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所在的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市长Hindman先生不拿一分钱工资，这引起我的浓厚兴趣。此前我看过有关纽约市长彭博年薪只有一美元的报道，可人家是信息媒体大亨――大名鼎鼎的彭博通讯社就是这位市长大人开的，家财万贯自然不在乎年薪多少。难道哥伦比亚这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市市长也是个大富翁？
我萌生过采访哥伦比亚市长的念头，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上周五见到哥伦比亚市中国之友会会长施小美女士时谈起此事，和市长私交甚笃的她当即打电话告诉他“有个中国记者想采访你”，市长欣然答应：“周末下午上我家来聊吧！”
第二天下午3点半，由施女士带队，我和太太、女儿一同前往市长家拜访。路上，施女士告诉我，Hindman先生在市民中口碑很好，他已经是第5次连任市长了（一届3年），最近一次竞选的得票率高达75%。我问她“市民为何喜欢这位市长”，她说Hindman先生注重环保，致力于建设公园，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比如，他提倡少开汽车，减少污染，自己长期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尽管Hindman先生做过食道癌和前列腺癌的手术，但大家还是选他当市长。
市长家坐落在离市中心两英里外的一处树林茂密的住宅区，从外表上看这是一座老旧的大房子，和美国普通人家没啥大的区别。施女士告诉我，这是市长父亲手上添置的房产。
和往常在公共场合见过的不太一样，市长今天没有西装革履，而是穿了件翻领的蓝色运动衫，似乎是刚从外头锻炼回来。他把我们迎进屋，经过客厅，引到有遮盖的阳台上。我边走边打量周围环境，没发现什么特别起眼的。
首次和市长见面，我带了一个印有“陈”字标记的茶杯和我老家福建的乌龙茶作为礼物（见题图桌子中间），市长则给我们一家3口各回赠了一枚哥伦比亚市的市徽。
待市长夫人泡上茶后，我们就围坐在阳台的圆桌边采访。一旦我和市长之间的沟通出现障碍，坐在我们中间的施女士就赶紧“救驾”，帮忙翻译，使得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我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冲着“市长为啥不拿工资”而问的。对此，市长解释说，在美国，联邦和州一级政权实行三权分立。而在地方政府，政权架构则由本地人民自行决定，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式――有的市长是有薪水的，有的纯粹是志愿者；有的市长是民选的，也有的是任命的。我们哥伦比亚市，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市民选举产生的、由7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点击此处链接到市政委员会的网页），市长是市政委员会的首长。我们7个人都是兼职的志愿者，按规定都不拿工资。
“没有工资收入，那么您靠啥过日子呢？”我好奇地问。
市长回答说，“在当市长之前，我做过40年的律师，收入不错。62岁那年，我第一次当选市长，当时偶尔还接些民事案件，只是和市政相关的案子需要回避。现在我74岁了，我和太太都有退休金，生活不成问题。”
“既然不给工资，您为何还要去参选市长？”我觉得这种事在咱们中国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作为选举的官员，收入多少往往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市长接着说，“美国人当官首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念。他能够引导一个国家或某个城市朝他希望的特定方向发展，这就是成就感”。他告诉我，美国总统的年薪是25万美元，如果布什去干别的，年收入肯定不止这么一点。
“除此之外，当官还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吗？”
“当市长，可以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经历，可以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市长朝我笑了笑：“如果我不是市长，你今天会来访问我吗？”
“那么，当官是不是也有不自在的一面？比如，我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叫《Lil Bush》（小布什）的卡通节目，尽拿布什总统和他的家人开玩笑……”
“政府官员是公众人物，别想躲开媒体的监督。有的媒体对官员极尽讽刺之能，你也拿它没辙。如果是普通百姓，你当然可以告媒体诽谤。如果是公众人物，你去告反而可能惹出更多麻烦，成了新闻热点。所以，即便媒体批评错了，我们也只能去解释，毕竟还得通过媒体去消除不良影响。”
“市民有事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市长吗？”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还是想证实一下细节。
“市长是全体市民选举出来为市民服务的，市民有困难当然可以找市长。我的电话、传真、电子信箱、通信地址都在网上（点击此处链接到 Hindman市长的网页）公布。市民发电子邮件反映问题的比较多，我每天大约会收到30封左右。如果有人想和我面谈，只要提前预约就可以到办公室见我。”
“市民给您的邮件都提了哪些问题？”
“各个时期的问题不太一样。比如，最近联邦政府正在考察选点建一个某方面的试验室，可能会对当地的农作物带来不良影响，哥伦比亚是个备选点。一些市民得知后就写信给我表示担忧和反对。目前，这还是个未定案，如果联邦政府定点后，广大市民强烈反对，我们将向联邦政府反馈，那时估计联邦政府会改变主意的。”
“您刚才说的是焦点问题，那么通常的问题有哪些呢？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通常情况下，反映道路维修、垃圾处理等方面的问题相对多些。对于这些具体问题，我转交秘书去处理。”
“您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做批示吗？或者您是否接到过上级长官的批示？”
可能这个问题太“中国官场化”了，美国市长一时没能理解。经施女士解释，市长才恍然大悟。他说，“我只是签署市政委员会通过的法令，从来没有在具体的事项上做过批示，也没有收到上级长官的批示，因为我是市民选举产生的，我只对市民负责。”
“作为市长，您是如何管理这个城市的？”接下来，我对具体的运作感兴趣了。
“市政委员会代表市民管理这个城市。我们每个月开4次会议讨论需要解决的议题，其中两次会议对市民开放，他们可以当场发表看法，电视现场直播（见右上图）。经过市政委员会决定的事项，交由City Manager(城市经理)执行。”
我不太理解“城市经理”的概念和功能。市长解释说，城市经理是市政委员会向全国招聘来管理这个城市日常事务的高级雇员，他是拿工资的（年薪12万美元左右）。他有权自行组阁，他的职责就是执行市政委员会的决议。
经他这么一说，我似乎找到了感觉：市政委员会好比是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市长是董事长，而城市经理相当于总经理或首席执行官（CEO）。市长基本同意我的理解，但他声明，“我们和企业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而我们是免费为市民服务的”。
“市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哪里？用于哪些方面？”我接着发问。
“收入主要来自本市的交易税和房产税。60%是用于1100多名政府雇员的工资（其中警察175人，消防队员128人），其余的用于添置治安和消防设备，公民卫生保健，道路、公园等公共设施的维护。”
我知道，哥伦比亚市共有31所实行免费教育的公立中小学校，这些都是由市政府负责的。那么这一大笔费用又从何而来呢？市长告诉我，对于中小学校和公共图书馆，有专项的税收用于公共事业的投入。
我又问起该市去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如果出现财政赤字是否可以向银行贷款？
“去年本市的收入是3.5亿美元，支出也是这个数，收支平衡。”市长说，“我们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如果市政建设确有必要，也可以用未来的税款做抵押向银行贷款，但必须经过全体市民投票通过。”
美国官员经常被媒体曝光，涉及比较多的是“生活作风”问题，贪污、受贿之类的经济问题似乎不多见。我问市长“政府官员有没有贪污或受贿的机会”，他回答很坦率，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发生过，但在本地从来没有。“因为首先我们没有想去做捞钱这种违法的事，而且像批地盖房等权力掌握在市政委员会的 7个人手上，房地产商想同时贿赂我们7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预定的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但不便过多打扰市长的私生活。起身告辞时，我顺便问他对中国的看法。他愉快地回忆起去年 5月率领哥伦比亚市政代表团访问山东青岛市崂山区的情形，“我们和崂山结成了姐妹城市，并就科技、教育、政府管理等领域的合作签订了协议。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之间合作的机会将越来越多。”
我萌生过采访哥伦比亚市长的念头，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上周五见到哥伦比亚市中国之友会会长施小美女士时谈起此事，和市长私交甚笃的她当即打电话告诉他“有个中国记者想采访你”，市长欣然答应：“周末下午上我家来聊吧！”
第二天下午3点半，由施女士带队，我和太太、女儿一同前往市长家拜访。路上，施女士告诉我，Hindman先生在市民中口碑很好，他已经是第5次连任市长了（一届3年），最近一次竞选的得票率高达75%。我问她“市民为何喜欢这位市长”，她说Hindman先生注重环保，致力于建设公园，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比如，他提倡少开汽车，减少污染，自己长期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尽管Hindman先生做过食道癌和前列腺癌的手术，但大家还是选他当市长。
市长家坐落在离市中心两英里外的一处树林茂密的住宅区，从外表上看这是一座老旧的大房子，和美国普通人家没啥大的区别。施女士告诉我，这是市长父亲手上添置的房产。
和往常在公共场合见过的不太一样，市长今天没有西装革履，而是穿了件翻领的蓝色运动衫，似乎是刚从外头锻炼回来。他把我们迎进屋，经过客厅，引到有遮盖的阳台上。我边走边打量周围环境，没发现什么特别起眼的。
首次和市长见面，我带了一个印有“陈”字标记的茶杯和我老家福建的乌龙茶作为礼物（见题图桌子中间），市长则给我们一家3口各回赠了一枚哥伦比亚市的市徽。
待市长夫人泡上茶后，我们就围坐在阳台的圆桌边采访。一旦我和市长之间的沟通出现障碍，坐在我们中间的施女士就赶紧“救驾”，帮忙翻译，使得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我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冲着“市长为啥不拿工资”而问的。对此，市长解释说，在美国，联邦和州一级政权实行三权分立。而在地方政府，政权架构则由本地人民自行决定，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式――有的市长是有薪水的，有的纯粹是志愿者；有的市长是民选的，也有的是任命的。我们哥伦比亚市，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市民选举产生的、由7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点击此处链接到市政委员会的网页），市长是市政委员会的首长。我们7个人都是兼职的志愿者，按规定都不拿工资。
“没有工资收入，那么您靠啥过日子呢？”我好奇地问。
市长回答说，“在当市长之前，我做过40年的律师，收入不错。62岁那年，我第一次当选市长，当时偶尔还接些民事案件，只是和市政相关的案子需要回避。现在我74岁了，我和太太都有退休金，生活不成问题。”
“既然不给工资，您为何还要去参选市长？”我觉得这种事在咱们中国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作为选举的官员，收入多少往往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市长接着说，“美国人当官首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念。他能够引导一个国家或某个城市朝他希望的特定方向发展，这就是成就感”。他告诉我，美国总统的年薪是25万美元，如果布什去干别的，年收入肯定不止这么一点。
“除此之外，当官还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吗？”
“当市长，可以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经历，可以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市长朝我笑了笑：“如果我不是市长，你今天会来访问我吗？”
“那么，当官是不是也有不自在的一面？比如，我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叫《Lil Bush》（小布什）的卡通节目，尽拿布什总统和他的家人开玩笑……”
“政府官员是公众人物，别想躲开媒体的监督。有的媒体对官员极尽讽刺之能，你也拿它没辙。如果是普通百姓，你当然可以告媒体诽谤。如果是公众人物，你去告反而可能惹出更多麻烦，成了新闻热点。所以，即便媒体批评错了，我们也只能去解释，毕竟还得通过媒体去消除不良影响。”
“市民有事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市长吗？”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还是想证实一下细节。
“市长是全体市民选举出来为市民服务的，市民有困难当然可以找市长。我的电话、传真、电子信箱、通信地址都在网上（点击此处链接到 Hindman市长的网页）公布。市民发电子邮件反映问题的比较多，我每天大约会收到30封左右。如果有人想和我面谈，只要提前预约就可以到办公室见我。”
“市民给您的邮件都提了哪些问题？”
“各个时期的问题不太一样。比如，最近联邦政府正在考察选点建一个某方面的试验室，可能会对当地的农作物带来不良影响，哥伦比亚是个备选点。一些市民得知后就写信给我表示担忧和反对。目前，这还是个未定案，如果联邦政府定点后，广大市民强烈反对，我们将向联邦政府反馈，那时估计联邦政府会改变主意的。”
“您刚才说的是焦点问题，那么通常的问题有哪些呢？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通常情况下，反映道路维修、垃圾处理等方面的问题相对多些。对于这些具体问题，我转交秘书去处理。”
“您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做批示吗？或者您是否接到过上级长官的批示？”
可能这个问题太“中国官场化”了，美国市长一时没能理解。经施女士解释，市长才恍然大悟。他说，“我只是签署市政委员会通过的法令，从来没有在具体的事项上做过批示，也没有收到上级长官的批示，因为我是市民选举产生的，我只对市民负责。”
“作为市长，您是如何管理这个城市的？”接下来，我对具体的运作感兴趣了。
“市政委员会代表市民管理这个城市。我们每个月开4次会议讨论需要解决的议题，其中两次会议对市民开放，他们可以当场发表看法，电视现场直播（见右上图）。经过市政委员会决定的事项，交由City Manager(城市经理)执行。”
我不太理解“城市经理”的概念和功能。市长解释说，城市经理是市政委员会向全国招聘来管理这个城市日常事务的高级雇员，他是拿工资的（年薪12万美元左右）。他有权自行组阁，他的职责就是执行市政委员会的决议。
经他这么一说，我似乎找到了感觉：市政委员会好比是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市长是董事长，而城市经理相当于总经理或首席执行官（CEO）。市长基本同意我的理解，但他声明，“我们和企业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而我们是免费为市民服务的”。
“市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哪里？用于哪些方面？”我接着发问。
“收入主要来自本市的交易税和房产税。60%是用于1100多名政府雇员的工资（其中警察175人，消防队员128人），其余的用于添置治安和消防设备，公民卫生保健，道路、公园等公共设施的维护。”
我知道，哥伦比亚市共有31所实行免费教育的公立中小学校，这些都是由市政府负责的。那么这一大笔费用又从何而来呢？市长告诉我，对于中小学校和公共图书馆，有专项的税收用于公共事业的投入。
我又问起该市去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如果出现财政赤字是否可以向银行贷款？
“去年本市的收入是3.5亿美元，支出也是这个数，收支平衡。”市长说，“我们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如果市政建设确有必要，也可以用未来的税款做抵押向银行贷款，但必须经过全体市民投票通过。”
美国官员经常被媒体曝光，涉及比较多的是“生活作风”问题，贪污、受贿之类的经济问题似乎不多见。我问市长“政府官员有没有贪污或受贿的机会”，他回答很坦率，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发生过，但在本地从来没有。“因为首先我们没有想去做捞钱这种违法的事，而且像批地盖房等权力掌握在市政委员会的 7个人手上，房地产商想同时贿赂我们7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预定的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但不便过多打扰市长的私生活。起身告辞时，我顺便问他对中国的看法。他愉快地回忆起去年 5月率领哥伦比亚市政代表团访问山东青岛市崂山区的情形，“我们和崂山结成了姐妹城市，并就科技、教育、政府管理等领域的合作签订了协议。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之间合作的机会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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