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种说法叫“县市为王”，其实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就有“封王、封诸侯”的习惯。现在，社会上平民百姓称县市委书记为“一方诸侯”、“小皇帝”、“土皇帝”等等。
（一）
据《新华网》、《人民网》等报道，这些年来县市委书记这一群体屡屡出现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单安徽一省就有定远县、颍上县、涡阳县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收受巨额礼金被查处。这数目还不包括尚未暴露的、带病提拔的贪腐者。
安徽省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任职４年，卖官受贿900多万元，“陈千万”的绰号早已街巷尽知。安徽蒙城县委书记孙孔文任内，月均卖官受贿超10万，两年敛财300多万。
安徽和县县委书记杨建国卖官、插手商业活动获得好处费100多起，合肥市中级法院查明的就239.48万元，美元5800元；尚有人民币113万余元，美元17326元，英镑290元，港币6706.89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河南省上蔡县委书记杨松泉，不但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滥用行政权力，而且任内5年多期间，敢私自侵吞总理过问的，各方援助艾滋病专项资金，检方查实约有1000万元。该县是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全省38个上蔡占22个；全省公开3.5万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上蔡占五分之一，足见心有多黑。
河南西华县委书记栾蔚东，受贿330多万元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被周口市检察院送上被告席。栾蔚东仅在中秋、春节两节收取80多万元，平时礼金总额将近140万元。
山西省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在主政8个月期间，卖官索贿29次收受贿赂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扣押冻结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
陕西省商洛地委委员、商州市委书记张改萍，从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通过卖“乌纱帽”，插手工程建设项目谋利，先后收受28人贿赂计106.9万元。
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田玉飞，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计3200多万元，刷新了四川省县级官员腐败金额纪录。
四川彭州市委书记陈家荣涉任职4年间，帮助承接工程七次收贿计406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
四川省丹棱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黎岭，受贿150余万元及15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押上法庭“受审”。据称曾是被称为“清官”的人，家中发现400余万元财产。
辽宁省抚顺市委书记周银校任职期间，利用在干部任免上的 “初始提名权”卖官，突破国有资产期权改制规定、变卖国有资产过程中收受贿赂120多万元。
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卖官索贿、工程收贿、解决资金收贿计人民币102.8万余元，有211.7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落马后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74人，其中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
海南省临高县委书记吴光华，收受下属23名干部贿赂人民币144万元，港币2万元，被海口市中级法院判刑，并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该县多个部门领导私分国库款案和农行临高支行贪污案等，涉案领导竟多达百余人。
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成了乌纱帽批发部，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官职都有其价位。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化县（处）级以上干部卷入其中，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也因此被牵出。检察机关对马德提起的17项受贿指控中，12次受贿与“卖官”和“保官”有关。
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委书记商殿举，黑龙江省绥棱县委书记李刚，此外，陈根福、王虎林、黄福印、王德贵、殷光立、唐怀民等等，他们都曾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县委书记。可以说，几乎每年都有数位县委书记因经济问题被“双规”，因卖官受贿被查处。县委书记何以事故频发？
（二）
面对着长长一串的落马县市委书记名单，大家不禁都在问：为什么这岗位成了“腐败重灾区”？为什么会产主“一把手”权重势强，难以监督的普遍现象？作为县市委书记“一把手”，何以与一些部门“一把手”有不同之处呢？我认为存在着以下几个要素：
首先，县市级组织在国家组织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而县市委书记则始终处于县市级政权“金字塔”的塔尖上。正如，中共党校侯少文教授说：“县市委书记、县市长这一群体因权力寻租出现问题的，确实比较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也坦言指出：“县市级，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
其二，县市书记是中国地方政权的纲结点，掌握着实实在在的权力。与多数的“一把手”岗位相比，处于在县市委书记权力位子上，“更像权力”。主要表现为，一是权力功能结构完备化；二是辖内权力行使的无障化。在这个岗位上的权力，从结构和强度上，都胜于其他岗位上“一把手”。
其三，县市委书记在辖区内行使权力，不必像部门“一把手”那样，需要经常用“单项权力”与“贡献分额”来换取别项权力的支持、配合。一句话，县市委书记就是统览全局，就是指挥辖区内的各个部门，就是调动辖区内的方方面面。
其四，多年实行的“书记负责制”和“书记潜规则”的运作，消除了辖区内所有的抗衡、制约力量。在治理区域方式上，规矩是贴在墙上，办事依照的是官场的潜规则：“一把手说了算”。在干部的提拔任用、重大工程的决策上，书记具有“一槌定音”的权力。相反，有关部门、有关系统或辖区内其他的“一把手”，却往往对辖内一些影响力集团或“社会贤达”有所顾忌。
其五，县市委书记具有“完备强权”，致使谋求利益的实力群体势必在这特定层面与其紧密结盟，拥有县市委书记此权力，便一人坐享区域资源。这样，县市党委副书记、人大、政府、纪委部门正职，什么“代表”与“委员”等等，在县市委书记面前似乎成了一堆无贝壳的软体蠕虫。
其六，县市委书记谁来监督？在理论上，人大监督主要是指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对由其所产生的“一府二院”的监督。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县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状况普遍存在。就拿四川丹棱县委书记黎岭来说，他本身就是人大主任。这样的人大能监督县市委书记吗？目前，各县市党代会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而同级的纪委监察机关，又在县市委书记的领导之下，怎么监督？“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于是，县市委书记自然成了腐败的重灾区。
（三）
那么，作为“腐败重灾区”的县市委书记岗位，与产生“县市为王”的现象，有何联系呢？
一是，高度集权的体制，造就了“县市为王”的人物产生。现行体制是县市委书记的高度集权，许多地方县市委书记还兼县市人大主任，集地方执政党和地方最高权力监督机构政府一把手为一身，不仅体现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体现在重大工程的决策上，这些都是县市委书记“一锤定音”，自然而然成就了“县市为王”。书记一言九鼎，什么书记碰头会、常委会、几套班子等集体研究程序，最终体现是书记“个人意志”。在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就完全为“县市为王”的县市委书记岗位，提供了“腐败重灾区”的空间。
二是，权力加资本的结盟，加剧了“县市为王”的现象产生。处于改革、开放、剧变时期的中国，中央扩大地方的自主权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建设，但以县市委书记高度集权的体制形式，自然而然产生并加剧了“县市为王”的现象。有关专家指出，高度集权的后果是县市委书记形成了县市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制约他的力量。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把手的堕落会直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而堕落“县市为王”的一把手，就加剧了权力加资本的腐败。一旦暴富了的 “有钱人”，和“县市为王”结成了“生死利益的同盟”，并在县市区域内形成了气候。这种以腐败利益为纽带，影响地方区域内政治生态的腐败利益共同体，结成一股能左右地方区域动向的势力。古语有云：天子与官吏共天下! 当年封建社会的七品县令芝麻官，进入经济改革时代，就实现了一手摭天问鼎天下的局面。
三是，“县市为王”的人物产生，伴随着“权力资本腐败”的出现。这是构成对广大人民的极大危害，它已经从过去隐形性的、间接性的，转化为公开性的、直接性的。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比如，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拆迁开发，引发起经营城市土地热，损害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利益；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上马，引发开发区热和农村圈地运动，加剧失地农民群体扩大；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国退民进，出现贪污、挪用、私分、侵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直接将无数的职工推向“下岗工人”、“失业人员”。结果，社会对立情绪增加，失地的农民和城区无业游民的阶层激增。由于“县市为王”的产生，是伴随着“权力资本腐败”登场，直接造成相当部分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劳动权受到严重的侵害，显示两极分化最为重要指标的基尼系数，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度集权的县市委书记体制，是直接催生“县市为王”人物的产生，而“县市为王”人物的产生，加速了 “权力资本腐败”的出现。这是一种“发生在基层、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最为恶劣、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最为严重的腐败”。
（四）
“县市为王”的书记，说透了是“县市民之王”。河南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说过一段名言：“要和县委保持一致，县委就是我县委书记。”这实话是官场和民众的常识。要在他的辖区内过好日子，只有书记才是硬道理！这是活脱脱的 “县市为王”的嘴脸！
有人称“县市为王”的书记，为“土皇帝”。这其实，也不太对头。谁说他们“土”？洋气服饰、洋气轿车、洋气楼堂、洋气情人、洋气摆场、洋气做派，一点与“土”都沾不上边！洋气之程度、西化之派头，堪称为“先锋时尚”。
肯定有人说，说得也太耸人听闻了！我就没觉得有“县市为王”的现象。关键问题是，你是站在什么位置上来看，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观察是不是“县市为王”，就象对任何事物的观察、认识一样，都需要有一个由表及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首先，对“县市为王”现象的认识，取决于你所处位置，所站的角度。如果，你现在的位置比县市级高的话，那肯定看不到。因为，“县市为王”的书记对上级，永远是一副奴才的面孔。如果，你现在所站的角度，是从上方往下看，也没有什么“县市为王”的书记。因为，在上级官员、上层人士眼里，县市书记仅是小官，小官对“上面”是敬惧的。何况，没有中央的分封授权，地方没对集权体制分庭抗礼，对上而言不是王。在县市上面的权力实体、实权官员来看，县、市辖区的“独立王国”和能称“王”的官员，的确不存在。
现代“县市为王”的书记们，是高学历的、是高智商的。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善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手段。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言堂”，理由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堵塞言路，以言治罪，理由是维护安定团结；打击举报、上访者，理由是维护地方形象，保护改革成果；搞地方保护主义，理由是保护投资环境；袒护玩空手道骗子，理由是维护社会稳定；买官卖官，叫竞争上岗、优胜劣汰；支持走私，理由是发展社会经济；打击舆论监督，理由是坚持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开设黄赌红灯区，他的理由是解放思想……
这样，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最混淆是非黑白的理论，正是巧妙运用武装的结果。在辖区内提供最时髦的语言、路线和纲领作措词，能够达到以所谓的事实材料和逻辑论证为依据，使“县市为王”能够高度艺术将权钱交易法则塞进诸如“农村的圈地运动”、“城市的拆迁运动”和“中小国企的改制运动”之中，实现“权力+资本=腐败”的最高形式。所以，在腐败了的“县市为王”书记群中出现百万级、千万级的腐败大案就不算稀奇了。
其二，对“县市为王”现象的认识，如果没有从公众和公共社会角度上着眼用心，是认识不到的。关键是要站在公众位置和公共社会位置来观察、来思考。当然，若身为平民百姓的话，那你就完全清楚地看到“县市为王”书记的真实面孔，那你就一定会深刻地领教到“县市为王”书记的威风和威严。
一个地方如果贪官横行，民不聊生，上访告状无门，你说这里主政的县市委书记会好到那里？难道能说这和“县市为王”无关吗？
《民主与法制》报道：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襄樊官场地震，一件与孙楚寅相关的十八岁少女宾馆跳楼，所谓“自杀”案件，警察抢尸强行火化，至今被死捂紧盖。法律本应是保护受害民众，然而当事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反而出动了武警与公安来对付受害者。受害者上访受到的是“围截堵击”，不得不“四处躲藏”。
《新京报》报道，重庆市某宾馆两位职工持自购机票，拟乘坐3U8831次航班前往北京，但在乘机时被机场安检人员“无手续拦截”，阻止登机，机票作废。理由是接到重庆市方面电话，说这两人要去北京上访，不能让离开重庆。
《人民日报》曾载文指出，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征地力度越大，失地农民越多，失地农民反映：一、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二、对征地安置方式和平调村民集体资产的行为不满。三、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满。四、农民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挪用、克扣，上访人次增长。
《瞭望》载文说，地方当局强制性征地、克扣法定补偿、推诿就业安置引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失地失业的农民群体不断扩大，“失地农民群体”正在形成，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一些失地农民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歧视。
不断有报刊报道，地方上的冤民上访，失地农民上访，被“县市为王”的县市委书记派人截访、被抓回、被关押，甚至被判刑。这种造假的地方安定政绩，是“县市为王”的拿手好戏，且愈演愈烈，民众连上访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信手摘录《中国信访网》刊文：福建省莆田市动用公、检、法警力，强制拆迁，甚至非法羁押、判刑，反对拆迁、征地的上访农民。莆田农民黄维忠，代表600多户失地农民进京上访被判刑；还有莆田农民郑秀梅、林秀玲上访被劳教；莆田农民吴元斌，因控告法官绚情枉法、渎职，被判刑；莆田农民林金典，因控告亲哥举报村镇干部受贿被殴打致死，被判刑；莆田农民陈雄京，举报村镇干部卖村财计生受贿，被判刑等。
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最近指出：大量失地农民利益受侵害。许多地方当局，大规模圈占耕地，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每亩地最高补偿费2.5—3万块钱，低的3000—5000元，失地农民无法分享城镇化后的巨额收益。地方当局强征买价低，而转为城市用地后，增加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带来城乡对立，社会冲突，危害社会安全，大量上访是土地问题。农民无法获得最基本征地补偿和生活保障，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三无”困境。2000年全国有5000万失地农民，到2004年约增670万失地农民。按这趋势发展，到2020年还要增6000万。全国有上亿失去土地的农民，这怎么办？
其三，对“县市为王”现象的领教，不要说是平民百姓，好多是权力阶层在执行公务，在“县市为王”面前都成了弱势的群体。
据报道：2005年10月4日，湖南交警汪东旭和长沙市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的车发生一些磨擦，立即招致王武亮铁拳相向。闻讯而来的交警队副大队长刘贤辉和长沙110巡警张乐国，也被王武亮一顿拳打脚踢。王武亮公开叫嚣“我是县委一把手！你算什么东西？！” 2006年９月６日，广西北海一位副县长挥拳打断了交警的鼻梁骨。事件曝光之后，有媒体惊呼“交警也沦为了弱势群体”。
2006年10月22日，湖南慈利交警王志宏检查逃避收费的假军车时，慈利县委书记刘桦乘坐的军牌座驾，被赶来的武装部部长带来一班人马暴殴一顿，打至脑震荡，事后还受威胁。地方武装部已成县太爷私人保镖。县委书记有公务车为何不用？开军车是为了直接通关、更有面子？据查，县委书记的座驾不是第一次与交警发生冲突。事后，对于“武装部成了县委书记的私人卫队”的说法，县委书记声称“我们不怕网络上有各种说法”。
县委书记的特权车横行，令负责交通执法的交警也无可奈何。过去是七品芝麻官，现在叫人民公仆，出入有公车代步，有武警开道，已经很风光，尚不满足，还在使用“标域”军牌车。原因在于标域是美国制造，官场吃得开，而且军车免查、免费，可以直接通关，享受中央级别的待遇。这不是“县市为王”思想作祟，是什么？
刘桦如此强硬，不怕社会与论，有恃无恐，湖南当局至今未作出任何处理。要知道，交警是国家的公务员，也属于权力阶层，他们得罪“土皇帝”尚且捱打，若是普通市民，后果更不敢想象。面对不法伤害，如果警察连自己都无法保护的话，他们还怎么能够保护民众的安危？如果警察都不能讨还公道的话，又有谁能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县市为王”的眼里，一旦你不按权力者的意愿行事、触动了他们的权威，他们就会流露出暴戾的一面。连执法警察都敢殴打的人还有谁不敢打？连国家法律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还能把什么放在眼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地的政治、社会环境状况、民众生存状况可想而知。
其四，“县市为王”拿手绝活是搞“独裁领袖”，以言治罪，打击报复，剥夺普通公务员、平民百姓，对他的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力，剥夺新闻舆论对他进行监督的权力，好让他在县市里称王称霸。
在中国大地上一连出现几起“以言治罪“的“诽谤领导”案，更能证明了“县市为王”的残酷现实，公民的话语权都被剥夺了！
福建莆田梧塘镇党委书记林国奋，1996年7月向中央等有关部门举报市县委书记贪污腐败等事实，并附上当地广为流传的民谣顺口溜。该市由政法委、国安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纪委等部门组成联合专案组，以查民谣顺口溜，作为重大政治案件办，指控为“对现实不满、诽谤县、市主要领导”，强加贪污、受贿、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提起公诉，判刑６年。此案当时刑讯逼供、涉案株连很多人，造成人心惶惶，没人敢对“县市为王”的书记说三道四。至今莆田当局认为处理是正确的，捂盖拒不平反。这是《半月谈》报道的，福建莆田“诽谤领导”案。
安徽五河县教师李茂余和董国平，2006年9月通过手机短信，针砭五河县时弊的“顺口溜”，表达对学校人事安排不满，定为诽谤领导罪。五河县动用了公安、国安、监察局、人大、教育局、电视台，警察上门搜家，通宵审讯、拘留10天、降级、撤职，记大过处分，罚款500元。至今五河当局认为处理是正确的，捂盖拒不平反。这是著名的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
重庆彭水县教委干部秦中飞，2006年5月份因编发了一首有关时事打油诗的短信，对当地存在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讽喻，彭水县动用了公安、国安、检察，被公安、检察部门以涉嫌诽谤领导罪刑事拘留、逮捕，送进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多，涉案株连很多人。此事经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彭水县有关司法机关撤销了此案，并赔款道歉。这就是荒唐著名的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在中国大地上却仍旧发生这样蔑视人权的事实。说明在这些“县市为王”的书记群眼里，宪法成为一纸空文。所谓“人权”，在那里只不过形同虚设。
难怪在安徽，阜阳市委书记王汉卿卖官时，连街头卖苹果的小贩都知道，就是没有一名干部敢于站出来揭这个“疮疤”。许多普通官员，要么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要么主动参与到买官卖官的潜规则之中。
“以言治罪”，这种封建时代的专制産物，在现代的“县市为王”书记们手里，变为对“人权”彻底控制的法宝，达到全面垄断辖区内资源目的。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上述列证，说明了他们的暴力是足够。以言治罪，打击报复，让政法委、国安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纪委、人大、电视台、报社等倾巢而出，对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视作仇寇，而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刑法来钳制言论自由。
由“县市为王”的书记们，导演的系列“诽谤领导”案，实质在告诉民众们：他们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冒犯了他们的权威，这是下场。作为辖区内的草民，只能老老实实、俯首称臣（奴），不可说三道四。“县市为王”的专制者，靠的是“防民之口”的手段，搞的是“人人自危，不敢谈论政治。” 在一个民众对言论噤若寒蝉的地方，实现“县市为王”的独裁领袖梦想，以达到“权力资本腐败”的演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个经典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我认为：当今任何不受监督的集权者，上至中央下至县市委书记，如果缺乏舆论监督，权力没有界限，又没有受制约，腐败是绝对化的，必然走向“权力资本腐败”，那么必然成为腐败的重灾区、高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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