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中共被迫开始长征的真实情况。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十一章“长征前夕:毛泽东差点被扔掉 ”。张戎女士采访了同毛泽东打过交道的各国政要人士,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与毛泽东、与这段历史有关系的数百人,花了十二年写成了这本书。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动五十万大军,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那年五月,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默认日本人占领华北大片土地,他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这时蒋已在苏区外围修了公路,集结大军,调运粮草。他的军队围住苏区,逐步推进,一次推进几公里,然后停下来修筑碉堡,筑成后再推进。碉堡与碉堡之间机关枪构成封锁火力网。如彭德怀所说:蒋"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
红军人数大大少于蒋,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蒋介石聘请了德国顾问团训练军队,特别采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整德军的冯,赛克特将军(Hansy。 nSeeckt)的建议。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莫斯科都决心保卫瑞金。既然蒋有德国人帮助,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共的德国顾问力量。李德这时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现场指挥。
跟李德最要好的是中共当时第一号人物博古。他们曾在上海一块儿工作,现在一块儿讲俄文,放松时跟翻译打牌、骑马。管军事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也跟他来往频繁。毛不会说俄文,很少见李德,莫斯科的使者跟博古、周恩来要好,对毛显然不利。
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逼已经六个月。无论莫斯科的顾问还是中共领导都没有办法对付蒋的碉堡政策和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大家心里部明白,根据地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来电说瑞金的前景很不妙,要中共准备撤离。一接到这个电报,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泽东。二十七日,上海电告莫斯科:"瑞金来电说毛长期生病,要求将他送往莫斯科。"毛并没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毛在危难之时捣乱。
莫斯科四月九日回电"反对毛来",理由是旅途须经过白区,不安全,"他一定得在苏区治病,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行。只是在当地实在没办法治而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毛也无意被打发掉,"我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他说。但博古又想出个万无一失的法子:把毛留下来扛中央苏区这面大旗。毛身为政府主席,留在苏区等于向外界宣布红色政权依然存在,这是莫斯科无法反对的。
中共高层谁也不愿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不是战死就是被国民党抓去枪毙。毛的么弟泽覃、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中共前头号人物瞿秋白,都这样死去。留下而又活下来的人不少充满怨气,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留下守摊子的第二号人物,原因是大腿上受了伤没法走。他曾躺在担架上去见朱德,请求被带上,但没有用。二十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当时"大家都认为靠着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而对我则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
陈毅对这套冠冕堂皇的话嗤之以鼻。
毛泽东知道,留下来即使不丢性命,政治上也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将远离中央与红军。随后半年时间里,毛全力以赴不让博古等人把他丢下。
毛的主要办法是守候在长征撤离的出口。当时首先考虑的突破口是苏区南线。毛立刻来到南线司令部会昌。 南线领导人都看出突然光临的毛在他们那里没什么公干,他早上去爬山,还写诗词。他爱拐到当地部队办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
到了七月,来也突然的毛去也突然,回到瑞金。这时长征突破点改了,不再是南线,而是西边。一支八干人的队伍由那个方向离开红区去探路。毛带上二十多个随从去了瑞金西边的鄂都。毛的落脚点是当地指挥部,距撤离起点鄂都河渡口一箭之遥,只需过街穿越一个末代的城洞。毛在这个渡河口住了下去,一直住到跟大队人马走。
离开瑞金来鄂都前,毛要大弟泽民把他的宝藏,那批两年前从漳州运回来藏在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全部交给博古。私藏缴获品,直到最后一分钟,是不小的过失。这不仅完全违背他自己制定的"三大纪律"之一的,一切缴获要归公"还表现出毛头脑里曾经转过跟党跟莫斯科分手的念头。但毛别无选择。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金银财宝埋在山洞里没用了,还不如拿出来"买"张"离境票"。此时的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送上一大批财富,可算是雪中送炭。毛又向博古许诺说,带上他走他一定不会捣乱。博古终于同意了。当然博古不同意也不行,毛就"赖在离境口。"
被认为"政治上动摇,在党内老是犯错误,的中央苏区副主席项英被指定留守。但他对中央带着毛走非常担忧。项英了解毛。他一九三一年到苏区时正碰上毛大杀 AB团,当时就说毛这样做是为了私人权力,他尽力刀下救人。毛因此痛恨项英,曾指使受刑人咬项英是AB团。据周恩来后来对共产国际说:"被捕的人口供说项英属于AB团。"苏联当时的驻华大使潘友新记载道:毛"想搞掉项英,因此指他是AB团。只是由于政治局的干预毛才没能干掉项英"。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时,项英是最坚决要把毛赶出红军指挥部的人之一。毛对项英的仇恨最终导致项英十年后的死亡。
毛在鄂都时,中央正式通知他跟大军走,他便派人接来了妻子贺子珍。孩子不允许带,两岁的儿子小毛就这样留下了。毛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儿子。毛没有跟孩子道别,也没有显露过悲伤。
当时鄂都的红军指挥官龚楚在回忆录里生动地记下了毛在鄂都的情景。九月上旬的一天,龚楚正在研究地图,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 "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跑到大门前,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脸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鄂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
毛泽东居处,除了我常到外,没有什么人来往。中共的高级干部更没有一个人来过。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的抑郁和凄怆之感,是可想而知的。
九月间,我收到了十块银元的特别营养费,买了一只大母鸡,两斤猪蹄,先派人送到毛泽东处,作为晚上消夜时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时才去,贺子珍将烧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毛泽东很高兴,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便滔滔不绝地长谈起来。……当谈到我过去被处分的事,他说当时并不赞同给予我以处分,但周恩来过于刻薄,才闹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龚楚还说,毛对其他领导人也"表露着深深不满"。酒后伤感,他喟然长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说时竟凄然泪下。红色政权的崩溃、跟儿子的生离死别,都不足以使毛落泪,只有失掉个人权力才有这样的力量。
准备走了,横祸飞来。毛患疟疾病危,发四十一度的高烧,说胡话。他急需复原,否则即使不死他也没法随军离开。苏区最好的医生傅连嶂马不停蹄地从瑞金奔来,使毛迅速康复。傅救了毛的命--也救了毛的政治生命。
傅在以后几十年中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医护。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七十二岁的傅被打断肋骨打破了头,他给毛写信说:"你在鄂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 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毛是这样在傅连嶂信上批示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但后来毛听说傅曾对其他领导人谈论过他的健康情况,这是毛的大忌,他也就任由博被投入监狱。入狱十五天,傅死在囚室的水泥地上。
一九三四年傅抢救毛时,红军正在蒋介石军队的紧逼下边打边退,撤离的准备工作也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这是一场战败后的撤离,但也是一个战略转移,设法接近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受武器和其他援助。这就是打通苏联"。这一战略已设想多年。早在一九二九年,苏军情报局的首脑伯金就对派驻中国的名牌间谍左尔格说,他的使命是想办法把中国红军弄到苏联边境去。
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民党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大军的逼迫下,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被赶出了它占据的疆土。鄂都河上由一条条船架成浮桥。河岸上挤着给红军送行的士兵家属。重伤员被交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十月十八日傍晚六点,病后的毛泽东,离开了鄂都指挥部,穿过宋代的城洞,跨上浮桥。从这里,萌生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个"神话"——长征。 来源: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动五十万大军,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那年五月,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默认日本人占领华北大片土地,他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这时蒋已在苏区外围修了公路,集结大军,调运粮草。他的军队围住苏区,逐步推进,一次推进几公里,然后停下来修筑碉堡,筑成后再推进。碉堡与碉堡之间机关枪构成封锁火力网。如彭德怀所说:蒋"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
红军人数大大少于蒋,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蒋介石聘请了德国顾问团训练军队,特别采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整德军的冯,赛克特将军(Hansy。 nSeeckt)的建议。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莫斯科都决心保卫瑞金。既然蒋有德国人帮助,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共的德国顾问力量。李德这时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现场指挥。
跟李德最要好的是中共当时第一号人物博古。他们曾在上海一块儿工作,现在一块儿讲俄文,放松时跟翻译打牌、骑马。管军事的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也跟他来往频繁。毛不会说俄文,很少见李德,莫斯科的使者跟博古、周恩来要好,对毛显然不利。
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逼已经六个月。无论莫斯科的顾问还是中共领导都没有办法对付蒋的碉堡政策和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大家心里部明白,根据地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来电说瑞金的前景很不妙,要中共准备撤离。一接到这个电报,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泽东。二十七日,上海电告莫斯科:"瑞金来电说毛长期生病,要求将他送往莫斯科。"毛并没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毛在危难之时捣乱。
莫斯科四月九日回电"反对毛来",理由是旅途须经过白区,不安全,"他一定得在苏区治病,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行。只是在当地实在没办法治而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毛也无意被打发掉,"我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他说。但博古又想出个万无一失的法子:把毛留下来扛中央苏区这面大旗。毛身为政府主席,留在苏区等于向外界宣布红色政权依然存在,这是莫斯科无法反对的。
中共高层谁也不愿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不是战死就是被国民党抓去枪毙。毛的么弟泽覃、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中共前头号人物瞿秋白,都这样死去。留下而又活下来的人不少充满怨气,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留下守摊子的第二号人物,原因是大腿上受了伤没法走。他曾躺在担架上去见朱德,请求被带上,但没有用。二十多年后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当时"大家都认为靠着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而对我则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
陈毅对这套冠冕堂皇的话嗤之以鼻。
毛泽东知道,留下来即使不丢性命,政治上也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将远离中央与红军。随后半年时间里,毛全力以赴不让博古等人把他丢下。
毛的主要办法是守候在长征撤离的出口。当时首先考虑的突破口是苏区南线。毛立刻来到南线司令部会昌。 南线领导人都看出突然光临的毛在他们那里没什么公干,他早上去爬山,还写诗词。他爱拐到当地部队办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
到了七月,来也突然的毛去也突然,回到瑞金。这时长征突破点改了,不再是南线,而是西边。一支八干人的队伍由那个方向离开红区去探路。毛带上二十多个随从去了瑞金西边的鄂都。毛的落脚点是当地指挥部,距撤离起点鄂都河渡口一箭之遥,只需过街穿越一个末代的城洞。毛在这个渡河口住了下去,一直住到跟大队人马走。
离开瑞金来鄂都前,毛要大弟泽民把他的宝藏,那批两年前从漳州运回来藏在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全部交给博古。私藏缴获品,直到最后一分钟,是不小的过失。这不仅完全违背他自己制定的"三大纪律"之一的,一切缴获要归公"还表现出毛头脑里曾经转过跟党跟莫斯科分手的念头。但毛别无选择。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金银财宝埋在山洞里没用了,还不如拿出来"买"张"离境票"。此时的中共非常缺钱,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送上一大批财富,可算是雪中送炭。毛又向博古许诺说,带上他走他一定不会捣乱。博古终于同意了。当然博古不同意也不行,毛就"赖在离境口。"
被认为"政治上动摇,在党内老是犯错误,的中央苏区副主席项英被指定留守。但他对中央带着毛走非常担忧。项英了解毛。他一九三一年到苏区时正碰上毛大杀 AB团,当时就说毛这样做是为了私人权力,他尽力刀下救人。毛因此痛恨项英,曾指使受刑人咬项英是AB团。据周恩来后来对共产国际说:"被捕的人口供说项英属于AB团。"苏联当时的驻华大使潘友新记载道:毛"想搞掉项英,因此指他是AB团。只是由于政治局的干预毛才没能干掉项英"。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时,项英是最坚决要把毛赶出红军指挥部的人之一。毛对项英的仇恨最终导致项英十年后的死亡。
毛在鄂都时,中央正式通知他跟大军走,他便派人接来了妻子贺子珍。孩子不允许带,两岁的儿子小毛就这样留下了。毛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儿子。毛没有跟孩子道别,也没有显露过悲伤。
当时鄂都的红军指挥官龚楚在回忆录里生动地记下了毛在鄂都的情景。九月上旬的一天,龚楚正在研究地图,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 "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跑到大门前,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脸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鄂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
毛泽东居处,除了我常到外,没有什么人来往。中共的高级干部更没有一个人来过。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的抑郁和凄怆之感,是可想而知的。
九月间,我收到了十块银元的特别营养费,买了一只大母鸡,两斤猪蹄,先派人送到毛泽东处,作为晚上消夜时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时才去,贺子珍将烧好的母鸡和猪蹄端上,毛泽东很高兴,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便滔滔不绝地长谈起来。……当谈到我过去被处分的事,他说当时并不赞同给予我以处分,但周恩来过于刻薄,才闹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龚楚还说,毛对其他领导人也"表露着深深不满"。酒后伤感,他喟然长叹道:""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说时竟凄然泪下。红色政权的崩溃、跟儿子的生离死别,都不足以使毛落泪,只有失掉个人权力才有这样的力量。
准备走了,横祸飞来。毛患疟疾病危,发四十一度的高烧,说胡话。他急需复原,否则即使不死他也没法随军离开。苏区最好的医生傅连嶂马不停蹄地从瑞金奔来,使毛迅速康复。傅救了毛的命--也救了毛的政治生命。
傅在以后几十年中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医护。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七十二岁的傅被打断肋骨打破了头,他给毛写信说:"你在鄂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 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毛是这样在傅连嶂信上批示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但后来毛听说傅曾对其他领导人谈论过他的健康情况,这是毛的大忌,他也就任由博被投入监狱。入狱十五天,傅死在囚室的水泥地上。
一九三四年傅抢救毛时,红军正在蒋介石军队的紧逼下边打边退,撤离的准备工作也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这是一场战败后的撤离,但也是一个战略转移,设法接近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受武器和其他援助。这就是打通苏联"。这一战略已设想多年。早在一九二九年,苏军情报局的首脑伯金就对派驻中国的名牌间谍左尔格说,他的使命是想办法把中国红军弄到苏联边境去。
出发前的另一项工作是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民党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蒋介石大军的逼迫下,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被赶出了它占据的疆土。鄂都河上由一条条船架成浮桥。河岸上挤着给红军送行的士兵家属。重伤员被交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十月十八日傍晚六点,病后的毛泽东,离开了鄂都指挥部,穿过宋代的城洞,跨上浮桥。从这里,萌生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个"神话"——长征。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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