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恐怖组织“红色军团”始末

对德国哥廷根大学化学教授米夏埃尔．布巴克来说，四月七日永远是一个痛楚的日子。三十年前的这一天，他的父亲，西德联邦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在上班途中，座车被近距离驶过的摩托车杀手射中十五枪，当场身亡，同时丧身的还有车里的两名司机。

同年七月三十日，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发言人被谋杀；九月五日，西德雇主协会主席被绑架，十月十八日被谋杀。刚刚脱离纳粹梦魇不到三十年的西德，又一次被笼罩在恐怖之下，而这次的始作俑者是一个红色恐怖组织，全名叫作“红色军团”(Rote-Armee-Fraktion)。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凌晨，在度过二十四年铁窗生涯后，“红色军团”首领之一莫恩豪普特被假释。斯图加特检察官认为，莫恩豪普特女士已不再是“危险人物”。但随着她是否应该被提前释放所引发的讨论，把德国人又一次带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至今被老一代德国人难以忘却的恐怖岁月。

从同情到走上极端

“红色军团”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纳粹统治时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在德国实行独裁，大肆消灭异己，这其中也包括共产主义者。二战后，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被纳粹镇压过的团体得到了德国人广泛的同情，这一“天赐良机”使共产主义思潮在西德迅速传播，被苏联占领的东德则在同时开始了共产主义实验。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东德政府建造了柏林墙，并把它取名为“反法西斯保卫墙”。东德政府称东德没有任何纳粹法西斯思想，法西斯的根源在西德。与此相呼应，西德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为东德粉饰太平，并把西德称作纳粹法西斯的发源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共产主义思潮和憎恶父辈们在纳粹时期可耻行为的双重影响下，西德战后年轻一代渐渐长大。

一九六五年开始的越战成了西德年轻一代爆发的导火索，大量越南无辜平民伤亡的照片震惊了西德年轻一代。六十年代末，在不了解越共残酷统治人民的情况下，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鼓噪下，西欧的各个大学发起了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热血青年们手捧着毛泽东语录，高喊着“胡、胡、胡志明”的口号，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西德开始，最后走上了否定西方民主体制，要求搞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一些激进团体“拿起武器闹革命”，希望用暴力和恐怖主义彻底打破西德这个“旧社会”。“红色军团”就是其中的典型。

红色军团三代核心

“红色军团”是一九七零年在西德成立的一个极左恐怖组织，发起人主要有安德里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谷德鲁．安斯林（Gudrun Ensslin），豪斯特．马勒（Horst Mahler），乌莉克．马恩霍夫（Ulrike Meinhof）等。他们标榜自己是绝对的共产主义者、反帝国主义的城市游击队，把南美乌拉圭的工党组织——金光大道视为榜样。一九九八年他们发表声明，自行解散。

“红色军团”虽然组织规模很小——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九零年三代铁杆核心人士加起来不超过八十人，其间积极支持者最多时有三百人。但这一小撮人在近三十年里却令全国上下充斥着恐怖的阴影。他们要对三十四起谋杀、数不清的银行抢劫案和很多爆炸袭击负责，共有二十个军团成员在恐怖活动中被击毙。

“红色军团”对自己的定位是反对派中的激进先锋队和未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开拓者。为此他们必须武装起来进攻所谓的“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其中包括西德。

“红色军团”的第一代核心在社会上获得部份支持，甚至一些社会名流也在支持的行列中。第一代核心以一九九七年“红色军团”劫机案失败，巴德等几位创建人在监狱自杀而终结。

以克拉尔和莫恩豪普特为首的第二代核心开始大规模实施恐怖袭击，试图以此换取部份被监禁的第一代核心人物的自由。他们从组织和资金上得到了东德的大力支持，东德秘密警察还帮助他们潜逃。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后，东德支持“红色军团”的秘密慢慢被证实。

为了抵制“红色军团”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发动的“德国恐怖秋天”系列犯罪活动，西德政府通过了可以涉入全民私人权利的反恐怖法。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西德民众慢慢认清了“红色军团”的危害，充分体谅西德政府的苦心，法案得到了大部份民众的支持。

第三代核心活跃在九十年代，他们联络了意大利，比利时等其他欧洲国家的红色恐怖组织，制造了多起炸弹，袭击等暗杀事件。

历史选择和平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位于威斯巴登的德国联邦刑侦总署收到“红色军团”的声明，宣告其历史的结束，该组织自行解散。

今年四月七日，在纪念前联邦检察长布巴克遭红色军团暗杀三十周年的活动中，现任联邦检察长哈姆斯女士说，“当年的创伤至今仍在作痛，它们还没有完痊愈合。”

所幸邪不压正，如果当年德国左派真的用暴力成功颠覆了西德的“旧社会”，那么我们将在西德再看到一个和东德一样的共产主义独裁的“新德国”，那将成为德意志民族在经历纳粹恐怖后的又一个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