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个性和六四血案
关于邓小平在六四血案中起的作用,一直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邓小平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学潮,是受了李鹏等人的误导。根据这种说法,89民运初期,邓深居简出,不了解学生的真正诉求,因此被李鹏、陈希同等谎报的“军情”所蒙蔽,错误的调动军队,血腥镇压了学生运动。有人甚至因此而把邓小平比作三国中受了愚弄,中了反间计的蒋干。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不符合邓小平的政治个性。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有几个特点。其一,大事清楚、小事也不糊涂。毛泽东在1975年对唐闻生说起身后事时提到,叶剑英大事不糊涂,邓小平则是小事也不糊涂。其二,果断果敢,喜欢说了算。毛曾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还能压住邓,他死了,没有人能压住他。邓自己也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其三,不妥协、不认输,像“钢铁公司”一般强硬。毛泽东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不妥协,不认输”,“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邓的政治个性,在他文革期间下放江西拖拉机厂时,显得无足轻重。但到了70年代末,四人帮倒台之后,这种政治个性就有了用武之地。那时在中共党内,邓小平在资历、阅历和实力方面的优势,无人可比,所以,老邓一出,谁与争锋?本来,具有这种个性的政治领袖,在有限制、有监督的权力结构下,可以成为促进中国转型当仁不让的推手。可是,邓的政治个性,在没有限制没有监督的一党专制下,演变成一言堂、家长制,并最后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六四惨案。
诡异的是,毛泽东的一言堂和家长制随著毛泽东灰飞烟灭了,而邓小平,在清算了毛发动的将他家人整得死去活来的文革之后,继承了毛的一言堂和家长制。最经典的邓氏一言堂案例就是鲍彤所列举的六四公案。鲍彤说,一九八九年五月,赵紫阳曾获得政治局支持,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民运,但后来被邓小平一人推翻,后者决定以武力镇压。
这种“一言堂政治”,在六四期间被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推向了极致。邓小平的政治个性显示,他不是蒋干,他一点儿也不糊涂,他没有误信李鹏等人的汇报。李鹏等人像小丑一般上窜下跳,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实际上与邓内心对学潮的判断正相吻合,而李等人在运作“四二六”社论时,动作极快,效率极高,不是摸透了邓的心思,就是受到邓的鼓励。
而邓小平从学运一开始就表示反感,到后来为其定调,最后命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平民开枪,一直是他主宰大局,一直是他“说了算”。当然,当他决定开枪时,心里可能有点儿不踏实,但即便不踏实也绝不后悔,绝不认错。他还在世时,就应当已经确认,只要他健在,只要受惠于六四的江泽民健在,甚至只要他隔代钦点的胡锦涛健在,六四就不能平反。
有些人在探讨谁制造了六四这个问题时,把胡耀邦的天真,赵紫阳的聪明,杨尚昆的权欲,李鹏的诡诈,知识分子的自私,还有学生的幼稚,一网打尽,大有让所有参与者平分六四责任的架势。诚然,许多因素许多人物起了许多作用,但是,六四屠城的主角,仍然非邓小平莫属。而邓小平以他绝不认错的政治个性、“我说了算”的一言堂和家长制,及其对中共一党专制的绝对坚持,制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大倒退。而这个大倒退,正在使今天的大陆付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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