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二月开始，一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美国律师，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一组文章，探寻四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来龙去脉，追查谋杀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的元凶。哈里斯虽然不谙汉语，但是凭着二十年研究谋杀案的经验和西方人特有的认真和执著，从并不十分丰富的英文资料入手，循踪觅迹，抽丝剥茧，一步步锁定可能的凶嫌。
哈里斯的调查是从卡玛（Carma Hinton）拍摄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开始的。这部电影虽然耗费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其它组织的大量资金，但是一经公映就引起了不少华人学者的批评，焦点集中在拍摄者美化那场民族浩劫，对于历史事实随意进行诗意化处理。尽管很多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人轻信卡玛对于文革的描述，哈里斯却从细节入手，通过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找到了很多疑点。通过这一番条分缕析，哈里斯得出的结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在为谋杀卞仲耘的重要嫌疑人宋彬彬遮掩，而宋彬彬本人也在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开脱。此后，哈里斯还阅读了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的有关英文资料，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英文版有关章节，观看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的英文版，了解了宋彬彬和刘婷婷在美国的行踪。他的追捕仍在继续，博客上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他还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email protected]，期待知情者提供更多的证据。
对这位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的人权“白求恩”，我们所知不多。但相信他在探寻真相，追查凶手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的艰难，体验了不少来自中国人的冷眼。像许多看不懂中国人的老外一样，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功力和对于罪恶的容忍和冷漠让他惊诧莫名，因此，他把自己的这组文章命名为“一片死寂的中国：卞仲耘之死” （China's Great Wall of Silence直译是“中国沉寂的长城”），慨叹那个自称泱泱古国，欣逢盛世的地方居然可以容忍无辜者含冤而死，作恶者逍遥法外。
就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而论，尽管前有王友琴，后有胡杰等人在一丝不苟地记录历史，探寻真相，为国人，也为哈里斯这样的外国人进一步还原历史，厘清是非留下航标，但是，哈里斯那无奈的慨叹并非没有道理。四十多年了，卞校长的沉冤至今得不到昭雪，冤魂至今得不到抚慰。虽然当年制造了血案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目睹了惨剧始末的教工也已是风烛残年，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自己的作为做过丝毫的忏悔，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认凶手。这种面对血泊的集体失语，岂止是一种冷漠！更是对罪恶的纵容，对受害者的加倍践踏，对人类良知的亵渎！
尽管宋彬彬是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目之一，曾经给毛泽东献上红袖章，并由毛赐名“要武”，尽管同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刘婷婷曾经亲口夸耀自己打死过三个人，对她们我们同样不能有罪推定。但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她们二人有勇气为自己撇清责任，为什么不可以说出真正的凶手？如果说一般的当事人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不敢越过官方划定的界限，这两位权倾一时的高干子女，又长期生活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为什么没有胆量讲出真相？
在最近贴出的一篇文章中，哈里斯真诚而急切地呼唤道：“刘婷、宋彬彬、刘锦（音）以及所有的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
我希望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等听到这位美国人的呐喊，更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良知的呼唤。或忏悔，或检举，不要让自己的晚年在良心的折磨中度过，不要让这场血案尘封进无法考据的历史。
记得当年听说有外国漂流队要对黄河长江进行处女漂，中国的壮士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忙不迭地组织起自己的漂流队，搭上身家性命也要夺回首漂记录。不知这样的爱国者们的“骠悍”是否已经失传，倘没有失传，听到哈里斯的网络大追捕的故事，会不会拍案而起，利用比哈里斯好上一百倍的调查条件，赶在他做出最终结论之前抓出元凶？如果这样的爱国者太多，不便拥挤在卞仲耘的案子上，不要忘记中国还有千百万类似的案例：谁枪杀了林昭？谁轮奸了张志新？谁挖去了钟海源的肾？谁割掉了李绿松的舌头？……关注每一个国民的生存和自由，而不是稀里糊涂地为某个虚幻的政治概念挥洒狂热，这才是爱国者应有的作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哈里斯的调查是从卡玛（Carma Hinton）拍摄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开始的。这部电影虽然耗费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其它组织的大量资金，但是一经公映就引起了不少华人学者的批评，焦点集中在拍摄者美化那场民族浩劫，对于历史事实随意进行诗意化处理。尽管很多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人轻信卡玛对于文革的描述，哈里斯却从细节入手，通过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找到了很多疑点。通过这一番条分缕析，哈里斯得出的结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在为谋杀卞仲耘的重要嫌疑人宋彬彬遮掩，而宋彬彬本人也在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开脱。此后，哈里斯还阅读了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的有关英文资料，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英文版有关章节，观看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的英文版，了解了宋彬彬和刘婷婷在美国的行踪。他的追捕仍在继续，博客上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他还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email protected]，期待知情者提供更多的证据。
对这位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的人权“白求恩”，我们所知不多。但相信他在探寻真相，追查凶手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的艰难，体验了不少来自中国人的冷眼。像许多看不懂中国人的老外一样，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功力和对于罪恶的容忍和冷漠让他惊诧莫名，因此，他把自己的这组文章命名为“一片死寂的中国：卞仲耘之死” （China's Great Wall of Silence直译是“中国沉寂的长城”），慨叹那个自称泱泱古国，欣逢盛世的地方居然可以容忍无辜者含冤而死，作恶者逍遥法外。
就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而论，尽管前有王友琴，后有胡杰等人在一丝不苟地记录历史，探寻真相，为国人，也为哈里斯这样的外国人进一步还原历史，厘清是非留下航标，但是，哈里斯那无奈的慨叹并非没有道理。四十多年了，卞校长的沉冤至今得不到昭雪，冤魂至今得不到抚慰。虽然当年制造了血案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目睹了惨剧始末的教工也已是风烛残年，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自己的作为做过丝毫的忏悔，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认凶手。这种面对血泊的集体失语，岂止是一种冷漠！更是对罪恶的纵容，对受害者的加倍践踏，对人类良知的亵渎！
尽管宋彬彬是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目之一，曾经给毛泽东献上红袖章，并由毛赐名“要武”，尽管同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刘婷婷曾经亲口夸耀自己打死过三个人，对她们我们同样不能有罪推定。但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她们二人有勇气为自己撇清责任，为什么不可以说出真正的凶手？如果说一般的当事人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不敢越过官方划定的界限，这两位权倾一时的高干子女，又长期生活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为什么没有胆量讲出真相？
在最近贴出的一篇文章中，哈里斯真诚而急切地呼唤道：“刘婷、宋彬彬、刘锦（音）以及所有的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
我希望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等听到这位美国人的呐喊，更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良知的呼唤。或忏悔，或检举，不要让自己的晚年在良心的折磨中度过，不要让这场血案尘封进无法考据的历史。
记得当年听说有外国漂流队要对黄河长江进行处女漂，中国的壮士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忙不迭地组织起自己的漂流队，搭上身家性命也要夺回首漂记录。不知这样的爱国者们的“骠悍”是否已经失传，倘没有失传，听到哈里斯的网络大追捕的故事，会不会拍案而起，利用比哈里斯好上一百倍的调查条件，赶在他做出最终结论之前抓出元凶？如果这样的爱国者太多，不便拥挤在卞仲耘的案子上，不要忘记中国还有千百万类似的案例：谁枪杀了林昭？谁轮奸了张志新？谁挖去了钟海源的肾？谁割掉了李绿松的舌头？……关注每一个国民的生存和自由，而不是稀里糊涂地为某个虚幻的政治概念挥洒狂热，这才是爱国者应有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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