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五年，人们把这称做经济入世。这对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规范我国的经济运行的意义人所共知，无须赘言。目前正在酝酿中的加入“人权B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们称之为政治入世，对中国的意义如何呢？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加入WTO更迫切。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政治文明这类的软实力，比单纯的经济实力更重要。年初，国务院颁布条例，规定从条例颁布之日起，到奥运前，对海外媒体在中国国内采访的规制被取消，原则上，海外媒体采访任何中国公民，均不受限制。这在一个长期新闻、言论遭到严格控制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说是一个进步，并非是说他就好了许多，无非是说比起邪恶之极少了点邪恶而已。
广为人们所关注的砖窑奴役劳工案件，之所以其罪恶能暴露在公众面前；山西和河南两省数千个砖窑之所以能被查处，500多名工人、其中包括一些儿童能被拯救，网络媒体功莫大焉。在新近提交人大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法律限制，不能说与网络媒体对山西黑窑的揭露没有一点关系。当然，最值得人们欣慰的是，人大取消对新闻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法律限制，使人们看到政府当局在对新闻、言论自由某些观念的变化：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不但不是惹祸的兜兜，影响安定的来由；反而倒是除害的利器，维护和谐的良友。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对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就认同了，报禁因此就开了。但人大能在《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法律限制，说明他们的天良未泯。哪怕只有一丝一缕，就说明他们还有点人味，对他们的批评才有点意义。看看那个中宣部，在控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种种恶行，那件算是人做的？几十年了，你们对言论和媒体的控制，无所不用其极。在出版上禁书、禁言，在媒体上谎话连篇，就连那个并无多少观众的CCTV，不过就是一部撒谎的机器，文化专制的走狗；在他们那里，小鬼比阎王还敢胡作非为。封杀演员、封杀节目已是家常便饭，路人皆知。真分不清他们是官方还是黑帮？
在人大《突发事件应对法》未修改之前，新闻媒体报道突发事件事实上被恶法限制，可看出中共政权对新闻和言论控制到了什么地步？这那里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做的事？就连满清王朝的慈禧时代都不如。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党文化”那个丑陋的舆论一律。所谓舆论一律，就是不准有其它任何声音出现。解放后批俞平伯、批梁漱冥，批马寅初就是这样。梁漱冥说农民问题，批他是他说得不对吗？不是，在毛泽东那里，全中国就是他才代表农民；马寅初讲的是人口问题，但批他是人口问题吗？不是，是他说得跟他们说的不一样。我说是黑的，那你就要说成是黑的；说成灰的都不行，更何况是白的。这种无视政治文明基本准则的“舆论一律”，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对这个政权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57 年反右之后，剥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结果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吹牛。从亩产10万斤到大炼钢铁的超英赶美，从食堂化的大锅饭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胡扯淡；大家睁起眼睛说瞎话，全部媒体齐造假。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明明知道你们在那里胡说八道，就是无人敢揭穿他们的谎话。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在紧接其后的三年大灾害，饿死的就有几千万生命！这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怎么可能发生过如此重大的饥馑？即便是发生了，谁能够一手遮天掩盖过去？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制止，正是因为缺少新闻和舆论的监督，缺少有效的政治力量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荒唐的政权害死了几千万人居然能够存在下来。
经过四清、文革，人们好不容易活过来了，这下总能活出个人样来吧？我们穷怕了、苦怕了，也被他们整怕了。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这并没有错——至少我们可以免去饿死的恐惧。但通过控制言论，进而控制社会的恶习却始终不改。有个叫何新的所谓学者，说是人权就是生存权，意思是，能让你活着就算不错了；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然无从谈起。但他怎么就不想一想，我们的贫困、我们的苦难，不就是暴力剥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权利无人监督的后果吗？现在这些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他们对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却不屑于一顾，这意味他们仍然维护这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这种跛脚的、无纠错的运行机制，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我们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未必会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就会产生不可抗逆的风险。表面上这个国家看上去还正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潜伏着危险最终也会暴发出来。
山西那些窑厂灭绝人性使用青少年奴工的问题，其实青少年奴工现象已经在中国存在至少十年以上，为什么一直未能进入公共视野，一直未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中心？何故？新闻和言论没有自由，缺乏社会监督。反腐败反了多少年，结果如何？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还是新闻和言论没有自由，缺乏社会监督。各级——尤其是基层政府，非法占用耕地，滥用警力欺压农民，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还是新闻和言论没有自由，缺乏社会监督。新闻和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一，是公民社会维护公民权利，反抗苛政的武器。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其过程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所组成的。这些事件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的产物。至此，人类终于懂得了，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的制度。虽然民主制度对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我们仍然要争取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在中国的王道，看上去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或之后，一定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当今中国，已经不是鲁迅时代的中国，霸道不是跟着王道跑来，而是霸道横行之后，如需要忽悠大家，王道才装模作样地走来；要是心情不好，它连来都懒得来。因为他们深知，皮鞭和镣铐，监狱和屠刀比任何说辞更有力量，它让人屈服，它让人沮丧。他们把谎言当成王道来说教，用枪杆子来给自己撑腰。对于撒谎的“王道”，人们早已当成生活的笑料，无须理睬，也不屑理睬。何谓厚颜无耻？看他们就知。就程度而言，他们早已不是最厚颜最无耻的有限界，而是到了只有更厚颜更无耻的无限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新闻和言论的自由，这样才能使他们从无限的更厚颜回到有限的最无耻。少来点枪杆子的霸道，多一些说教式的“王道”，哪怕他们经常撒撒谎，只要谎言不是编得太糟。何况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监督下，你们的谎言也许会编得更好一些。当然，最好的结果是谎言能少一些。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生态，但我们依然不能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
对于政治，林肯认为只有两条永恒原则，“当道格拉斯法官和我自己都闭上可怜的嘴巴时，在这个国家，这一问题会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全世界范围内，正义和邪恶这两条原则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这两条原则从远古时代就开始针锋相对，并将永远斗争下去。一条是人性的普通权利，另外一条是统治者的神圣权利。无论得到怎样的丰富和发展，这两条原则都会保持自己的本色。”言论自由是人性的普通权利，我们绝不能因为统治者的专制权利而放弃。正义和邪恶这两条原则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我们将针锋相对，永远争取下去。而不是闭上自己可怜的嘴巴，由着他们横行霸道、随便乱说、永远撒谎。毕竟我们都向往政治文明，而不会喜欢霸道和野蛮。
(7/8/2007 5:17)(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广为人们所关注的砖窑奴役劳工案件，之所以其罪恶能暴露在公众面前；山西和河南两省数千个砖窑之所以能被查处，500多名工人、其中包括一些儿童能被拯救，网络媒体功莫大焉。在新近提交人大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法律限制，不能说与网络媒体对山西黑窑的揭露没有一点关系。当然，最值得人们欣慰的是，人大取消对新闻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法律限制，使人们看到政府当局在对新闻、言论自由某些观念的变化：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不但不是惹祸的兜兜，影响安定的来由；反而倒是除害的利器，维护和谐的良友。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对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就认同了，报禁因此就开了。但人大能在《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法律限制，说明他们的天良未泯。哪怕只有一丝一缕，就说明他们还有点人味，对他们的批评才有点意义。看看那个中宣部，在控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种种恶行，那件算是人做的？几十年了，你们对言论和媒体的控制，无所不用其极。在出版上禁书、禁言，在媒体上谎话连篇，就连那个并无多少观众的CCTV，不过就是一部撒谎的机器，文化专制的走狗；在他们那里，小鬼比阎王还敢胡作非为。封杀演员、封杀节目已是家常便饭，路人皆知。真分不清他们是官方还是黑帮？
在人大《突发事件应对法》未修改之前，新闻媒体报道突发事件事实上被恶法限制，可看出中共政权对新闻和言论控制到了什么地步？这那里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做的事？就连满清王朝的慈禧时代都不如。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党文化”那个丑陋的舆论一律。所谓舆论一律，就是不准有其它任何声音出现。解放后批俞平伯、批梁漱冥，批马寅初就是这样。梁漱冥说农民问题，批他是他说得不对吗？不是，在毛泽东那里，全中国就是他才代表农民；马寅初讲的是人口问题，但批他是人口问题吗？不是，是他说得跟他们说的不一样。我说是黑的，那你就要说成是黑的；说成灰的都不行，更何况是白的。这种无视政治文明基本准则的“舆论一律”，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对这个政权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57 年反右之后，剥夺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结果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吹牛。从亩产10万斤到大炼钢铁的超英赶美，从食堂化的大锅饭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胡扯淡；大家睁起眼睛说瞎话，全部媒体齐造假。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明明知道你们在那里胡说八道，就是无人敢揭穿他们的谎话。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在紧接其后的三年大灾害，饿死的就有几千万生命！这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怎么可能发生过如此重大的饥馑？即便是发生了，谁能够一手遮天掩盖过去？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制止，正是因为缺少新闻和舆论的监督，缺少有效的政治力量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荒唐的政权害死了几千万人居然能够存在下来。
经过四清、文革，人们好不容易活过来了，这下总能活出个人样来吧？我们穷怕了、苦怕了，也被他们整怕了。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这并没有错——至少我们可以免去饿死的恐惧。但通过控制言论，进而控制社会的恶习却始终不改。有个叫何新的所谓学者，说是人权就是生存权，意思是，能让你活着就算不错了；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当然无从谈起。但他怎么就不想一想，我们的贫困、我们的苦难，不就是暴力剥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权利无人监督的后果吗？现在这些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他们对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却不屑于一顾，这意味他们仍然维护这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这种跛脚的、无纠错的运行机制，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我们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未必会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就会产生不可抗逆的风险。表面上这个国家看上去还正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潜伏着危险最终也会暴发出来。
山西那些窑厂灭绝人性使用青少年奴工的问题，其实青少年奴工现象已经在中国存在至少十年以上，为什么一直未能进入公共视野，一直未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中心？何故？新闻和言论没有自由，缺乏社会监督。反腐败反了多少年，结果如何？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还是新闻和言论没有自由，缺乏社会监督。各级——尤其是基层政府，非法占用耕地，滥用警力欺压农民，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还是新闻和言论没有自由，缺乏社会监督。新闻和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一，是公民社会维护公民权利，反抗苛政的武器。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其过程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所组成的。这些事件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的产物。至此，人类终于懂得了，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的制度。虽然民主制度对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我们仍然要争取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在中国的王道，看上去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或之后，一定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当今中国，已经不是鲁迅时代的中国，霸道不是跟着王道跑来，而是霸道横行之后，如需要忽悠大家，王道才装模作样地走来；要是心情不好，它连来都懒得来。因为他们深知，皮鞭和镣铐，监狱和屠刀比任何说辞更有力量，它让人屈服，它让人沮丧。他们把谎言当成王道来说教，用枪杆子来给自己撑腰。对于撒谎的“王道”，人们早已当成生活的笑料，无须理睬，也不屑理睬。何谓厚颜无耻？看他们就知。就程度而言，他们早已不是最厚颜最无耻的有限界，而是到了只有更厚颜更无耻的无限境。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新闻和言论的自由，这样才能使他们从无限的更厚颜回到有限的最无耻。少来点枪杆子的霸道，多一些说教式的“王道”，哪怕他们经常撒撒谎，只要谎言不是编得太糟。何况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监督下，你们的谎言也许会编得更好一些。当然，最好的结果是谎言能少一些。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生态，但我们依然不能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
对于政治，林肯认为只有两条永恒原则，“当道格拉斯法官和我自己都闭上可怜的嘴巴时，在这个国家，这一问题会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全世界范围内，正义和邪恶这两条原则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这两条原则从远古时代就开始针锋相对，并将永远斗争下去。一条是人性的普通权利，另外一条是统治者的神圣权利。无论得到怎样的丰富和发展，这两条原则都会保持自己的本色。”言论自由是人性的普通权利，我们绝不能因为统治者的专制权利而放弃。正义和邪恶这两条原则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我们将针锋相对，永远争取下去。而不是闭上自己可怜的嘴巴，由着他们横行霸道、随便乱说、永远撒谎。毕竟我们都向往政治文明，而不会喜欢霸道和野蛮。
(7/8/2007 5:17)(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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