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个性和六四血案

关于邓小平在六四血案中起的作用，一直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邓小平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学潮，是受了李鹏等人的误导。根据这种说法，89民运初期，邓深居简出，不了解学生的真正诉求，因此被李鹏、陈希同等谎报的“军情”所蒙蔽，错误的调动军队，血腥镇压了学生运动。有人甚至因此而把邓小平比作三国中受了愚弄，中了反间计的蒋干。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不符合邓小平的政治个性。

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有几个特点。其一，大事清楚、小事也不糊涂。毛泽东在1975年对唐闻生说起身后事时提到，叶剑英大事不糊涂，邓小平则是小事也不糊涂。其二，果断果敢，喜欢说了算。毛曾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还能压住邓，他死了，没有人能压住他。邓自己也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其三，不妥协、不认输，像“钢铁公司”一般强硬。毛泽东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不妥协，不认输”，“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邓的政治个性，在他文革期间下放江西拖拉机厂时，显得无足轻重。但到了70年代末，四人帮倒台之后，这种政治个性就有了用武之地。那时在中共党内，邓小平在资历、阅历和实力方面的优势，无人可比，所以，老邓一出，谁与争锋？本来，具有这种个性的政治领袖，在有限制、有监督的权力结构下，可以成为促进中国转型当仁不让的推手。可是，邓的政治个性，在没有限制没有监督的一党专制下，演变成一言堂、家长制，并最后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六四惨案。

诡异的是，毛泽东的一言堂和家长制随著毛泽东灰飞烟灭了，而邓小平，在清算了毛发动的将他家人整得死去活来的文革之后，继承了毛的一言堂和家长制。最经典的邓氏一言堂案例就是鲍彤所列举的六四公案。鲍彤说，一九八九年五月，赵紫阳曾获得政治局支持，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民运，但后来被邓小平一人推翻，后者决定以武力镇压。

这种“一言堂政治”，在六四期间被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推向了极致。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显示，他不是蒋干，他一点儿也不糊涂，他没有误信李鹏等人的汇报。李鹏等人像小丑一般上窜下跳，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实际上与邓内心对学潮的判断正相吻合，而李等人在运作“四二六”社论时，动作极快，效率极高，不是摸透了邓的心思，就是受到邓的鼓励。

而邓小平从学运一开始就表示反感，到后来为其定调，最后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平民开枪，一直是他主宰大局，一直是他“说了算”。当然，当他决定开枪时，心里可能有点儿不踏实，但即便不踏实也绝不后悔，绝不认错。他还在世时，就应当已经确认，只要他健在，只要受惠于六四的江泽民健在，甚至只要他隔代钦点的胡锦涛健在，六四就不能平反。

有些人在探讨谁制造了六四这个问题时，把胡耀邦的天真，赵紫阳的聪明，杨尚昆的权欲，李鹏的诡诈，知识分子的自私，还有学生的幼稚，一网打尽，大有让所有参与者平分六四责任的架势。诚然，许多因素许多人物起了许多作用，但是，六四屠城的主角，仍然非邓小平莫属。而邓小平以他绝不认错的政治个性、“我说了算”的一言堂和家长制，及其对中共一党专制的绝对坚持，制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倒退。而这个大倒退，正在使今天的大陆付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