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张某某 85岁 男 离休干部 采访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张某某家中 2007年3月13日上午
1947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共豫西南六分区武装工作队。48年10月南阳解放后,我们100多人的队伍开进了城市。那时候百废待兴,到处都缺少人需要人。南阳市副市长兼酒精厂厂长邰士芳和我认识,把我调到了酒精厂。上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峡运来两车火纸,再卖到社旗,赚点钱去买粮食制曲。后来我一直在工厂生产技术科上班,1957年反右刚开始时,厂里的锅炉坏了,我到省工业厅去请技师来修锅炉,那时候郑州已经开始反右派。本来我家庭出身不好,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谨慎。我看到这个风头后,回来更胆小更老实了。组织号召提意见,我啥话也不说,可以说没有一点言论。可后来为啥子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上级给酒精厂分派了10多个右派指标,特派员袁世定抓反右运动,他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关起门来编造材料,写上张某某说,共产党不好,现在吃不饱。当时也确实吃不饱,可这话我根本就没说,自然不承认。你不承认,领导就白天黑夜召集积极分子批斗你。你还不承认,领导就逼供诱供,说你承认吧,承认了包你没事,保你过关。咱相信领导的话,就违心承认了。这一被迫承认不打紧,马上就被监督劳动。等上边报批后,就全副武装把我们这10多个右派押送到农村劳动。1957年五一之前,我被押送到方城县独树公社下曹村劳动改造,老婆和4个孩子被赶回社旗农村老家。
我到农村后,就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农民为人忠厚淳朴,也没有歧视我,对我还很关照。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大炼钢铁吃食堂,我和一个社员每天去放树。干部说已经快实现共产主义了,谁家的树都可以锯,村里村外碗口粗的树都放光了。放倒的树去烧木炭,再拉到小高炉当燃料炼钢铁。1958年初冬,我又被指使去修鸭河水库。干了3个月,上级又让右派回南阳集中学习。学习时听说要给右派平反,大家暗自高兴。后来又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扬言给右派平反他就不干了。过后,不让右派们学习了,在几个村庄轮流劳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人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卷烟厂的和柴油机厂的反右运动特派员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也成了右派分子。那时候还在吃食堂,就是发几个蒸红薯。卷烟厂的特派员也是右派分子苏文华吃红薯时把红薯皮揭扔了,革命群众看到后一涌而上,开现场会批斗他。后来食堂连红薯也没有了,只是喝菜汤。菜汤里有菜叶萝卜,吃饭时一人一瓢,撑得肚子大,一撒尿肚子又空了,人人都饿的身上浮肿。幸运的是我劳动的地方是市郊菜队,没粮食多少有菜,虽然饿还没饿死人。我老家社旗大冯营前营村就惨了,1960年前后,一个村两个生产队饿死54人。我那4个孩子饿得在床上起不来,我老婆去打水,关系好的乡邻在食堂做饭,不吭声偷偷扔到水桶里两疙瘩芝麻叶。我老婆回家后,让几个孩子吃了,几个人才缓过口气。1961年初,组织允许我回家看看,家里一贫如洗,地上铺了些干草当床,盖的破被子露着棉花套子。老婆孩子见到我,抱头哭成一团。
(张某某之子插话:父亲被打成右派被集中劳动改造,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去时,我那年才4岁。1958年开始吃食堂,也就是粗茶淡饭,起初还能吃饱。大家敞开肚子吃,很快生产队就被吃空了家底。大炼钢铁又耽误了秋收,后来就开始喝稀汤。1959年,一天一人三两八钱的定量,干部多吃多占,群众还吃不到这个量。1960年三两八钱的定量也没了,人们稀汤也喝不上了,吃糠、吃野菜,吃牛粪,吃大雁屎,把玉米芯用石磙碾碎吃,到酒精厂挑酒糟吃,人们都饿极了,只要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往嘴里咽。你问吃树皮没有?树木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连树皮也没得吃。家里人饿极了吃牛粪,牛拉粪了都去抢,回来后家里也没锅,铁锅在大炼钢铁时都砸了当原料了,食堂解散后铁锅也买不到。我妈就用个破洗脸盆子,把牛粪拍成饼状,放在洗脸盆里用火烧烧,填肚里充饥。我爷爷抗不住饿死了,死时皮包骨头,顶多几十斤,我妈和我们几个饿的都动不了,乡邻帮忙才把爷爷埋了。)
苦日子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后,才给右派改正,我一家老小才能挺起腰杆做人。那个年代真是不愿想,想起来就掉眼泪。
1947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共豫西南六分区武装工作队。48年10月南阳解放后,我们100多人的队伍开进了城市。那时候百废待兴,到处都缺少人需要人。南阳市副市长兼酒精厂厂长邰士芳和我认识,把我调到了酒精厂。上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峡运来两车火纸,再卖到社旗,赚点钱去买粮食制曲。后来我一直在工厂生产技术科上班,1957年反右刚开始时,厂里的锅炉坏了,我到省工业厅去请技师来修锅炉,那时候郑州已经开始反右派。本来我家庭出身不好,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谨慎。我看到这个风头后,回来更胆小更老实了。组织号召提意见,我啥话也不说,可以说没有一点言论。可后来为啥子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上级给酒精厂分派了10多个右派指标,特派员袁世定抓反右运动,他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关起门来编造材料,写上张某某说,共产党不好,现在吃不饱。当时也确实吃不饱,可这话我根本就没说,自然不承认。你不承认,领导就白天黑夜召集积极分子批斗你。你还不承认,领导就逼供诱供,说你承认吧,承认了包你没事,保你过关。咱相信领导的话,就违心承认了。这一被迫承认不打紧,马上就被监督劳动。等上边报批后,就全副武装把我们这10多个右派押送到农村劳动。1957年五一之前,我被押送到方城县独树公社下曹村劳动改造,老婆和4个孩子被赶回社旗农村老家。
我到农村后,就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农民为人忠厚淳朴,也没有歧视我,对我还很关照。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大炼钢铁吃食堂,我和一个社员每天去放树。干部说已经快实现共产主义了,谁家的树都可以锯,村里村外碗口粗的树都放光了。放倒的树去烧木炭,再拉到小高炉当燃料炼钢铁。1958年初冬,我又被指使去修鸭河水库。干了3个月,上级又让右派回南阳集中学习。学习时听说要给右派平反,大家暗自高兴。后来又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扬言给右派平反他就不干了。过后,不让右派们学习了,在几个村庄轮流劳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人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卷烟厂的和柴油机厂的反右运动特派员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也成了右派分子。那时候还在吃食堂,就是发几个蒸红薯。卷烟厂的特派员也是右派分子苏文华吃红薯时把红薯皮揭扔了,革命群众看到后一涌而上,开现场会批斗他。后来食堂连红薯也没有了,只是喝菜汤。菜汤里有菜叶萝卜,吃饭时一人一瓢,撑得肚子大,一撒尿肚子又空了,人人都饿的身上浮肿。幸运的是我劳动的地方是市郊菜队,没粮食多少有菜,虽然饿还没饿死人。我老家社旗大冯营前营村就惨了,1960年前后,一个村两个生产队饿死54人。我那4个孩子饿得在床上起不来,我老婆去打水,关系好的乡邻在食堂做饭,不吭声偷偷扔到水桶里两疙瘩芝麻叶。我老婆回家后,让几个孩子吃了,几个人才缓过口气。1961年初,组织允许我回家看看,家里一贫如洗,地上铺了些干草当床,盖的破被子露着棉花套子。老婆孩子见到我,抱头哭成一团。
(张某某之子插话:父亲被打成右派被集中劳动改造,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去时,我那年才4岁。1958年开始吃食堂,也就是粗茶淡饭,起初还能吃饱。大家敞开肚子吃,很快生产队就被吃空了家底。大炼钢铁又耽误了秋收,后来就开始喝稀汤。1959年,一天一人三两八钱的定量,干部多吃多占,群众还吃不到这个量。1960年三两八钱的定量也没了,人们稀汤也喝不上了,吃糠、吃野菜,吃牛粪,吃大雁屎,把玉米芯用石磙碾碎吃,到酒精厂挑酒糟吃,人们都饿极了,只要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往嘴里咽。你问吃树皮没有?树木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连树皮也没得吃。家里人饿极了吃牛粪,牛拉粪了都去抢,回来后家里也没锅,铁锅在大炼钢铁时都砸了当原料了,食堂解散后铁锅也买不到。我妈就用个破洗脸盆子,把牛粪拍成饼状,放在洗脸盆里用火烧烧,填肚里充饥。我爷爷抗不住饿死了,死时皮包骨头,顶多几十斤,我妈和我们几个饿的都动不了,乡邻帮忙才把爷爷埋了。)
苦日子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后,才给右派改正,我一家老小才能挺起腰杆做人。那个年代真是不愿想,想起来就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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