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國際筆會亞太地區作家會議上的發言
生活在大陸極權專制制度下的每一個人都有情感被壓抑的經歷，我記憶的經歷是從8歲開始的。
▲上小學三年級我不得不失去辮子，我開始學會了壓抑情感
我8 歲是1952年，我被父母送到張家口乾部子弟學校寄宿，這個學校集中了當年察哈爾省的的幹部子女。校長、老師和管理生活的阿姨都是穿著同樣的藍制服的革命幹部，我也過上供給制生活。學校給我發了件粗布的白襯衫，還有一套藍色的列寧裝。女孩和男孩的區別是兩排扣，腰上束藍色的布帶。我被剪去從天津幼稚園時就留起的辮子。因為這個學校繁衍「革命蟲」，很快我的頭上就長了黑色的、身上長的是白色的，比黑色的還要大。我記得媽媽把我在學校穿的衣服全部煮過，往我頭上澆過醋，澆過煤油，把我的頭皮都燒爛了，總也剿滅不完。一次上課時，我竟然看見頭髮帘上爬動著一隻黑虱子就把它活捉了，課堂上捉住虱子讓我感到很害羞，尤其怕別的同學看見，因為大家都知道虱子是髒東西，誰公開捉到虱子經常受到譏笑：「你真髒啊」。這大概是我最早記憶的人的情感的虛偽。
三年級的下半學期，察哈爾省取消，父母帶著弟弟全家都搬到北京了，我因為學校的原因，一個人被留在張家口，這樣我就成了連星期天也不能回家享受自由的人。一次我生病了，發燒，不能上課，姚阿姨把好幾個女生病號都調到我住的宿舍裡，晚上姚阿姨帶著我們班的尤小平給我們送來了一桶熱呼呼，飄著鮮綠菠菜葉的面片湯，我們六、七個病號圍著被子，坐在床上喝起來，好像在學校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飯，平時在飯廳是不准說話的，我們在宿舍吃飯又說又笑，阿姨給我們每個人往飯碗裡添面片湯，我喝得滿頭大汗，一些沒有生病的同學也分了些。第二天尤小平一臉嚴肅地來看我們病號，她就像掌握了什麼重大的事情，她說：「姚阿姨說了，昨天喝一碗的是真有病，喝兩碗的是有一點病，喝三碗的是裝病。」我把頭蒙在被子裡，羞愧難當，因為我恰恰是喝了三碗的。在家裡，生病的時候媽媽總是為我能多吃些東西而高興，為我不吃飯、吃少飯而焦慮，從這件事之後，我對很想依賴的老師阿姨的信任失去很多，而且我學會了要壓抑自己的真實的感情，喜歡的，高興的都不能輕易流露。
▲弟弟也成了我的同學，我們失去了父親
三年級一放暑假，我被送到了北京，我也有了新學校，是華北局所屬的華北西苑小學，學校離家很遠，在頤和園的南邊，現在是中央黨校的一部分。順著頤和園的東牆，走到頭，走過一條窄窄的柏油馬路，就是一條鄉村小土路，這條土路一直通到我的學校。學校是新蓋的，有兩座嶄新的灰色樓房和一排排整齊寬敞的灰色平房，還有一個非常大的院子，院子西邊是大操場和各種運動器械，東邊是我們的園地，秋天開滿了金黃色的向日葵。華北西苑小學，已取消了供給制，夏天我可以穿花布裙子，冬天我可以穿我自己選的花布做的棉襖，這種花棉襖我又穿到中學、大學，一直到社會上有了羽絨服才不穿了。但是過集體生活約束我們的紀律和張家口學校是一樣的，幾乎無處不在，在寄宿學校想享受到家的溫暖那猶如冰遇火。
我升入五年級時我六歲的弟弟也成了我最低年級的同學。弟弟剛入學不久，就趕上北京市流感，學校取消星期六回家，星期六下午，我們習慣地都聚集在學校大門口，看看家裡有沒有人來接我們，實際學校早已通知了家長。忽然我聽見一陣哭鬧聲，我看見正是我弟弟要往大門外邊跑，他要回家，他的班主任一個非常嚴厲的小個子張老師追上了他，非常粗暴地訓斥他，拉他拽他。弟弟倒在地上哭叫著打滾，我心裏難過極了，我那時個子長得已比張老師高，我心裏的本能是衝上去擋住張老師，對她說：「讓我來告訴我弟弟這星期我們不能回家。」可是我要這樣做也是「反對老師」，我也就犯了錯誤。我含著眼淚，繼續看著張老師粗暴地對待弟弟，一直看到張老師制服了弟弟把他用勁拖走，弟弟還是一路哭嚎，一直到聽不見聲音。
多少年後我看到奧威爾寫的《如此歡樂童年》，他描寫他8歲進入聖塞浦裡安寄宿學校的痛苦經歷引起我強烈的共鳴。我才意識到我上一年級的弟弟大鬧校門口是最勇敢的表現。
聖塞浦裡安是20世紀初，英國一所昂貴的學校，奧威兒痛恨的校長和他的太太都是我們在狄更斯作品裡十分熟悉的極其勢力和惡毒的人物，但是我的小學校長、老師中沒有這樣的壞人，大多是和藹可親的。聖塞浦裡安留給奧威爾的是鞭打、體罰和羞辱，是醜陋的校舍、大教室的霉味、澡堂裡的濁水味和冰涼廁所的尿騷味。而我在學校裡的生活和學習條件之好是一般小學的學生不僅沒有見過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的。聖塞浦裡安和我的寄宿學校的相似之處在於制度，它們都像一座軍營，它們著重要培養兒童獨立生活的能力，都要扼殺和壓制兒童自由天性的發展，而且是從誠實情感的表達開始的，面對嚴格的集體生活的紀律，讓兒童對自己真實的情感的流露，懷有一種恐懼和羞愧的犯罪感。反方向更助長了目中無人和冷漠的滋生。
在我五年級，弟弟剛入學的冬天，我爸爸因重病住院了，媽媽顧不上我們，我和弟弟因為沒有新棉鞋，兩個人腳都凍了。
新學期開學後，我見父親的機會越來越少。5月之後，媽媽根本不讓我們回家了，每個星期我都是和弟弟在學校裡過的。7月到了，月初媽媽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問我和弟弟期終考試準備得怎麼樣。我急著問爸爸的病情，媽媽用很平靜的口氣對我說：『爸爸轉院了，到很遠的地方去療養了。』我什麼都明白了，眼淚湧出來了，滴在電話筒上，止都止不住。傳達室的叔叔關心地聽著我接電話，這時一個比我低一兩年級，又白又胖的男孩跑到我對面學我哭，還向我大做鬼臉，他當時對我的傷害，和我心中想止也止不住的悲痛一樣大。馬上「高瑜爸爸死了」的消息傳遍校園。老師、校醫的眼神都對我和弟弟充滿同情，在我最悲痛的時候，想到胖男孩對我做的鬼臉，我竟然能止住悲傷，改為憤怒了。多少年之後，當「太子黨」這個詞出現，我還能想起那個胖男孩的鬼臉。
▲爭取自由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歷程
我爭取人格獨立的歷史很早，是從抗拒住宿開始的。小學畢業我考上女二中，母親又給我辦好住宿手續，我大概只勉強住了一個月。我逃避了住宿，但逃避不了軍營，中學、大學是更大的軍營，學校的教育是灌輸狼奶，還有比紀律更不容置疑的階級立場，更毀滅性地消除著青年學生向理性和人格獨立的方向發展。
當我走進更複雜的社會，我發現仍然是被軍營管制的一份子，當「沉默是金」已變成整個社會的信條和智慧時。我們每個人已經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被塑造成熟了，我們不僅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而且還是一個不懂得自由為何物的人。重新認識自由，那要經過一個脫胎換骨的歷程。
1980 年，我調到剛恢復的中國新聞社專稿部當記者，這是一個有著十分特殊性的宣傳機構，對記者的要求是熟悉港臺和海外的中文報紙，要摒棄新華體，要學會運用港臺的文風和語言寫作，要打進海外中間報進入右報（現在已經是佔領了），但目的是要給中共政權「小罵大幫忙」。它和新華社一樣實行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中共每一級的新聞看門人，都遠遠超過了普魯士當年的新聞檢查官，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他們要求記者寫作自覺掌握「度」。「度」就像戒尺，記者筆下流出的每一句話都要受到「度」的撻伐，當我們誠惶誠恐把經過嚴格自審之後的稿件交上去，還要經受層層看門人一邊又一邊的刪改，立場、觀念、敏感性都成為扭曲新聞真實，泯滅記者良知的剪刀，《審查和自審》是最踐踏人性的制度。
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被批判，《開拓》雜誌被查封，我因寫出一篇長篇報導，在海外形成劉賓雁旋風，批我發稿的中新社專稿部主任被撤職，我自己也成了「自由化分子」。 80年代中期，我還採訪到北京一家幾十萬隻雞的雞場發生雞瘟，整個雞場付之一炬，那實際是最早的禽流感，我把稿子送到北京市政府農業口送審，那位農委主任找不到事實的偏差，只是建議我不要發。但我人還沒回中新社，阻止電話已打到總編室了，我一個星期的勞動白費，專稿部一個燕京畢業、當過二十年歷史反革命的老編輯，氣不過，把我這篇稿子裝入信封，扔進發行科，結果不僅登在《鏡報》上，也上了臺灣聯合報的頭條，這件事驚動了中新社，上下查了遍，沒有查出我的責任，算放了一馬。1987年我採訪了在北京醫院長期住院的陸定一和他的親屬子女，寫成兩篇報導，一篇陸定一，一篇嚴慰冰，我先把嚴慰冰交到專稿部，整個中新社如臨大敵，開動三級審查機器。嚴慰冰住了十二年秦城監獄，她因為不認罪，被上了六年背拷，六年沒有洗澡，後來身上剝下一層殼。她的隔壁因認罪態度好，可享受一級待遇，吃肉包子喝雞蛋湯，她是末級的末級，六年裡看守都是把笸籮最底下的窩頭渣連泥帶土磕出一捧，倒在碗裡，扔在地上，她側躺著用嘴往肚子裡卸。對這篇專訪制訂的審查原則是「不能見血」。從題目到內容，凡是見血處，意味著流血處，還有能聞到血腥處全被刪除，就像在人體上剜了一個又一個的血窟窿。陸定一一篇，我直接打電話給徐四民先生，他讓我到花園村華僑公寓找他的一位朋友，借傳真機傳給他，我來往花費一個上午的時間，但我初嘗了新聞自由的滋味。中國最高新聞出版審查機關要求新聞人，作家、文化人、出版人信奉一個不成文的金科玉律「新聞有自由，發表有紀律」，「寫作有自由，出版有紀律」，最能解釋中共違背憲法踐踏人權的現實。
1988年10月，我終於下決心調離中新社，投奔租了一所農民小樓辦《經濟學週報》的何家棟先生去了。我為該報寫的第一篇稿子專訪嚴家其，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沒有想到8個月後陳希同向人大常委會作的那個臭名昭著的報告裡，把它定為「動亂暴亂政治綱領」。
我因為六四遭受了入獄的懲罰。89「六四」運動之所以不朽，我認為是中國人民包括廣大知識份子擺脫恐懼，擺脫「沉默是金」的道德信條，第一次公開表達對學生要求新聞自由，反對腐敗的政治訴求的擁護和支持，對政府冷血的憤怒，波濤洶湧的情感表達的結果是遭到機槍坦克的鐵血鎮壓，沉默的大多數又患上犬儒症。
今天的世界，網際網路用戶主導網際網路的內容已經是網際網路發展的大趨勢，美國時代週刊、香港亞洲週刊都選網民為風雲人物。我們中國作家、新聞人的責任是廢除新聞出版的《審查和自審制度》，因為我們寫作的權利，不是黨權和政權賜予的，它屬於天賦人權。公開地，誠實地表達我們的情感，是我們需要邁出的第一步，這第一步自章詒和先生始。
當我們每個使用筆和鍵盤的人都能站出來公開譴責最醜陋最踐踏人性的《審查和自審制度》時，我們實際也在創造我們自身，我們會找回應該屬於人的勇氣和真誠，從而獲得人性的解放和自由。
——讀者推薦(2/25/2007 2:4)
生活在大陸極權專制制度下的每一個人都有情感被壓抑的經歷，我記憶的經歷是從8歲開始的。
▲上小學三年級我不得不失去辮子，我開始學會了壓抑情感
我8 歲是1952年，我被父母送到張家口乾部子弟學校寄宿，這個學校集中了當年察哈爾省的的幹部子女。校長、老師和管理生活的阿姨都是穿著同樣的藍制服的革命幹部，我也過上供給制生活。學校給我發了件粗布的白襯衫，還有一套藍色的列寧裝。女孩和男孩的區別是兩排扣，腰上束藍色的布帶。我被剪去從天津幼稚園時就留起的辮子。因為這個學校繁衍「革命蟲」，很快我的頭上就長了黑色的、身上長的是白色的，比黑色的還要大。我記得媽媽把我在學校穿的衣服全部煮過，往我頭上澆過醋，澆過煤油，把我的頭皮都燒爛了，總也剿滅不完。一次上課時，我竟然看見頭髮帘上爬動著一隻黑虱子就把它活捉了，課堂上捉住虱子讓我感到很害羞，尤其怕別的同學看見，因為大家都知道虱子是髒東西，誰公開捉到虱子經常受到譏笑：「你真髒啊」。這大概是我最早記憶的人的情感的虛偽。
三年級的下半學期，察哈爾省取消，父母帶著弟弟全家都搬到北京了，我因為學校的原因，一個人被留在張家口，這樣我就成了連星期天也不能回家享受自由的人。一次我生病了，發燒，不能上課，姚阿姨把好幾個女生病號都調到我住的宿舍裡，晚上姚阿姨帶著我們班的尤小平給我們送來了一桶熱呼呼，飄著鮮綠菠菜葉的面片湯，我們六、七個病號圍著被子，坐在床上喝起來，好像在學校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飯，平時在飯廳是不准說話的，我們在宿舍吃飯又說又笑，阿姨給我們每個人往飯碗裡添面片湯，我喝得滿頭大汗，一些沒有生病的同學也分了些。第二天尤小平一臉嚴肅地來看我們病號，她就像掌握了什麼重大的事情，她說：「姚阿姨說了，昨天喝一碗的是真有病，喝兩碗的是有一點病，喝三碗的是裝病。」我把頭蒙在被子裡，羞愧難當，因為我恰恰是喝了三碗的。在家裡，生病的時候媽媽總是為我能多吃些東西而高興，為我不吃飯、吃少飯而焦慮，從這件事之後，我對很想依賴的老師阿姨的信任失去很多，而且我學會了要壓抑自己的真實的感情，喜歡的，高興的都不能輕易流露。
▲弟弟也成了我的同學，我們失去了父親
三年級一放暑假，我被送到了北京，我也有了新學校，是華北局所屬的華北西苑小學，學校離家很遠，在頤和園的南邊，現在是中央黨校的一部分。順著頤和園的東牆，走到頭，走過一條窄窄的柏油馬路，就是一條鄉村小土路，這條土路一直通到我的學校。學校是新蓋的，有兩座嶄新的灰色樓房和一排排整齊寬敞的灰色平房，還有一個非常大的院子，院子西邊是大操場和各種運動器械，東邊是我們的園地，秋天開滿了金黃色的向日葵。華北西苑小學，已取消了供給制，夏天我可以穿花布裙子，冬天我可以穿我自己選的花布做的棉襖，這種花棉襖我又穿到中學、大學，一直到社會上有了羽絨服才不穿了。但是過集體生活約束我們的紀律和張家口學校是一樣的，幾乎無處不在，在寄宿學校想享受到家的溫暖那猶如冰遇火。
我升入五年級時我六歲的弟弟也成了我最低年級的同學。弟弟剛入學不久，就趕上北京市流感，學校取消星期六回家，星期六下午，我們習慣地都聚集在學校大門口，看看家裡有沒有人來接我們，實際學校早已通知了家長。忽然我聽見一陣哭鬧聲，我看見正是我弟弟要往大門外邊跑，他要回家，他的班主任一個非常嚴厲的小個子張老師追上了他，非常粗暴地訓斥他，拉他拽他。弟弟倒在地上哭叫著打滾，我心裏難過極了，我那時個子長得已比張老師高，我心裏的本能是衝上去擋住張老師，對她說：「讓我來告訴我弟弟這星期我們不能回家。」可是我要這樣做也是「反對老師」，我也就犯了錯誤。我含著眼淚，繼續看著張老師粗暴地對待弟弟，一直看到張老師制服了弟弟把他用勁拖走，弟弟還是一路哭嚎，一直到聽不見聲音。
多少年後我看到奧威爾寫的《如此歡樂童年》，他描寫他8歲進入聖塞浦裡安寄宿學校的痛苦經歷引起我強烈的共鳴。我才意識到我上一年級的弟弟大鬧校門口是最勇敢的表現。
聖塞浦裡安是20世紀初，英國一所昂貴的學校，奧威兒痛恨的校長和他的太太都是我們在狄更斯作品裡十分熟悉的極其勢力和惡毒的人物，但是我的小學校長、老師中沒有這樣的壞人，大多是和藹可親的。聖塞浦裡安留給奧威爾的是鞭打、體罰和羞辱，是醜陋的校舍、大教室的霉味、澡堂裡的濁水味和冰涼廁所的尿騷味。而我在學校裡的生活和學習條件之好是一般小學的學生不僅沒有見過連想像都想像不出來的。聖塞浦裡安和我的寄宿學校的相似之處在於制度，它們都像一座軍營，它們著重要培養兒童獨立生活的能力，都要扼殺和壓制兒童自由天性的發展，而且是從誠實情感的表達開始的，面對嚴格的集體生活的紀律，讓兒童對自己真實的情感的流露，懷有一種恐懼和羞愧的犯罪感。反方向更助長了目中無人和冷漠的滋生。
在我五年級，弟弟剛入學的冬天，我爸爸因重病住院了，媽媽顧不上我們，我和弟弟因為沒有新棉鞋，兩個人腳都凍了。
新學期開學後，我見父親的機會越來越少。5月之後，媽媽根本不讓我們回家了，每個星期我都是和弟弟在學校裡過的。7月到了，月初媽媽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問我和弟弟期終考試準備得怎麼樣。我急著問爸爸的病情，媽媽用很平靜的口氣對我說：『爸爸轉院了，到很遠的地方去療養了。』我什麼都明白了，眼淚湧出來了，滴在電話筒上，止都止不住。傳達室的叔叔關心地聽著我接電話，這時一個比我低一兩年級，又白又胖的男孩跑到我對面學我哭，還向我大做鬼臉，他當時對我的傷害，和我心中想止也止不住的悲痛一樣大。馬上「高瑜爸爸死了」的消息傳遍校園。老師、校醫的眼神都對我和弟弟充滿同情，在我最悲痛的時候，想到胖男孩對我做的鬼臉，我竟然能止住悲傷，改為憤怒了。多少年之後，當「太子黨」這個詞出現，我還能想起那個胖男孩的鬼臉。
▲爭取自由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歷程
我爭取人格獨立的歷史很早，是從抗拒住宿開始的。小學畢業我考上女二中，母親又給我辦好住宿手續，我大概只勉強住了一個月。我逃避了住宿，但逃避不了軍營，中學、大學是更大的軍營，學校的教育是灌輸狼奶，還有比紀律更不容置疑的階級立場，更毀滅性地消除著青年學生向理性和人格獨立的方向發展。
當我走進更複雜的社會，我發現仍然是被軍營管制的一份子，當「沉默是金」已變成整個社會的信條和智慧時。我們每個人已經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被塑造成熟了，我們不僅喪失了獨立的人格而且還是一個不懂得自由為何物的人。重新認識自由，那要經過一個脫胎換骨的歷程。
1980 年，我調到剛恢復的中國新聞社專稿部當記者，這是一個有著十分特殊性的宣傳機構，對記者的要求是熟悉港臺和海外的中文報紙，要摒棄新華體，要學會運用港臺的文風和語言寫作，要打進海外中間報進入右報（現在已經是佔領了），但目的是要給中共政權「小罵大幫忙」。它和新華社一樣實行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中共每一級的新聞看門人，都遠遠超過了普魯士當年的新聞檢查官，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他們要求記者寫作自覺掌握「度」。「度」就像戒尺，記者筆下流出的每一句話都要受到「度」的撻伐，當我們誠惶誠恐把經過嚴格自審之後的稿件交上去，還要經受層層看門人一邊又一邊的刪改，立場、觀念、敏感性都成為扭曲新聞真實，泯滅記者良知的剪刀，《審查和自審》是最踐踏人性的制度。
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被批判，《開拓》雜誌被查封，我因寫出一篇長篇報導，在海外形成劉賓雁旋風，批我發稿的中新社專稿部主任被撤職，我自己也成了「自由化分子」。 80年代中期，我還採訪到北京一家幾十萬隻雞的雞場發生雞瘟，整個雞場付之一炬，那實際是最早的禽流感，我把稿子送到北京市政府農業口送審，那位農委主任找不到事實的偏差，只是建議我不要發。但我人還沒回中新社，阻止電話已打到總編室了，我一個星期的勞動白費，專稿部一個燕京畢業、當過二十年歷史反革命的老編輯，氣不過，把我這篇稿子裝入信封，扔進發行科，結果不僅登在《鏡報》上，也上了臺灣聯合報的頭條，這件事驚動了中新社，上下查了遍，沒有查出我的責任，算放了一馬。1987年我採訪了在北京醫院長期住院的陸定一和他的親屬子女，寫成兩篇報導，一篇陸定一，一篇嚴慰冰，我先把嚴慰冰交到專稿部，整個中新社如臨大敵，開動三級審查機器。嚴慰冰住了十二年秦城監獄，她因為不認罪，被上了六年背拷，六年沒有洗澡，後來身上剝下一層殼。她的隔壁因認罪態度好，可享受一級待遇，吃肉包子喝雞蛋湯，她是末級的末級，六年裡看守都是把笸籮最底下的窩頭渣連泥帶土磕出一捧，倒在碗裡，扔在地上，她側躺著用嘴往肚子裡卸。對這篇專訪制訂的審查原則是「不能見血」。從題目到內容，凡是見血處，意味著流血處，還有能聞到血腥處全被刪除，就像在人體上剜了一個又一個的血窟窿。陸定一一篇，我直接打電話給徐四民先生，他讓我到花園村華僑公寓找他的一位朋友，借傳真機傳給他，我來往花費一個上午的時間，但我初嘗了新聞自由的滋味。中國最高新聞出版審查機關要求新聞人，作家、文化人、出版人信奉一個不成文的金科玉律「新聞有自由，發表有紀律」，「寫作有自由，出版有紀律」，最能解釋中共違背憲法踐踏人權的現實。
1988年10月，我終於下決心調離中新社，投奔租了一所農民小樓辦《經濟學週報》的何家棟先生去了。我為該報寫的第一篇稿子專訪嚴家其，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沒有想到8個月後陳希同向人大常委會作的那個臭名昭著的報告裡，把它定為「動亂暴亂政治綱領」。
我因為六四遭受了入獄的懲罰。89「六四」運動之所以不朽，我認為是中國人民包括廣大知識份子擺脫恐懼，擺脫「沉默是金」的道德信條，第一次公開表達對學生要求新聞自由，反對腐敗的政治訴求的擁護和支持，對政府冷血的憤怒，波濤洶湧的情感表達的結果是遭到機槍坦克的鐵血鎮壓，沉默的大多數又患上犬儒症。
今天的世界，網際網路用戶主導網際網路的內容已經是網際網路發展的大趨勢，美國時代週刊、香港亞洲週刊都選網民為風雲人物。我們中國作家、新聞人的責任是廢除新聞出版的《審查和自審制度》，因為我們寫作的權利，不是黨權和政權賜予的，它屬於天賦人權。公開地，誠實地表達我們的情感，是我們需要邁出的第一步，這第一步自章詒和先生始。
當我們每個使用筆和鍵盤的人都能站出來公開譴責最醜陋最踐踏人性的《審查和自審制度》時，我們實際也在創造我們自身，我們會找回應該屬於人的勇氣和真誠，從而獲得人性的解放和自由。
——讀者推薦(2/25/200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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