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长江生态的最大因素，正是人类。大坝、污水、酷捕滥渔和无数的船舶、挖砂机，夺走了许多鱼类和豚类的生命。
如果白鳍豚被确认已经消亡，那将是第一个因为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
据统计，长江流域水资源量约占全国的36.5％，排污总量也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一，污水处理率不足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江，2005年这个数字接近300亿吨
“长江在过去10年里最大的变化有哪些？”鲸类学家王丁回答，包括船舶增多，挖砂泛滥和打鱼方式的改变
“这么下去，长江生态系统的崩溃是早晚的事”
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对面山上一长串的猴子嬉闹着从树上吊下来，跑到河边喝水。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师外出勘察地质情况，回头一看，一头黑熊正蹲在他身后。
2001年，当董哲仁再次来到这里时，却发出了一声哀叹：“完蛋了！”他所看到的渔子溪已面目全非：河水被水电站引走，有十多公里断流，植被消失，岩石裸露
“我们正面对身患重病的母亲。”不管是环保人士、生物学家还是水利工程师，这些密切关注长江的人心痛地承认，这条曾经自由奔腾、生机勃勃的大江，正逐渐丧失活力。
4月中旬在长沙举办的第二届长江论坛发布《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显示：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已有20多种鱼类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主要经济鱼类趋于低龄化、小型化，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而长江曾被誉为“鱼类基因宝库”，拥有鱼类378种，其中我国特有鱼类162种。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长江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报告称。鱼类和水生哺乳类动物对环境变化特别敏感，研究者将其作为长江生态状况的指示生物和记录器。
豚类危机
王丁轻点鼠标，一对银灰色的江豚跃入屏幕，一大一小，在水中嬉戏。这张照片，立即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在长江论坛的一个分会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这位专家语速急促而热情：“江豚很和蔼，你看它，爱笑，嘴角老是翘得很高，不像白鳍豚那么高傲。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看。”
话虽这么说，王丁却很担心，未来几年内，“长江江豚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白鳍豚”。20多年前，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十余头江豚相伴而行，此起彼伏，扬起阵阵浪花。如今，这种现象已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初步估计，目前，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1200~1400头，比15年前少了一半。
去年，王丁会同6个国家的鲸类学家，携带高倍望远镜和先进的声信号监测系统，从武汉出发，上溯至宜昌，再从宜昌直下上海吴淞口，最后折回武汉，历时38天，往返行程约3400公里，没有发现一头白鳍豚的身影。
舆论普遍认为白鳍豚已经灭绝，王丁不愿接受，“这么大的长江，不可能说没就没了”。
2006年4月27日，有人报告看到了白鳍豚，尽管未经证实，他却认为，有理由相信仍有零星的白鳍豚个体生活在长江中。
但它确实太稀少了，这让王丁不得不接受另一种悲观的表述：其种群濒临灭绝。据估计，白鳍豚在1986年约有300头，10年后已不足100头。1997年11月,一个由300多人、52艘船只组成的考察团连续7天漂浮在长约1700公里的长江干支流和两大湖泊，只发现13头白鳍豚。
“如果长江不能支撑白鳍豚和江豚的生存，也许要不了多久，那一天就会来到——它最终也不能支撑同为哺乳类的人类的生存。”王丁认为，处于长江生物链顶端的白鳍豚和江豚，其生存状况是评价长江生物多样性程度、生态系统稳定性及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
如果白鳍豚被确认已经消亡，那将是第一个因为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这是王丁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这位知名的鲸类学家很无奈，“保护大熊猫可以封山、移民，但长江上的许多人类活动无法禁止，现在的保护措施只能延缓长江豚类走向灭绝的速度。”
建大坝还是保物种？
董哲仁，这位水利部科技司前司长、全球水伙伴组织中国区主席，本是一位纯粹的水利工程建设者，后来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沉痛反思大坝对生态的破坏。
他性情温和，风度优雅，在论坛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斥之为“无序”，“对生态保护是在敷衍，没有考虑到要把一个生态多样性的长江留给子孙后代”。
41年前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时，怀抱着高峡出平湖的宏愿。30余年间，他很少认真去思考，他设计的大坝将对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
1999年，他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水论坛”。一位部长发言时，冲进来几位裸体示威者，他们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艰难爬行，身上刷着反对建设某大坝的口号。会场外，不少人在游行示威。董哲仁受到很大震动。在论坛上他还获知，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要上马一个大坝，难度极大。
“这些反对的声音，值得水利工程师们反思。”他说。
更直接的刺激来自国内。1965年，董哲仁在大学毕业前一年，随张光斗教授来到岷江的支流渔子溪做毕业设计。那里刚刚建成一个引水式水电站，生态很好，植被茂密，河里的鱼特别多，“基本处于原始状态”。
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对面山上一长串的猴子嬉闹着从树上吊下来，跑到河边喝水。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师外出勘察地质情况，回头一看，一头黑熊正蹲在他身后。
2001年，当董哲仁再次来到这里时，却发出了一声哀叹：“完蛋了！”他所看到的渔子溪已面目全非：河水被水电站引走，有十多公里断流，植被消失，岩石裸露。
他同时发现，这种情况在岷江流域并不鲜见。原来有近40种原生鱼类活跃在岷江干支流，众多水电站的出现导致河流减水或断流，鱼类数量和种群急剧下降，许多河段生物多样性丧失殆尽。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董哲仁说，“用水发电，取得了经济效益，但留给后代的却是这样的河流，不再生机盎然，而是一团死气。”
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水库4．57万座，加上在建的大中型水库，总库容将超过2113亿立方米；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在2001年底达2441座。如何评价这些水库和大坝对水生生物造成的影响？《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认为，它们导致河流生境消失，鱼类原有的栖息地和产卵地丧失，洄游受阻，“流水性鱼类，特别是众多的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河流的天然流态，包括水量大小、水位高低的变化等，能向鱼类发出生命的信号：该产卵了，要避难了，可以洄游了。董哲仁认为，“水库的存在使得原本呈脉冲状态的水文变得平缓均匀，打乱了维持生态循环的水流过程。”
有调查显示，每年5－8月，当长江水温升高到18℃以上，如恰逢发生洪水时，长江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便会集中在重庆至江西彭泽的38处产卵场进行繁殖，产卵往往在涨水第一天开始，在江水不再上涨或涨幅很小时终止。三峡水库的建成，淹没了十几个这样的产卵场，并且使大坝下游的家鱼产卵期推迟了20天。
生物学家们不得不反复提醒热衷于大坝的建设者：水生物种的进化使它们适应了河流原有的自然水流条件，如果确保一个物种成功完成其生命循环周期所需的水流条件不存在了，这个物种将很快退化或消亡。
很不幸，长江三种鲟类的命运验证了这个论断：达氏鲟处于极危状态，白鲟被逼到了灭绝边缘，而中华鲟作为一种大范围迁徙的物种，从海洋进入长江，上溯3000多公里来到金沙江产卵的通道被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断。监测结果表明，截流25年以来，每年回到产卵场的亲体数量下降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2006年，中华鲟种群的雌雄比例竟高达9∶1。
“如果人的性别比例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处境？”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马毅沉重地表示，“中国对环保的重视还没达到这种程度，即为挽救一个物种而停建一个大坝。”
如果白鳍豚被确认已经消亡，那将是第一个因为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
据统计，长江流域水资源量约占全国的36.5％，排污总量也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一，污水处理率不足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江，2005年这个数字接近300亿吨
“长江在过去10年里最大的变化有哪些？”鲸类学家王丁回答，包括船舶增多，挖砂泛滥和打鱼方式的改变
“这么下去，长江生态系统的崩溃是早晚的事”
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对面山上一长串的猴子嬉闹着从树上吊下来，跑到河边喝水。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师外出勘察地质情况，回头一看，一头黑熊正蹲在他身后。
2001年，当董哲仁再次来到这里时，却发出了一声哀叹：“完蛋了！”他所看到的渔子溪已面目全非：河水被水电站引走，有十多公里断流，植被消失，岩石裸露
“我们正面对身患重病的母亲。”不管是环保人士、生物学家还是水利工程师，这些密切关注长江的人心痛地承认，这条曾经自由奔腾、生机勃勃的大江，正逐渐丧失活力。
4月中旬在长沙举办的第二届长江论坛发布《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显示：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已有20多种鱼类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主要经济鱼类趋于低龄化、小型化，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而长江曾被誉为“鱼类基因宝库”，拥有鱼类378种，其中我国特有鱼类162种。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长江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报告称。鱼类和水生哺乳类动物对环境变化特别敏感，研究者将其作为长江生态状况的指示生物和记录器。
豚类危机
王丁轻点鼠标，一对银灰色的江豚跃入屏幕，一大一小，在水中嬉戏。这张照片，立即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在长江论坛的一个分会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这位专家语速急促而热情：“江豚很和蔼，你看它，爱笑，嘴角老是翘得很高，不像白鳍豚那么高傲。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看。”
话虽这么说，王丁却很担心，未来几年内，“长江江豚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白鳍豚”。20多年前，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十余头江豚相伴而行，此起彼伏，扬起阵阵浪花。如今，这种现象已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初步估计，目前，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1200~1400头，比15年前少了一半。
去年，王丁会同6个国家的鲸类学家，携带高倍望远镜和先进的声信号监测系统，从武汉出发，上溯至宜昌，再从宜昌直下上海吴淞口，最后折回武汉，历时38天，往返行程约3400公里，没有发现一头白鳍豚的身影。
舆论普遍认为白鳍豚已经灭绝，王丁不愿接受，“这么大的长江，不可能说没就没了”。
2006年4月27日，有人报告看到了白鳍豚，尽管未经证实，他却认为，有理由相信仍有零星的白鳍豚个体生活在长江中。
但它确实太稀少了，这让王丁不得不接受另一种悲观的表述：其种群濒临灭绝。据估计，白鳍豚在1986年约有300头，10年后已不足100头。1997年11月,一个由300多人、52艘船只组成的考察团连续7天漂浮在长约1700公里的长江干支流和两大湖泊，只发现13头白鳍豚。
“如果长江不能支撑白鳍豚和江豚的生存，也许要不了多久，那一天就会来到——它最终也不能支撑同为哺乳类的人类的生存。”王丁认为，处于长江生物链顶端的白鳍豚和江豚，其生存状况是评价长江生物多样性程度、生态系统稳定性及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
如果白鳍豚被确认已经消亡，那将是第一个因为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这是王丁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这位知名的鲸类学家很无奈，“保护大熊猫可以封山、移民，但长江上的许多人类活动无法禁止，现在的保护措施只能延缓长江豚类走向灭绝的速度。”
建大坝还是保物种？
董哲仁，这位水利部科技司前司长、全球水伙伴组织中国区主席，本是一位纯粹的水利工程建设者，后来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沉痛反思大坝对生态的破坏。
他性情温和，风度优雅，在论坛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斥之为“无序”，“对生态保护是在敷衍，没有考虑到要把一个生态多样性的长江留给子孙后代”。
41年前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时，怀抱着高峡出平湖的宏愿。30余年间，他很少认真去思考，他设计的大坝将对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
1999年，他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水论坛”。一位部长发言时，冲进来几位裸体示威者，他们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艰难爬行，身上刷着反对建设某大坝的口号。会场外，不少人在游行示威。董哲仁受到很大震动。在论坛上他还获知，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要上马一个大坝，难度极大。
“这些反对的声音，值得水利工程师们反思。”他说。
更直接的刺激来自国内。1965年，董哲仁在大学毕业前一年，随张光斗教授来到岷江的支流渔子溪做毕业设计。那里刚刚建成一个引水式水电站，生态很好，植被茂密，河里的鱼特别多，“基本处于原始状态”。
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对面山上一长串的猴子嬉闹着从树上吊下来，跑到河边喝水。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师外出勘察地质情况，回头一看，一头黑熊正蹲在他身后。
2001年，当董哲仁再次来到这里时，却发出了一声哀叹：“完蛋了！”他所看到的渔子溪已面目全非：河水被水电站引走，有十多公里断流，植被消失，岩石裸露。
他同时发现，这种情况在岷江流域并不鲜见。原来有近40种原生鱼类活跃在岷江干支流，众多水电站的出现导致河流减水或断流，鱼类数量和种群急剧下降，许多河段生物多样性丧失殆尽。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董哲仁说，“用水发电，取得了经济效益，但留给后代的却是这样的河流，不再生机盎然，而是一团死气。”
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水库4．57万座，加上在建的大中型水库，总库容将超过2113亿立方米；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在2001年底达2441座。如何评价这些水库和大坝对水生生物造成的影响？《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认为，它们导致河流生境消失，鱼类原有的栖息地和产卵地丧失，洄游受阻，“流水性鱼类，特别是众多的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河流的天然流态，包括水量大小、水位高低的变化等，能向鱼类发出生命的信号：该产卵了，要避难了，可以洄游了。董哲仁认为，“水库的存在使得原本呈脉冲状态的水文变得平缓均匀，打乱了维持生态循环的水流过程。”
有调查显示，每年5－8月，当长江水温升高到18℃以上，如恰逢发生洪水时，长江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便会集中在重庆至江西彭泽的38处产卵场进行繁殖，产卵往往在涨水第一天开始，在江水不再上涨或涨幅很小时终止。三峡水库的建成，淹没了十几个这样的产卵场，并且使大坝下游的家鱼产卵期推迟了20天。
生物学家们不得不反复提醒热衷于大坝的建设者：水生物种的进化使它们适应了河流原有的自然水流条件，如果确保一个物种成功完成其生命循环周期所需的水流条件不存在了，这个物种将很快退化或消亡。
很不幸，长江三种鲟类的命运验证了这个论断：达氏鲟处于极危状态，白鲟被逼到了灭绝边缘，而中华鲟作为一种大范围迁徙的物种，从海洋进入长江，上溯3000多公里来到金沙江产卵的通道被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断。监测结果表明，截流25年以来，每年回到产卵场的亲体数量下降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2006年，中华鲟种群的雌雄比例竟高达9∶1。
“如果人的性别比例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处境？”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马毅沉重地表示，“中国对环保的重视还没达到这种程度，即为挽救一个物种而停建一个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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