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朗：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证

读罢张戎新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毛故事》，大感痛快，为之浮一大白。我曾阅读过不少专家关于毛与中共历史的著作，大多都与张着相去不远；我个人对其中部分内容，也能以亲身见闻为之作证。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冬季，我在贵州镇远读小学，即曾亲见贺龙、萧克所部“红军”路经当地，沿途如蝗虫过境，赤地千里。我们全城的许多人都趁“红军”入城前，携带细软逃避乡间，直到国军到来，我们才回到家中，发现米缸中的存粮，厨房内悬挂的腊肉等全部被“共产”，邻居家的鸡畜空空如也，我们一位同学的姐夫来不及躲藏，也被拉去“参军”。据毛的私人医生李志挼原子回忆录透露，红军“长征”途中，毛为自己保健，对贴身医生傅连璋特别优遇，赏给马代步，每天赐鸡一只。红军高干，包括毛的随从、轿夫、马夫在内，当然每天都有鸡吃，不要本钱嘛。不过当时尚无“长征”的说法，甚至到了1945年4月20日，毛亲自执笔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未出现“长征”二字，祇说“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指周恩来等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成真正的逃跑主义”。

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直截了当地指出：长征是个“没有后方，也没有固定前方；没有补给后勤，也没有固定兵源粮饷；随发裹背，就地打粮；钻隙流窜，拖死追兵的流寇主义。确实不愧为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的后进。”

但在后来冒出来的“长征”宣传中，竟出现了一些神话，张戎所著的《毛故事》中就一一加以戳穿，如指“长征”中的“红军”，并无“三壮士、七勇士”，攀越卢定铁索桥一事，实际上是把守铁桥的军阀部队放他们走过桥的。原来当时的西康省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盘踞的独立王国，在此种鸦片、贩鸦片，为反禁鸦片而对抗中央政府，为保存实力特地暗自勾结毛等，救了他们。所以1949年后，刘文辉立即成了毛王朝的新贵，被封为“农业部长”。刘文辉放毛过桥一事，是刘部的一名中级军官于抗战期间在成都告诉我的。上世纪3、40，四川无论军民，都把“红军”称为“霉老二”。

张着的唯一缺点是推论胡宗南为“红色代理人”，这是极大的错误。不过，胡某人虽非“匪谍”，但他身边却潜伏一名十足的中共地下分子，此人名叫熊向晖，是胡的学生，又是胡的亲信僚属。当年胡镇西安，身兼校址在西安近郊的陆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主任，熊向晖是该校第15期生，毕业后即被胡留在身边充任侍从参谋兼机要秘书，备加宠信。实则熊早已是周恩来安排的潜谍。胡部在进攻延安时被熊泄密而遭重大折损，胡应独负罪责。

首先，正如张戎回应，毛之统治，让7000万无辜丧命，根本不存在贬损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道德谴责。7000万比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还多啊！

其次，大陆“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哲学教授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书中指出：“中国史学具有双重职能：一是记录历史事实，二是维护人伦价值，故多有道德评价”。因而他以春秋之笔，并以“春秋”作书名，严批毛之“执政”，虽然不够全面，仍值得敬佩。

还有，前俄国工党创始人和领袖普列汉洛夫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抨击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在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毛泽东也列宁一样。

最后，笔者愿加补充的是，纵观毛之所作所为，不仅仅是道德瑕疵的问题，而是重大的犯罪问题；不仅要加以“贬损”，而且让他受到历史的审判。即使是道德瑕疵问题，也应予以严厉的谴责和彻底的批判，否则，人间还有是非之分，善恶之别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