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股票：大清昭信股票

1898年1月30日，黄思永上书光绪《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提出应发行借款“股票”，以充分挖掘和积聚华民的财富，尤其是应“严责中外臣僚，激以忠义奋发之气，先派官借，以为民倡”，则“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类别区分，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

　　这次上书提意见自有其原因。甲午战争后，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第四款规定：“中国约将库平银贰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同时还约定，这笔两亿两的赔款必须在3年内分8次付清，否则，未付清的款目要另外支付5%的年息。这笔赔款相当于清廷两年的全部税收，当清廷交付了第4期赔款后，再也拿不出钱来。1897年清政府筹办第三次借款时，英国和沙俄为独占贷款权争执不下，形成僵局。清政府对双方都不敢得罪，决定停借外款，自己想办法解决。光绪允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并下诏要求臣下“筹划开源之计以偿付赔款。”

　　此项借款关乎国家的自立自强，所以黄思永请将借款“股票”命名为“自强股票”。希望让老百姓明了政府借款是“因国计自强派股”，进而“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忱”。后来，在制定章程之时，侍郎张荫桓将之改名为“昭信股票”，意即“就认股数目以昭信守”，显示政府信用。

　　在利益保障方面，此项股票定以一年见利，“既速且准”。黄思永乐观地指出：通过精神激励和收益保障，华商一定会积极响应，“安见将来风行之盛，不如外洋”。正为财政危机困扰的光绪帝对黄思永的奏疏十分重视，传旨“著户部速议具奏”。户部上《奏准自造股票筹借华款疏》，基本上同意黄思永的方案。光绪皇帝当即批准，并对此次募集公债寄予了厚望。

　　根据黄思永建议“先按官之品级、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数之多少，查照官册分派，渐及民间。”户部官员在会商时作了较为实际的考虑：“第缺分肥瘠、家道厚薄，一时既难周知；且按官之品级以定数之多少，亦恐迹近抑勒，窒碍难行。”经过“会同商酌”，户部定出了较为折衷的方案：由该部印造“股票”百万张，凡官绅商民均“量力出借，无庸拘定数目”。但考虑到“内外大小臣工，受国厚恩，际此帑绌时艰，尤当熟计安危”，发挥带头作用，“出家资以佐国用”。所以“拟请降旨饬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各项官员，均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即将政府强制摊派，变为动员官员认购。

　　对于朝廷发行昭信股票的“万不得已”的苦衷，时人评论认为蒙受过浩荡皇恩的官绅正宜趁此时机主动报答，捐款而不受票，以助君上度过难关。而封疆大吏对朝廷此举也多表示“理解”，项措施由朝廷允准施行后，有文人即作诗纪颂。其中这样写道：

　　纡难不毁家，思源由饮水。吁嗟昭信票，昨已奉廷旨。
　　伏读甫终篇，泪下不可止。本朝浩荡恩，久浃人肌髓。
　　鱼相忘江湖，旷代罕伦比。今乃为此举，诚万不得已。
　　自枢臣以下，纡青而拖紫。各各思报恩，恩实难殚纪。
　　文起家毛锥，武出身弓矢。离蔬释屩来，大半荜门士。
　　全家脱寒饥，不官胡能尔?
　　顾已一循涯，畴不蒙帝祉。周急有仁人，河润到乡里。
　　如何君有急，乃裒如充耳?朱门酒肉多，惠且及僮婢。
　　如何君有急，而忍行路视?启口人人忠，誓将驱命委。
　　君日姑徐徐，观票可知矣。受票讵云忠，其端或在是。

　　只是，昭信股票在发行过程中，虽然朝廷颁布了严格的章程，作了还本付息的规定，但也严重背离原定章程。昭信股票的发行，最终演化成为官府的苛派抑勒或强令捐输，使民众怨愤激增。光绪多次下诏规定“商民人等愿借与否，各听其便”，严禁官吏强行指派和借端勒索。但是，为时不久，弹劾地方官借发行昭信股票肆意勒索的奏章便接二连三地被送到光绪的御案上了。“各省办理此事，名为劝借，实则勒索，催迫骚扰，贻累闾阎”。尤其是四川、山东等省，“始则劝购，继则勒购，且有因逼毙命者”。

　　更有官员将募得的股款扣留别用，拒绝上交，各打各的小算盘。结果是“酷吏得假此尽饱私囊，以其余归之公。

　　昭信股票的发行导致人民怨声载道，朝臣啧有烦言，光绪只得在九月间下诏“著即停止”。但很多地方不肯就此罢休，“仍如征收钱漕故智，于既奉停止股票谕旨后，誊黄不张贴，苛派抑勒，百倍于未停股票之时，……边省小民，仍不免罹官之余毒也”。

　　当时广东布政使岑春煊针对昭信股票的失败指出：“伏查泰西强国，皆有国债，其办理妥善，皆由交银行经理，不归地方官吏，且本利清偿妥速，行之有素，故集巨款无难”。学者杨鹏程认为，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还未具雏型，这个空白是由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来填补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都设有银行，通过对华输出资本牢牢控制着中国的财政金融事业。

　　有人弹劾奕劻以二厘利率在英商汇丰银行存银一百二十万两，户部尚书鹿传霖和都御史清锐奉旨彻查，却被汇丰银行坚决回绝，声称“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外国银行替存户保密居然可以抗拒圣旨，使得有钱人惊喜交集，他们宁愿低利、无利甚至交纳手续费把钱存入外国银行的保险柜，也不愿认购毫无债权保障、形同废纸的昭信股票。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对发行昭信股票一事坚决反对，斥为亡国之举，指出其结果只会“徒饱贪吏，于国计无益”。他还认为，无论外债内债都是挖肉补疮，如果不从经营自强着手的话，“则赔款无已时，借款亦无已时，是坐自毙也”。

　　梁启超后来评价昭信股票“实中国内债之嚆矢，而恐亦中国内债之末路也，……以若此之政府，本不足信，虽欲昭之，其乌可得”。

　　昭信股票的发行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清政府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制度，在中国试行公债制度，企图用这种措施解决它所面临着的严重财政危机。由于发行市场、体制缺陷、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这次公债的发行并不十分成功。尽管如此，由于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财政观念和财政制度，对中国的封建财政制度给予了巨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