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开元：温情不是《如焉》被禁的根本原因

读了李劼先生的评论文章“《如焉》触动了什么？触犯了什么？”（载3月11日《世界周刊》）以后，有些不同看法，想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李先生说，“温馨的爱，是专制的天敌。不管是专制的权力，还是专制的心理，全都害怕爱的温情”；大陆作家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描写了“温情”和“爱”，“这是以恨为生存基础的（中共）官府为什么要查禁《如焉》的根本原因”。此一说法似乎并未击中问题的要害，没有说准《如焉》被禁的根本原因。

其实，描写爱或温情的文艺作品与专制政府、专制制度的关系，并非一定水火不相容。且不说外国，仅从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来看，两者的关系亦非一直势不两立。五十年代，大陆出版了不少描写爱情的中外文学名着，如莫泊桑、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大陆作家的作品亦不乏爱情、温情的描写。

只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紧绷“阶级斗争”之弦，“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许多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受到批判。文革期间，几乎中外所有文艺作品皆变成“封资修黑货”，大陆文坛只剩下江青炮制的那几个“革命样板戏”。对於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说，专制政权与“温情”之间确实处於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

贯穿小说《如焉》的一条主要线索，是中年寡妇茹嫣与中年丧妻的副市长梁晋生之间的一段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如焉》如果仅仅描写了这一恋情，决不会被官方查禁。大陆新闻出版总署之所以点名查禁这部小说，乃是因为它踏进了大陆文艺领域的若干“禁区”。

这些“禁区”包括（但不限於）中共历史上的若干“疮疤”，如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开始的“四清”，1966年开始的“文革”，七十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八十年代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6年的学运风潮、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六四镇压等。文学作品如果真实地描写这些“疮疤”，必定使中共在国内外显得灰头土脸，中共当局自然要禁。

《如焉》虽未触碰上述“历史禁区”，却撕开了最近的一个中共“疮疤”——2003年大陆发生的“非典”（SARS）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中共官员不顾百姓死活、对民众封锁非典资讯的面目暴露无遗，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亦为此而丢了乌纱帽。《如焉》围绕“非典”事件，描写了以“茹嫣”为代表的大陆民众在网路上与中共网路监管部门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资讯战”，塑造了中共党内异议人士“卫老师”、追求民主自由的民间知识分子“达摩”、信奉犬儒主义哲学但后来觉醒的知识分子“毛子”、自觉顽固地捍卫专制制度和专制集团利益的女干部“江晓力”等生动形象。这些“禁区”和文学形象，皆是大陆绝大多数作家竭力回避的烫手山芋。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大陆其他任何作家在大陆公开发表的作品描写这些禁区，塑造过这类文学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如焉》确实是垃圾成堆的大陆文坛上冒出的一朵罕见奇葩。

从《如焉》的全名“如焉@SARS.COME”可以看出，“茹嫣”、“非典”和“网路抗争”是这部小说的三大主题。胡发云以浓墨重彩描绘茹嫣－梁晋生之恋，表达对亡妻李虹的思念以及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然而，这段爱情文字亦是作者抛出的一颗烟雾弹或佈下的一道帷幕，以遮掩他想描写的另外两个敏感主题。这种障眼法取得了成功。《如焉》冲破大陆文网的重重封锁和障碍，在全国性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并出书上市。等中宣部发现、新闻出版总署宣布禁令之际，已经为时太晚。邬书林把《如焉》打入“八本禁书”的另册，其客观效果是为胡发云和《如焉》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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