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了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共基层部门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时暴露出普遍存在的“体制性迟钝”问题,这与中国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有分析人士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政府不对民众负责,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根源在中共中央政府。
《了望》指出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共同规律: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理-事态平息。这种现象说明基层政府漠视群众疾苦已成为“顽疾”。文章举例说,四川大竹县“117”事件,由一个宾馆女服务员不明死亡的刑事案件,酝酿、升级至大批群众聚集围观、酒店被烧,就是因有关部门反应迟钝,最终使“小火酿大灾”。文章认为这种“体制性迟钝”与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不少地方苛求基层“稳定”,评价干部能力和政绩也以此为重要指标,所以基层拼命把负面消息压住,“稳定”变成了一种“社会控制”。
但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广东的维权律师唐荆陵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共政府不对民众负责,因为没有言路自由及非民选政府的官僚利益,政府对公民的意见都反应得很慢。而且中国的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他举例说,新疆克拉玛依1994年的大火中,一句“让领导先走!”最终造成300多人死亡,而领导们都安然无恙。湖北维权组织“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认为,基层官员漠视民众疾苦,其根源在于中央政府只追求一种所谓表面的稳定、表面的和谐。新世纪网登载了社会学者刘晓竹的点评,他比喻说,基层有问题就如同手脚显得有点迟钝,但是,手脚迟钝的原因根本不是手脚的问题,而是最高神经中枢的问题。解决基层问题的希望在于,中共中央要先换一换大脑。
《了望》还分析说,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大量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因“仇富、仇官、仇不公”的情绪主动参于他人的维权活动。唐荆陵则认为,这些看似和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参与者,其实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现在百姓已经明白,如果一个百姓遭遇这种危害的时候,他不站出来的话,那么将来这种事情可能会落到他的头上。
《了望》指出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共同规律: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理-事态平息。这种现象说明基层政府漠视群众疾苦已成为“顽疾”。文章举例说,四川大竹县“117”事件,由一个宾馆女服务员不明死亡的刑事案件,酝酿、升级至大批群众聚集围观、酒店被烧,就是因有关部门反应迟钝,最终使“小火酿大灾”。文章认为这种“体制性迟钝”与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不少地方苛求基层“稳定”,评价干部能力和政绩也以此为重要指标,所以基层拼命把负面消息压住,“稳定”变成了一种“社会控制”。
但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广东的维权律师唐荆陵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共政府不对民众负责,因为没有言路自由及非民选政府的官僚利益,政府对公民的意见都反应得很慢。而且中国的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他举例说,新疆克拉玛依1994年的大火中,一句“让领导先走!”最终造成300多人死亡,而领导们都安然无恙。湖北维权组织“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认为,基层官员漠视民众疾苦,其根源在于中央政府只追求一种所谓表面的稳定、表面的和谐。新世纪网登载了社会学者刘晓竹的点评,他比喻说,基层有问题就如同手脚显得有点迟钝,但是,手脚迟钝的原因根本不是手脚的问题,而是最高神经中枢的问题。解决基层问题的希望在于,中共中央要先换一换大脑。
《了望》还分析说,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大量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因“仇富、仇官、仇不公”的情绪主动参于他人的维权活动。唐荆陵则认为,这些看似和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参与者,其实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现在百姓已经明白,如果一个百姓遭遇这种危害的时候,他不站出来的话,那么将来这种事情可能会落到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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