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硅谷女海龟回流的经历

与雪相识在网上，那些年她在网上很有名，可以这么说吧，早年在北美各网站玩的网友，大都知道SNOW。

真正与雪熟稔起来，是四年前的一次度假。雪那时居住在硅谷，在一间很着名的公司担任采购主管，年薪近十万，一位相当成功的职业女性。那天晚上我约了几个网友聚会，雪是其中的一位，她给我的印象恍如网上，直率、真诚，热情、能干，而且充满自信。

大概是2001年过后，雪忽然从网上隐退，偶尔会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美西一些报刊上，多是些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消息，除此很难找到她的踪迹。雪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她对上网已经失去了兴趣，加上她工作的那家高科技公司如同硅谷的许多公司一样，经历了大规模的裁员，她是被波及的一个，人一下子从高峰中急跌下来，那种失重，说不在乎那是假话。

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年，雪在另一间公司找到相同职位的工作，但薪水没有原来那家公司多。不过这种生活对雪来说，已是一种满足。“因为以前的付出与收入，多少带有‘硅谷泡沫’的痕迹，不能让你脚踏实地。而经历过一次急剧的跌落，薪水虽然少了，生活上却感受到一种踏实。”

直到去年的春天，雪在MSN上告诉我说有间公司给了她一个OFFER，要派她回国工作，条件相当不错，所以她想回国去试试。记得当时我问过她，假若回去，你这边的一切怎么办？雪停顿了片刻回答：我只是回去一段日子，想尝试待一年，因为我想借这个机会体验一下“海归”的味道。

雪就是这样踏上了“海归”的路途。令我所料不到的，是她真如当初所说的，在一年后回来了。那天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刚结束了国内的工作，马上会到欧洲旅行，中途将在多伦多转机，问我有没有时间到机场与她见面，听她聊聊“男海归不愿走，女海归不愿留”的理由，我们的话题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多伦多新落成的2号机场，四年没见面的雪给我的感觉是气色很好，人很悠闲自在。她说话的速度仍象以前那般快：“你别看我现在这么悠闲，其实，在中国这一年里，我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雪所应聘的公司，是台湾一间很有名气的大公司，该公司在圣荷西设有分公司，雪说去年她作为美国公司的代表回国时，美国分公司也就不过一千多员工，等她从中国离职回来时，美国分公司在中国的本土雇员已经有四千多人，可见公司发展速度之快，是按月按日，或者按时按分计。

雪怕我不相信，特意作了解释：“你知道我们在中国一天工作多少时间？十二个小时是个起码数，事实上，我们一周上六天班，每天常常要干16个小时。很多时候，因为要与美国公司交流，我们有时要在办公室呆到半夜两三点钟，回家睡几个小时，早上八点多又赶回公司。公司规定我们要随时与公司联系，包括MSN必须 24小时打开，这就是说，你必须让公司24小时都能找到你。”

作为“海归”，雪的待遇应该说很好。除了颇高的年薪，还配有房子、司机、保姆，每两个月还可以回美国度假。这种条件，相信对于许多回国找机遇的“海归”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偏偏，身处物料供应部经理位置上的雪，在一年后却要打退堂鼓，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要长久呆下去，当时只是抱着体验生活的心态，觉得中国毕竟是自己的国家，离开祖国近十几年，每次回去，都是匆匆来匆匆去，永远只是个客。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留在那里，这些年跑了好些城市，像北京、上海等，觉得那里的变化很大，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人的观念，这种改变让你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你会有种冲动，想置身其中，想在变革中身同感受，大概这是我回去的主要原因吧。”

既然能够有这样好的机会，可以经历和见证变革，为什么不试着留长点时间？毕竟一年的时间太短太短。

“或许一年的时间对别人来说太少，但对我来说，已经够长的了。”雪淡然一笑地说道。“讲句实话，我从第一天起就想逃回来。如果要说原因，主要是我无法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无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学会圆滑。”

以雪的感觉，公司在管理上，带有很鲜明的日本文化背景，这是她所说的第一个“无法适应”。

雪所在的公司在深圳有五万多人，其中3%是从美国、台湾、香港派回去的。这些都是公司里的精英。公司里把台湾派回去的管理人员叫‘台干’，香港派过去的叫‘港干’，自然，美国派过去的就是‘美干’了。

按照我们的理解，在五万多员工之中的这3%，除了享有优厚的待遇外，由于他们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并且担当着相当重要的领导职位，用“养尊处优”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雪说：在老总们眼里，这3%的主管并不比别人有更多的尊严，他们随时有可能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脸”无完肤。“作为主管，我们每星期一早上都要参加一个例会，这个会议的议题大多是由各部门的主管向副总汇报工作。公司有个规定，轮到那个主管汇报工作时，这个主管必须站立起来发言，假若他没有回答好老总的问题，就会被破口大骂，那都是些很难听的话，像王八蛋啊，还有******，笨蛋……等等，被骂的主管还不能坐下来，只有老总叫你坐下来，才能坐。据说有一次，某主管还被叫到后面去罚站。”

雪说她与四位女性主管还稍微好些，没有被骂过，但这样不等于内心会好受。“回去一年时间，我对这种会议已经自然形成一种恐惧感，每次开会总害怕被副总叫到，内心产生一种很恐惧，很惊慌的感觉。有时别人一说到和自己部门有关系的问题，也会神经质站起来回答，这与我在美国工作的那种环境完全不同。在美国，你在人格上是跟别人平等的，不管你是什么职位。”

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雪说无论待遇多么好，职位多么高，她都无法开心起来，人很压抑，精神上感觉很不快乐，这是她逃离“海归”队伍的最根本原因。当然，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是她说的第二个“无法适应”。

雪说她虽然担当物料供应部经理，且有多年相关的工作经验，本来应付工作并不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意想不到的，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工作，而是来自 “人”。雪有一位从台湾派来的拍档，或许出于嫉妒心理，对美国派来的主管同事很不友好。雪说她这位拍档最热衷的就是给她出难题，在其他主管或下属面前让她难堪。为此关系弄得很僵。有很多人际关系，对于长期在美国公司工作的雪来说根本无法领会过来，雪最后只好找到老板摊牌，声言不调走他无法工作，这场仗打了好几个月，雪说胜负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那是一种心身疲惫的内耗。

除此以外，作为唯一具有大陆背景的管理人员，雪说她无法接受公司主管对大陆本土员工的歧视，那种烹犬藏弓的悲哀，无时不压抑着她。“有些‘台干’对大陆本土的员工，不管他们的学历多高，文化背景多好，骂起来竭尽侮辱，有些话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我是作为具有多年管理工作经验的主管从美国派回去的，虽然他们将我与大陆本地人分开对待，但当我看见自己的同胞被这样侮辱，内心很疼，很多时候我想为他们出面，但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个人的力量有多大？况且许多同胞为了那份工，再难忍都忍下来了，相比之下，我的反抗是微不足道的。既然反抗无效，那就只有逃。”

不过，雪说在海归这一年里，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压抑多么大，开心与快乐总是有的。象拿着美国的薪水在中国消费和旅游，钱很经用。回美国前，雪先后到了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西安、台北等地，心理上有种很充实的满足，因为离国多年，对祖国愈来愈陌生，这次能全国到处走走，了确了许多愿望。

谈到旅游，雪自然将美国与中国比，她说她对中国的感受是又爱又“恨”。

“我是中国人，从小在中国长大，我的父母家人都在中国，本质上我是爱中国的。可是在中国工作这一年里，当我处在现在中国那种环境，这是一个把人本性中最不好的一面暴露出来的环境，很自然地，我会将十几年的西方生活经历去比较和体会目前中国的一切，那种震撼，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雪所说的震撼有两个方面：一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安定感；另一个是道德理念上的无法认同。

先说社会环境的不安定感。“在中国大陆，至少是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人与人之间，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缺少一种最基本信任。比如说，每次单独出去，同事朋友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小心啊，背包要朝胸前靠，否则会被抢被偷；晚上不要一个人坐出租车，宁愿辛苦一点挤公车，否则不知道出租车司机会把你送到哪里去，谋财害命都有可能噢；不要答理陌生人的搭讪，他们一定是想骗你的；不要滥用同情心，施舍街头的乞丐，他们都是装可怜的，其实有许多同伙，有组织专门从事乞讨行业，谋取利益，等等等等。这些忠告让我人还没出门，就先自不寒而栗起来，仿佛外面处处是陷阱，自己则象是个刚从世外桃园回来的人般，不知今夕是何时。而我是个十分感性的人，天生喜欢与人交流，对人缺乏防范心理，愿意被信任也愿意信任别人。但很不幸的，我外出确实有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让我又气愤，又失望。

“象有天晚上我单独从深圳市区斗胆乘出租车回公司住处，路上还跟司机很友好地聊天，到住处后，出租车费50元，我给了100元，找了50元，当时我心中还庆幸没遇到什么意外，第二天上街买东西，当我掏出昨天找的50元钞票时，当场被发现这是假钞，此事让我尴尬莫名。

“还有就是记得我第一次去深圳罗湖商城，看到在对面繁华街道人行道边一个垃圾箱旁有个穿着破烂的的少妇，背着个骨瘦如柴的婴儿，正对着垃圾桶里拣东西吃。当时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觉得太震撼了，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在深圳这么富裕的城市，还有如此贫穷可怜的人，特别是那婴儿奄奄一息的样子。当时我想上去给她钱，以及在旁边餐馆买一份便当给她，但我被旁边的朋友拉住了，她们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否则你就走不开了，马上会来一群乞丐围住你，在她们劝阻下，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了，这一幕在过后的几天里一直在我的脑中闪现。后来我每次经过那里，我都看到同一个垃圾箱旁，同一个少妇背着同一个婴儿，以同一个姿势在掏垃圾吃。我很纳闷，怎么也不换个地方呢。一直到有一次，我跟一个当地的朋友又经过那里，问了她这个问题。她笑着说，你注意看啊，她手上拿的是餐馆的便当盒子，里面的东西都是美味新鲜的噢。这只是她从事的赚钱‘行业’，以骗取同情心而谋取利益而已。听了朋友的话，我再观察了一下，果然不错。我当时的震撼，更甚于第一次见到她时的震撼。只是，那时是同情，之后是被骗的感觉，而这种被骗的感觉可能就此让人对真正需要帮助的弱者也失去同情心。”

雪在讲述这些往事时，心情显得格外的沉重，本来我想用“也许你出来太久，对中国不了解而已”来开解她，但当我们的目光发生对接时，她眼眸所流露出的那种困惑与痛苦，着实让我无言。

“你知道吗？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存，很快你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同化。刚去深圳时，我很难挤上公车，原因是我习惯了如美国那样让，后来朋友说，你不能让，要抢上去才对，否则你永远都乘不上车了。到我离职前到台北去旅游，车一来，我很习惯地就去抢，等我跑上车，一看下面的乘客都在恭敬地礼让着，当时把我臊得，我问自己；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除此以外，令雪感到不适应的，还有道德观念问题。雪说尽管在回国前已有所听闻，也作好了相对的思想准备，但通过一年来的接触，她深感中国目前男女关系的开放程度，已超越了西方社会。这是她感受到难以接受的。

“我并不是个思想保守的人，对身边发生的许多事情，我还是用理解的思维去接受的。譬如，找小姐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苛求一个男人‘出污泥而不染’，如果环境不给他这个条件，他或许不会去做。当然这里还有人的素质问题，还有抵御诱惑的能力，都跟这些行为有关。只是，生意场上，如果五个男人出去，四个都找了小姐，有一个例外，别人会认为例外的有毛病，不正常。你能要求他‘出污泥而不染’？还有，男人天生就是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这没什么不对。如果一大堆年轻漂亮的美女蜂拥而至自动献身，那他怎么能抵挡得了？我想有部分男海归回去之后，那怕境遇不怎么好，但也不愿意走，总觉得在中国“感觉”好。这种“ 感觉” 好，相信与这种环境有一定的联系。所以，主要怪环境，不怪人。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有责任、有素质的男人，不能只受‘本能’的控制的啊。虽然环境的作用占绝大部分，但个人也有原因。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环境可以为你提供一个不变坏的机会，难道自己就不能为自己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一个人行为的最基本的底线是不去故意伤害别人，这样说不错吧？如果，你明知你的行为一定会伤害别人（比如太太、女友、家庭什么的），你还要去做，那么你就去承担后果吧。不要给自己找寻借口，虽然我前面已经给了男人很多借口，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接受那些越轨的行为。其实我并不怪中国人，不怪男海归，我怪的是中国目前的这种环境和土壤，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这不可悲吗？这是我选择离开我不喜欢的环境的原因。

“而作为一个女人，我对其他女人，特别是以依靠男人为生的女人的忠告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上，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个人的命运，必须要自己去把握，而不是交由别人，即使你可能从中得到短暂的好处。悲剧是难免的。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以及钱固然重要，但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我是因为有了足以让自己生活舒适的薪水，所以可以‘站着说话’，不过，人还是应该有条道德的底线吧？为达目的什么都可以做，没有底线的行为，这样的幸福与快乐有什么意义呢？”

雪讲到这里，忽然将话收住。飞往巴黎去的飞机马上就要登机了。雪在结束这次专访时对我说：“因为有了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我更加明白了我需要的是什么，于是分外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真的，我非常感恩。我觉得现在是我近年来心情最好的时候。快乐，平和，感恩。

“在中国工作那段时间，我很难过，觉得自己怎么会跌入这样的环境中来，但当我一离开那个环境，我却由衷地感谢在中国的这段经历。试想如果没有那样的经历，怎么会有我现在的平和满足？而且，在事业上，我很幸运，决定回美国前就在硅谷找到一份我十分喜欢，待遇又很好的工作。上帝是公平的，在硅谷那间着名公司担任采购主管时是我事业的黄金时期，自我感觉特好，可是现在想来，如果不是经济泡沫作用，我当时的能力并不能达到可以拿那种薪水的程度。而现在，我的经历，加上我能力的提高致使我又拿到了高薪，此时此刻我感觉特别踏实，因为今天的一切与我的能力是相适合的，为此我充满自信，我觉得I deserve what I earn now！”

雪说她在开始工作前做了两件事，一是给自己买了间屋，中国回来，她知道家的重要，那将是她的归宿；还有就是去欧洲旅行，将心境调整到最合理的程度，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在我们握别时，雪说；“千万别把我看成是‘女强人’，我其实真的不喜欢‘女强人’这个称号，它太坚硬了，没有女性味道。一个女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善良、宽容、有爱心、独立、自信。女人还应该注重自己的外表和内在。当然，还应该有爱情，否则她的生活就不算完整。而女人该有的，我都有，这是我最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