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院奇花
当年，父母修炼法轮功后很快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于是推荐给我们，希望儿女也能像他们一样受益。东伟和我通过修炼，不仅实现了祛病健身，而且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如何按照“真、善、忍”做人的道理。东伟本来就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老师的好学生。修炼法轮功后，他本性善良纯真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我对他的爱也多了一份敬意。
修炼后，我们通过“希望工程”陆续资助了九名边远地区的孩子上学，并为西部植树造林的绿化专案捐款。当时我们在国内属于收入较高的阶层，捐些钱不算什么，但他想到、做到的一些小事，经常会令我感动不已。
每年九月份开学的时候，他会专门跑去买一些铅笔、作业本、字典寄给这些小朋友，怕他们没钱买这些耽误学习。新年的时候他也会买一些日历、铅笔盒之类的做礼物，让小朋友们也能够得到一份新年的祝福。
那些孩子在不同的省份，也都拿他当亲人一般，不但按时汇报学习成绩，还会寄来各式各样的当地土特产品让“卜叔叔”尝尝鲜。有一次内蒙古一个孩子寄来妈妈做的 “江米条”给我们吃。但不知为何那些“江米条”坚硬如石，为了保全我们的牙齿，我建议扔掉这些“江米条”。东伟却说：“这毕竟是孩子的一片心意。我们煮煮看，能不能变软点。”在接下来的几天早晨，东伟都是以“水煮江米条”作早点，但却不许我“分享”，那味道便可想而知了。其实就算我们扔掉那些“江米条”那个孩子也不会知道，也不会难过，可他却坚持吃掉来表示对孩子心意的尊重，这种善良让我对他敬爱有加。
现在很后悔平日里太少向他表白我的爱慕，否则他现在身陷囹圄还可以有更多的美好记忆来回味。
刚开始修炼法轮功时，东伟二十八岁，我二十七岁，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炼功后精力充沛、工作兢兢业业，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单位上级和同事的认可，并且都很快走上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因为平时工作很忙，我们就只是周末去公园炼功。
我们的新家在紫竹院公园附近，当时紫竹院公园的牡丹亭有一个很大的炼功点，我们刚开始去那里炼功的时候大约有一百多人。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实在站不下了，就又分别在东门和西门各建了一个炼功点，那两个炼功点到后来也都有一二百人。上百人清晨一起炼功，我们每次炼功回来都觉的身轻体健，神清气爽。
九六年我们开始炼功时，大约有两千万法轮功学员。到一九九八年底时，修炼者已增加到七千万。因为法轮功对人身体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所以并没有通过媒体做任何宣传，仅仅靠人传人，心传心，修炼者的数量就呈指数型增长。就像我们师父在澳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我认为佛法是严肃的，通过媒体像做广告一样吹，这本身就是不严肃，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借用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学员觉得好，学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身体的好转，整个状态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亲属撒谎，对自己的丈夫撒谎。那么说出的话就是真实的，绝不会我受骗上当了，再叫我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再去上当，绝没有这种事情。”
七千万这个数字是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的。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分析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行情和风险，所以经常浏览一些国外网站和媒体。九九年前大规模的网络封锁还没开始，所以网上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消息。文章的大意是说据安全部的统计数字，修炼法轮功的人高达七千万。中共承认法轮功人数已经超过共产党员数量。
看到法轮功修炼者有七千万，我一点都不意外，从我们炼功点的炼功人数增加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么好的功法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学。只是“法轮功人数已经超过共产党员”这种说法让我觉的奇怪。法轮功是修炼的法门，一群修炼的人构成了法轮功群体，共产党是个政党，而且当时很多党员、政府官员也在炼法轮功，所以法轮功和共产党并不是两个对立或并行的团体，放在一起比较有什么意义呢？比如，在美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统计，说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人数。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升迁，早已想把法轮功定为“邪教”进行镇压了，所以才放出这种风声来。
一九九九年初，为了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东伟和我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每个周六下午约七、八个住在附近的学员一起读两个小时左右的书，然后大家谈谈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的修炼体会。修炼人在一起，谈论的不是社会上都在关心的名利是非等问题，而是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好的、不符合“真、善、忍” 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如何克服一些障碍，去掉了不好的行为和思想。现在回忆那段时间真的很美好，学员之间比学比修，真是一片净土，一片乐土。
其中有一个叫杨燕的年轻女孩，性格豪爽、率真，与我们年纪相仿，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她是北大毕业学中文的，当时在北京市经贸委法制处工作。那时她总是在胸前佩戴一个形如奇花的小法轮章。我问她：“你上班也带吗？”她点点头，认真的说：“我天天带着，这样能时刻提醒自己是个法轮功修炼者，不要做违背“真、善、忍”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带呢？”我说：“我不敢带，我修的不好，有时还控制不好自己，会任性，发脾气，要是带着不就给法轮功丢脸了吗？”她诚恳的说： “那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呀！” 我红着脸点点头。
就是这样一个北大的才女，后来和我们一样都因为信仰“真、善、忍”被关进了劳教所。等她被放回来的时后，已经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了，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当时她母亲（她父亲已去世）看到原本健康活泼的女儿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心都碎了。我也是强忍着才没有抱住她大哭一场。
一九九九年初，我所在的那家银行被另一家大的银行收购了，很多人藉机去了外资银行。因为毕业分配时如果直接去外资银行，北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留在北京，解决完户口问题之后再找个合适的时机离开是很多人不言而喻的计划。当时我已经做到了经理的位置，在外资银行找个收入翻番的职位不是难事。可我没想离开，原因不只一个，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收购我们的这家银行有几十人在炼法轮功，听说中午吃完饭大家一起在多功能厅里炼功。我听了兴奋不已，心想： “真的，太好了！平时上班早晨来不及去公园炼功，这下中午就可以一起炼功了。”可等我在六月份搬进新大楼时，被告之午饭后的集体炼功活动在“四二五”事件后就被取消了。
迄今为止，我对这家银行仍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年因为法轮功选择去了这个单位，后来也是因为法轮功被迫离开了她。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她将是我工作、修炼的家园，也有与我能共同精进的同修。
然而迫害改变了这一切。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当年，父母修炼法轮功后很快就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于是推荐给我们，希望儿女也能像他们一样受益。东伟和我通过修炼，不仅实现了祛病健身，而且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如何按照“真、善、忍”做人的道理。东伟本来就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老师的好学生。修炼法轮功后，他本性善良纯真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我对他的爱也多了一份敬意。
修炼后，我们通过“希望工程”陆续资助了九名边远地区的孩子上学，并为西部植树造林的绿化专案捐款。当时我们在国内属于收入较高的阶层，捐些钱不算什么，但他想到、做到的一些小事，经常会令我感动不已。
每年九月份开学的时候，他会专门跑去买一些铅笔、作业本、字典寄给这些小朋友，怕他们没钱买这些耽误学习。新年的时候他也会买一些日历、铅笔盒之类的做礼物，让小朋友们也能够得到一份新年的祝福。
那些孩子在不同的省份，也都拿他当亲人一般，不但按时汇报学习成绩，还会寄来各式各样的当地土特产品让“卜叔叔”尝尝鲜。有一次内蒙古一个孩子寄来妈妈做的 “江米条”给我们吃。但不知为何那些“江米条”坚硬如石，为了保全我们的牙齿，我建议扔掉这些“江米条”。东伟却说：“这毕竟是孩子的一片心意。我们煮煮看，能不能变软点。”在接下来的几天早晨，东伟都是以“水煮江米条”作早点，但却不许我“分享”，那味道便可想而知了。其实就算我们扔掉那些“江米条”那个孩子也不会知道，也不会难过，可他却坚持吃掉来表示对孩子心意的尊重，这种善良让我对他敬爱有加。
现在很后悔平日里太少向他表白我的爱慕，否则他现在身陷囹圄还可以有更多的美好记忆来回味。
刚开始修炼法轮功时，东伟二十八岁，我二十七岁，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炼功后精力充沛、工作兢兢业业，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单位上级和同事的认可，并且都很快走上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因为平时工作很忙，我们就只是周末去公园炼功。
我们的新家在紫竹院公园附近，当时紫竹院公园的牡丹亭有一个很大的炼功点，我们刚开始去那里炼功的时候大约有一百多人。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实在站不下了，就又分别在东门和西门各建了一个炼功点，那两个炼功点到后来也都有一二百人。上百人清晨一起炼功，我们每次炼功回来都觉的身轻体健，神清气爽。
当年男女老少皆炼法轮功
九六年我们开始炼功时，大约有两千万法轮功学员。到一九九八年底时，修炼者已增加到七千万。因为法轮功对人身体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所以并没有通过媒体做任何宣传，仅仅靠人传人，心传心，修炼者的数量就呈指数型增长。就像我们师父在澳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我认为佛法是严肃的，通过媒体像做广告一样吹，这本身就是不严肃，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借用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学员觉得好，学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身体的好转，整个状态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亲属撒谎，对自己的丈夫撒谎。那么说出的话就是真实的，绝不会我受骗上当了，再叫我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再去上当，绝没有这种事情。”
七千万这个数字是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的。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分析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行情和风险，所以经常浏览一些国外网站和媒体。九九年前大规模的网络封锁还没开始，所以网上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消息。文章的大意是说据安全部的统计数字，修炼法轮功的人高达七千万。中共承认法轮功人数已经超过共产党员数量。
看到法轮功修炼者有七千万，我一点都不意外，从我们炼功点的炼功人数增加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么好的功法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学。只是“法轮功人数已经超过共产党员”这种说法让我觉的奇怪。法轮功是修炼的法门，一群修炼的人构成了法轮功群体，共产党是个政党，而且当时很多党员、政府官员也在炼法轮功，所以法轮功和共产党并不是两个对立或并行的团体，放在一起比较有什么意义呢？比如，在美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统计，说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人数。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某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升迁，早已想把法轮功定为“邪教”进行镇压了，所以才放出这种风声来。
一九九九年初，为了能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东伟和我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每个周六下午约七、八个住在附近的学员一起读两个小时左右的书，然后大家谈谈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的修炼体会。修炼人在一起，谈论的不是社会上都在关心的名利是非等问题，而是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好的、不符合“真、善、忍” 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如何克服一些障碍，去掉了不好的行为和思想。现在回忆那段时间真的很美好，学员之间比学比修，真是一片净土，一片乐土。
其中有一个叫杨燕的年轻女孩，性格豪爽、率真，与我们年纪相仿，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她是北大毕业学中文的，当时在北京市经贸委法制处工作。那时她总是在胸前佩戴一个形如奇花的小法轮章。我问她：“你上班也带吗？”她点点头，认真的说：“我天天带着，这样能时刻提醒自己是个法轮功修炼者，不要做违背“真、善、忍”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带呢？”我说：“我不敢带，我修的不好，有时还控制不好自己，会任性，发脾气，要是带着不就给法轮功丢脸了吗？”她诚恳的说： “那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呀！” 我红着脸点点头。
就是这样一个北大的才女，后来和我们一样都因为信仰“真、善、忍”被关进了劳教所。等她被放回来的时后，已经被迫害的精神失常了，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当时她母亲（她父亲已去世）看到原本健康活泼的女儿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心都碎了。我也是强忍着才没有抱住她大哭一场。
一九九九年初，我所在的那家银行被另一家大的银行收购了，很多人藉机去了外资银行。因为毕业分配时如果直接去外资银行，北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留在北京，解决完户口问题之后再找个合适的时机离开是很多人不言而喻的计划。当时我已经做到了经理的位置，在外资银行找个收入翻番的职位不是难事。可我没想离开，原因不只一个，其中很主要的一个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收购我们的这家银行有几十人在炼法轮功，听说中午吃完饭大家一起在多功能厅里炼功。我听了兴奋不已，心想： “真的，太好了！平时上班早晨来不及去公园炼功，这下中午就可以一起炼功了。”可等我在六月份搬进新大楼时，被告之午饭后的集体炼功活动在“四二五”事件后就被取消了。
迄今为止，我对这家银行仍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年因为法轮功选择去了这个单位，后来也是因为法轮功被迫离开了她。如果没有这场迫害，她将是我工作、修炼的家园，也有与我能共同精进的同修。
然而迫害改变了这一切。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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