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建立的第一个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毛泽东是怎样压榨农民，实行红色恐怖的。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九章“第一个红色中国 ”。张戎女士采访了同毛泽东打过交道的各国政要人士，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与毛泽东、与这段历史有关系的数百人，花了十二年才写成了这本书。
国中之国的首都瑞金位于江西省南边陲，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红土盆地里。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农产品丰富，到处是杉、松、枫、樟、砾，桩树华盖如云。政治环境也很理想：国民党手中的省会南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无大路 可通。红区内有繁华的都市汀州，只与外界通航。
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里。 领导人的住宅曾属于当地最富有的人家，位于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宽敞的房间，面对祠堂的那面墙上没有窗户，从前的屋主出于对祠堂的尊重，不让在那里造窗。但毛为了采光，新开了一扇窗户。
毛这个"主席"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周十二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毛当时是代理书记)。在共产党制度里，党的书记是头号人物。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 "、"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时叫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中共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又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农民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中共政府。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 "。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来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被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查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 (龚楚的回忆录于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的回忆录的真实性。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国中之国的首都瑞金位于江西省南边陲，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红土盆地里。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农产品丰富，到处是杉、松、枫、樟、砾，桩树华盖如云。政治环境也很理想：国民党手中的省会南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无大路 可通。红区内有繁华的都市汀州，只与外界通航。
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里。 领导人的住宅曾属于当地最富有的人家，位于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宽敞的房间，面对祠堂的那面墙上没有窗户，从前的屋主出于对祠堂的尊重，不让在那里造窗。但毛为了采光，新开了一扇窗户。
毛这个"主席"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周十二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毛当时是代理书记)。在共产党制度里，党的书记是头号人物。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 "、"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时叫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中共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又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农民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中共政府。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 "。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来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被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查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 (龚楚的回忆录于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的回忆录的真实性。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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