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在《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堂堂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
在古代，史官的职能主要是以书面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有一定意义的现实事件，兼有舆论监督与记载历史的作用。吴大澈《说文古籀补》从古字形上“史”像手持简形，“史”持书之人。这些都说明“史”是掌簿书、记事的人。古代史官，就是最早的文书档案工作者，也是最早的知识分子。
在夏代，史官的职能不仅负责形成文书和保存档案文献而且还可以据典劝谏君主。《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奔如商。”史官劝谏不了，终于离弃了君主。
《墨子·贵义》云：“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且《春秋》还被认为是“贬天子”的著作。这些都说明了古代国君大多重视自己的声明，如此，作为传后世的史书，对君王臣子就有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
而在晋国，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自古以来，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对国君、大臣来说，多少总要使他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遗臭于后世，从而也就产生了某种制约力量
在《读书镜》中记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堂堂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
在古代，史官的职能主要是以书面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有一定意义的现实事件，兼有舆论监督与记载历史的作用。吴大澈《说文古籀补》从古字形上“史”像手持简形，“史”持书之人。这些都说明“史”是掌簿书、记事的人。古代史官，就是最早的文书档案工作者，也是最早的知识分子。
在夏代，史官的职能不仅负责形成文书和保存档案文献而且还可以据典劝谏君主。《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奔如商。”史官劝谏不了，终于离弃了君主。
《墨子·贵义》云：“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且《春秋》还被认为是“贬天子”的著作。这些都说明了古代国君大多重视自己的声明，如此，作为传后世的史书，对君王臣子就有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
而在晋国，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自古以来，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对国君、大臣来说，多少总要使他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遗臭于后世，从而也就产生了某种制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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