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国养不起作家很悲哀

最近，作家沿街乞讨，作家被富婆包养之类的新闻不时出现。这些新闻，当然不乏炒作之嫌；不过，也暴露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作家离开了国家的支持后，还能靠谁？

首先我要说，作家被富婆包养固然有些斯文扫地，但被国家“包养”也未必光彩。其他行业的人都能自立于世，为什么作家不能？看看文学发达的国家，不论是历史还是现今，作家基本上是自立的。支持他们的，主要是两类人：大众和小众。

先说大众。大众构成一个庞大的市场，能够养活许多作家。我劝大家还是放下架子，不要不屑于为市场写作。莎士比亚不就是为市场写作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也是为市场写作吗？夏目漱石不也是靠给报纸写小说为生吗？鲁迅难道不靠稿费过日子吗？在市场里自然泥沙俱下。但是，没有市场，上述这些文豪是否能这么闪亮还很难说。

不管作家是要饭也好，被包养也好，国家都不应该管。管了他们，就要对其他要饭的和被包养的人都进行接济，否则就不公平了。再说，中国虽然公众读书率较低，但毕竟是个十三亿人的大市场。作家怎么会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吃不饱呢？所以，国家应该逐步撤消对作家的所有资助，把供养作家的钱用在保护作家的著作权上来，保证他们的书出版后，书商和出版社不瞒印数，世上没有盗版。这样，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能打动人心，就应该有饭吃。

国家不能充分保护著作权，不仅作家吃不饱饭，许多有才能的人也会放弃写作，我们的文化就丧失了许多财富。人都要吃饭，都想过好日子的。莎士比亚要知道写剧本无法为生，也许就不写了。一个作家一年写一本书，印四五万本，挣十几万，日子不算富有，但也绝不困顿。问题是，目前除了几个能以天价拍卖书稿的明星，谁能保证自己的书印了四五万就能拿到实实在在的版税？能印四五万这个档次的作家，是最容易让人家占便宜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曝光度，对出版商的监督还不到位，又有些油水可赚。而在这些作家中，也是最容易出精品的。

比如，一个作家的书每年能卖一万本，他能每年如期如实地拿到加印的版税吗？我们的销售制度和著作权的执行依然存在漏洞。当作家的心里没底，自然也就不当了。其实，保证一年重印几千或一万本的书的著作权，就是鼓励人们写有长久影响的扎实著作，而不是媚世炒作，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这样才有文化底蕴。

当然，不是所有作家都可以被这种大众市场支持。有些人的作品，读者圈很小，但很有价值。这些作家，就要靠所谓小众来支持。所谓小众，就是精英阶层的小圈子。看看前近代欧洲文艺的发达，从米开朗琪罗、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等，都得到了精英阶层小圈子的资助，否则很难存活。到了现代社会，这套小众资助高层文化的模式更加理性化制度化：由富人捐钱建立基金，再由专家评选谁接受资助。财富支持了文化，但财富的权力却不僭越文化的权力。

中国目前早已经有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富人阶层。这些人附庸风雅的也不少，为什么不能支持一些孤独却高品位的作家呢？这里就有个文化贵族和暴发户的区别。欧洲的贵族文化中有一个时尚：你的社会地位和成就，不仅取决于财富，更取决于你的文化品位和表现。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表现得特别充分。各个城市的富商豪族，拼命吸引文化明星的服务，并待之以厚礼。这才造就了一代有高度自信的文化人。在后来的欧洲，有钱有势的贵族们对待莫扎特、贝多芬等等也舍得给钱，但没有听说“包养”。他们的态度，和追星族更接近。

“富婆”接济一个落魄作家，本是件很美好的事情。柴可夫斯基和梅厄夫人之间的浪漫传奇，已经成为艺术史上的美谈。可是在我们这里，鲜花似乎一定要插到牛粪上才能长。人有了钱，可以资助些有出息的作家。怎么一听到人家要求被“包养”才拿出钱来？有自己的艺术判断没有？湖南诗人黄辉和重庆富婆红艳的关系，我看两头都有炒作之嫌。这种炒作，不过是反映了我们一些人的社会心理：有钱人和文学艺术家的关系，只有“包养”才算过瘾，即所谓“倡优蓄之”，赤裸裸地占有。一句话，中国的某些富人还是个暴发户。在我们这个社会，文化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超过财富的价值。

大众和小众，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根本。在一个创新社会中，国家必须保证创新者的权益。具体到作家上，就是保护他们的著作权。这是国家对作家最重要的义务。而中国的富裕阶层，也应该早早脱离暴发户的铜臭气，寻求自己的文化品位。这是他们对文化的基本义务。国家和富人尽了他们的义务，优秀的作家才能有更多的生长空间。新作协主席铁凝说，一个大国养不起作家很悲哀。在我看来，作家守着这么一个大国养不活自己，要靠纳税人的钱来供养，这才是真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