府农业口送审，那位农委主任找不到事实的偏差，只是建议我不要发。但我人还没回中新社，阻止电话已打到总编室了，我一个星期的劳动白费，专稿部一个燕京毕业、当过二十年历史反革命的老编辑，气不过，把我这篇稿子装入信封，扔进发行科，结果不仅登在《镜报》上，也上了台湾联合报的头条，这件事惊动了中新社，上下查了遍，没有查出我的责任，算放了一马。1987年我采访了在北京医院长期住院的陆定一和他的亲属子女，写成两篇报道，一篇陆定一，一篇严慰冰，我先把严慰冰交到专稿部，整个中新社如临大敌，开动三级审查机器。严慰冰住了十二年秦城监狱，她因为不认罪，被上了六年背拷，六年没有洗澡，后来身上剥下一层壳。她的隔壁因认罪态度好，可享受一级待遇，吃肉包子喝鸡蛋汤，她是末级的末级，六年里看守都是把笸箩最底下的窝头渣连泥带土磕出一捧，倒在碗里，扔在地上，她侧躺着用嘴往肚子里卸。对这篇专访制订的审查原则是“不能见血”。从题目到内容，凡是见血处，意味着流血处，还有能闻到血腥处全被删除，就象在人体上剜了一个又一个的血窟窿。陆定一一篇，我直接打电话给徐四民先生，他让我到花园村华侨公寓找他的一位朋友，借传真机传给他，我来往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但我初尝了新闻自由的滋味。中国最高新闻出版审查机关要求新闻人，作家、文化人、出版人信奉一个不成文的金科玉律“新闻有自由，发表有纪律”，“写作有自由，出版有纪律”，最能解释中共违背宪法践踏人权的现实。
1988年10月，我终于下决心调离中新社，投奔租了一所农民小楼办《经济学周报》的何家栋先生去了。我为该报写的第一篇稿子专访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没有想到8个月后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作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报告里，把它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我因为六四遭受了入狱的惩罚。89“六四”运动之所以不朽，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摆脱恐惧，摆脱“沉默是金”的道德信条，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学生要求新闻自由，反对腐败的政治诉求的拥护和支持，对政府冷血的愤怒，波涛汹涌的情感表达的结果是遭到机枪坦克的铁血镇压，沉默的大多数又患上犬儒症。
今天的世界，互联网用户主导互联网的内容已经是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时代周刊、香港亚洲周刊都选网民为风云人物。我们中国作家、新闻人的责任是废除新闻出版的《审查和自审制度》，因为我们写作的权利，不是党权和政权赐予的，它属于天赋人权。公开地，诚实地表达我们的情感，是我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这第一步自章诒和先生始。
当我们每个使用笔和键盘的人都能站出来公开谴责最丑陋最践踏人性的《审查和自审制度》时，我们实际也在创造我们自身，我们会找回应该属于人的勇气和真诚，从而获得人性的解放和自由。
——读者推荐(2/25/2007 2:4)
生活在大陆极权专制制度下的每一个人都有情感被压抑的经历，我记忆的经历是从8岁开始的。
▲上小学三年级我不得不失去辫子，我开始学会了压抑情感
我8 岁是1952年，我被父母送到张家口干部子弟学校寄宿，这个学校集中了当年察哈尔省的的干部子女。校长、老师和管理生活的阿姨都是穿着同样的蓝制服的革命干部，我也过上供给制生活。学校给我发了件粗布的白衬衫，还有一套蓝色的列宁装。女孩和男孩的区别是两排扣，腰上束蓝色的布带。我被剪去从天津幼稚园时就留起的辫子。因为这个学校繁衍“革命虫”，很快我的头上就长了黑色的、身上长的是白色的，比黑色的还要大。我记得妈妈把我在学校穿的衣服全部煮过，往我头上浇过醋，浇过煤油，把我的头皮都烧烂了，总也剿灭不完。一次上课时，我竟然看见头发帘上爬动着一只黑虱子就把它活捉了，课堂上捉住虱子让我感到很害羞，尤其怕别的同学看见，因为大家都知道虱子是脏东西，谁公开捉到虱子经常受到讥笑：“你真脏啊”。这大概是我最早记忆的人的情感的虚伪。
三年级的下半学期，察哈尔省取消，父母带着弟弟全家都搬到北京了，我因为学校的原因，一个人被留在张家口，这样我就成了连星期天也不能回家享受自由的人。一次我生病了，发烧，不能上课，姚阿姨把好几个女生病号都调到我住的宿舍里，晚上姚阿姨带着我们班的尤小平给我们送来了一桶热呼呼，飘着鲜绿菠菜叶的面片汤，我们六、七个病号围着被子，坐在床上喝起来，好像在学校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饭，平时在饭厅是不准说话的，我们在宿舍吃饭又说又笑，阿姨给我们每个人往饭碗里添面片汤，我喝得满头大汗，一些没有生病的同学也分了些。第二天尤小平一脸严肃地来看我们病号，她就像掌握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她说：“姚阿姨说了，昨天喝一碗的是真有病，喝两碗的是有一点病，喝三碗的是装病。”我把头蒙在被子里，羞愧难当，因为我恰恰是喝了三碗的。在家里，生病的时候妈妈总是为我能多吃些东西而高兴，为我不吃饭、吃少饭而焦虑，从这件事之后，我对很想依赖的老师阿姨的信任失去很多，而且我学会了要压抑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喜欢的，高兴的都不能轻易流露。
▲弟弟也成了我的同学，我们失去了父亲
三年级一放暑假，我被送到了北京，我也有了新学校，是华北局所属的华北西苑小学，学校离家很远，在颐和园的南边，现在是中央党校的一部分。顺着颐和园的东墙，走到头，走过一条窄窄的柏油马路，就是一条乡村小土路，这条土路一直通到我的学校。学校是新盖的，有两座崭新的灰色楼房和一排排整齐宽敞的灰色平房，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院子西边是大操场和各种运动器械，东边是我们的园地，秋天开满了金黄色的向日葵。华北西苑小学，已取消了供给制，夏天我可以穿花布裙子，冬天我可以穿我自己选的花布做的棉袄，这种花棉袄我又穿到中学、大学，一直到社会上有了羽绒服才不穿了。但是过集体生活约束我们的纪律和张家口学校是一样的，几乎无处不在，在寄宿学校想享受到家的温暖那犹如冰遇火。
我升入五年级时我六岁的弟弟也成了我最低年级的同学。弟弟刚入学不久，就赶上北京市流感，学校取消星期六回家，星期六下午，我们习惯地都聚集在学校大门口，看看家里有没有人来接我们，实际学校早已通知了家长。忽然我听见一阵哭闹声，我看见正是我弟弟要往大门外边跑，他要回家，他的班主任一个非常严厉的小个子张老师追上了他，非常粗暴地训斥他，拉他拽他。弟弟倒在地上哭叫着打滚，我心里难过极了，我那时个子长得已比张老师高，我心里的本能是冲上去挡住张老师，对她说：“让我来告诉我弟弟这星期我们不能回家。”可是我要这样做也是“反对老师”，我也就犯了错误。我含着眼泪，继续看着张老师粗暴地对待弟弟，一直看到张老师制服了弟弟把他用劲拖走，弟弟还是一路哭嚎，一直到听不见声音。
多少年后我看到奥威尔写的《如此欢乐童年》，他描写他8岁进入圣塞浦里安寄宿学校的痛苦经历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才意识到我上一年级的弟弟大闹校门口是最勇敢的表现。
圣塞浦里安是20世纪初，英国一所昂贵的学校，奥威儿痛恨的校长和他的太太都是我们在狄更斯作品里十分熟悉的极其势力和恶毒的人物，但是我的小学校长、老师中没有这样的坏人，大多是和蔼可亲的。圣塞浦里安留给奥威尔的是鞭打、体罚和羞辱，是丑陋的校舍、大教室的霉味、澡堂里的浊水味和冰凉厕所的尿骚味。而我在学校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之好是一般小学的学生不仅没有见过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圣塞浦里安和我的寄宿学校的相似之处在于制度，它们都象一座军营，它们着重要培养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都要扼杀和压制儿童自由天性的发展，而且是从诚实情感的表达开始的，面对严格的集体生活的纪律，让儿童对自己真实的情感的流露，怀有一种恐惧和羞愧的犯罪感。反方向更助长了目中无人和冷漠的滋生。
在我五年级，弟弟刚入学的冬天，我爸爸因重病住院了，妈妈顾不上我们，我和弟弟因为没有新棉鞋，两个人脚都冻了。
新学期开学后，我见父亲的机会越来越少。5月之后，妈妈根本不让我们回家了，每个星期我都是和弟弟在学校里过的。7月到了，月初妈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和弟弟期终考试准备得怎么样。我急着问爸爸的病情，妈妈用很平静的口气对我说：『爸爸转院了，到很远的地方去疗养了。』我什么都明白了，眼泪涌出来了，滴在电话筒上，止都止不住。传达室的叔叔关心地听着我接电话，这时一个比我低一两年级，又白又胖的男孩跑到我对面学我哭，还向我大做鬼脸，他当时对我的伤害，和我心中想止也止不住的悲痛一样大。马上“高瑜爸爸死了”的消息传遍校园。老师、校医的眼神都对我和弟弟充满同情，在我最悲痛的时候，想到胖男孩对我做的鬼脸，我竟然能止住悲伤，改为愤怒了。多少年之后，当“太子党”这个词出现，我还能想起那个胖男孩的鬼脸。
▲争取自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历程
我争取人格独立的历史很早，是从抗拒住宿开始的。小学毕业我考上女二中，母亲又给我办好住宿手续，我大概只勉强住了一个月。我逃避了住宿，但逃避不了军营，中学、大学是更大的军营，学校的教育是灌输狼奶，还有比纪律更不容置疑的阶级立场，更毁灭性地消除着青年学生向理性和人格独立的方向发展。
当我走进更复杂的社会，我发现仍然是被军营管制的一份子，当“沉默是金”已变成整个社会的信条和智慧时。我们每个人已经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被塑造成熟了，我们不仅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且还是一个不懂得自由为何物的人。重新认识自由，那要经过一个脱胎换骨的历程。
1980 年，我调到刚恢复的中国新闻社专稿部当记者，这是一个有着十分特殊性的宣传机构，对记者的要求是熟悉港台和海外的中文报纸，要摒弃新华体，要学会运用港台的文风和语言写作，要打进海外中间报进入右报（现在已经是占领了），但目的是要给中共政权“小骂大帮忙”。它和新华社一样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中共每一级的新闻看门人，都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当年的新闻检查官，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他们要求记者写作自觉掌握“度”。“度”就像戒尺，记者笔下流出的每一句话都要受到“度”的鞑伐，当我们诚惶诚恐把经过严格自审之后的稿件交上去，还要经受层层看门人一边又一边的删改，立场、观念、敏感性都成为扭曲新闻真实，泯灭记者良知的剪刀，《审查和自审》是最践踏人性的制度。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批判，《开拓》杂志被查封，我因写出一篇长篇报道，在海外形成刘宾雁旋风，批我发稿的中新社专稿部主任被撤职，我自己也成了“自由化分子”。 80年代中期，我还采访到北京一家几十万只鸡的鸡场发生鸡瘟，整个鸡场付之一炬，那实际是最早的禽流感，我把稿子送到北京市政府农业口送审，那位农委主任找不到事实的偏差，只是建议我不要发。但我人还没回中新社，阻止电话已打到总编室了，我一个星期的劳动白费，专稿部一个燕京毕业、当过二十年历史反革命的老编辑，气不过，把我这篇稿子装入信封，扔进发行科，结果不仅登在《镜报》上，也上了台湾联合报的头条，这件事惊动了中新社，上下查了遍，没有查出我的责任，算放了一马。1987年我采访了在北京医院长期住院的陆定一和他的亲属子女，写成两篇报道，一篇陆定一，一篇严慰冰，我先把严慰冰交到专稿部，整个中新社如临大敌，开动三级审查机器。严慰冰住了十二年秦城监狱，她因为不认罪，被上了六年背拷，六年没有洗澡，后来身上剥下一层壳。她的隔壁因认罪态度好，可享受一级待遇，吃肉包子喝鸡蛋汤，她是末级的末级，六年里看守都是把笸箩最底下的窝头渣连泥带土磕出一捧，倒在碗里，扔在地上，她侧躺着用嘴往肚子里卸。对这篇专访制订的审查原则是“不能见血”。从题目到内容，凡是见血处，意味着流血处，还有能闻到血腥处全被删除，就象在人体上剜了一个又一个的血窟窿。陆定一一篇，我直接打电话给徐四民先生，他让我到花园村华侨公寓找他的一位朋友，借传真机传给他，我来往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但我初尝了新闻自由的滋味。中国最高新闻出版审查机关要求新闻人，作家、文化人、出版人信奉一个不成文的金科玉律“新闻有自由，发表有纪律”，“写作有自由，出版有纪律”，最能解释中共违背宪法践踏人权的现实。
1988年10月，我终于下决心调离中新社，投奔租了一所农民小楼办《经济学周报》的何家栋先生去了。我为该报写的第一篇稿子专访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没有想到8个月后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作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报告里，把它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我因为六四遭受了入狱的惩罚。89“六四”运动之所以不朽，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摆脱恐惧，摆脱“沉默是金”的道德信条，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学生要求新闻自由，反对腐败的政治诉求的拥护和支持，对政府冷血的愤怒，波涛汹涌的情感表达的结果是遭到机枪坦克的铁血镇压，沉默的大多数又患上犬儒症。
今天的世界，互联网用户主导互联网的内容已经是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时代周刊、香港亚洲周刊都选网民为风云人物。我们中国作家、新闻人的责任是废除新闻出版的《审查和自审制度》，因为我们写作的权利，不是党权和政权赐予的，它属于天赋人权。公开地，诚实地表达我们的情感，是我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这第一步自章诒和先生始。
当我们每个使用笔和键盘的人都能站出来公开谴责最丑陋最践踏人性的《审查和自审制度》时，我们实际也在创造我们自身，我们会找回应该属于人的勇气和真诚，从而获得人性的解放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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