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纪念日静悄悄和谁开第一枪”辨

【武宜三跋】拙文《七七事变纪念日静悄悄和谁开第一枪辨》在《议报》发表後，有朋友给我发来《七七事变七十年九名二十九军老兵在卢沟桥敬最后的军礼》照片一张，看後很是令人伤感，果然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纪念日静悄悄"，不但与 法国的诺曼第丶俄国的莫斯科丶美国的华盛顿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盛况没法相比，甚至与战败国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也无相比。场面冷落丶人员稀少，全无列国金鼓齐鸣丶峨寇博带丶冠盖云集 的隆重和热闹。也很令人气愤，一直揪住日本不道歉大做文章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最力丶以抗战中流砥柱自居的中共固然缺席，连砸卖日本货的商店丶把韩国人当作日本人揍一通的爱国愤青也忽然不爱国了。这张照片是个照妖镜，照出来了共产党假爱国丶真卖国，假抗日丶真夺权的真面目；这张照片是宣言书，它宣告了"国家兴亡丶匹夫有责"谎言的破产，宣告了所谓"爱国主义"的实质，不过是"中国是共产党的党产丶中国人民是共产党权贵集团的奴隶"的意思。

(一)丶七七卢沟桥事变70周年纪念日静悄悄

抗战史专门家方军先生大作《关於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70周年的设想 》，正在网上广泛流传。这位八路军的後代说，谓之“设想”，就是“梦想”。今年，应该利用纪念卢沟桥事变70周年的机会，把29军仅存几位老兵最後一次推到前台，隆重亮相，这是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战将士们最好的方法。然而，这竟成了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丶设想”。方军问：我们十几亿国人甚至连这样的“梦境”都没有的话，岂不是愧对当年流血牺牲与侵华日军血肉相拼中国军人们？

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的活动，仅由小小的“卢沟桥纪念馆”来操办；与两年前法国的诺曼第丶俄国的莫斯科丶美国的华盛顿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盛况相比，显得可笑丶可耻丶寒酸丶丢人。方军嘲笑说，“如果替换成北京酱油厂，或者北京王致和腐乳厂丶北京灯泡厂主办都会贻笑大方”。亲历70年前卢沟桥事变的老战士仅剩有天津的孙敬生丶北京的马步先丶重庆的张可宗丶河南的崔金品和赵金典丶安徽的张酉山丶江苏的李文斌丶河北的韩立才丶山东的李鸿斌丶四川的刘钧铭等几位了；他们之中有只靠低保活命的，他们去北京的路费要靠《大河报》等媒体施舍；胡锦涛丶温家宝们一面拿几十亿丶几百亿的民脂民膏在“友邦”面前充濶佬，一面却置爱国老英雄於如此悲凉的境地；胡锦涛能跑到莫斯科去慰劳亲人苏联红军，却视我抗战老兵如仇寇；环顾各国统治者，有如此狼心狗肺的吗？中共权贵集团之卖国丶媚日丶亲俄的无耻行径於此可见一斑。

胡锦涛丶温家宝丶吴邦国们，你们是抗日战士的不肖子孙！你们冷待丶虐待抗战英雄的光明行径，大约是为了证明你们确实是如假包换的卖国集团的真正传人吧！

(二)丶中共与皇军勾结：引发中日大战

1937 年7月7日下午，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一带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入我军驻地宛平城搜查，遭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藉口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军人，并已经入宛平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7月8日晨5时左右，双方冲突开始，中国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但这第一枪是谁开的呢？

除当年有日军在东京法庭上提出证供外，近些年也有一些日本的历史学家研究认为，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或受共产党鼓动的青年学生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芦沟桥事变的。因为从动机上看，共产党最希望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而中共的後台和操纵者苏俄也希望中日开战，好从中渔利。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指出：茂川机关早在卢沟桥事件之前就从事搜集情报丶民众“自治”运动和反国民党青年运动的幕後指导工作。７月８日晚间，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与茂川在天津芙蓉馆对饮时，茂川谈起“七•七”夜间放枪的事是学生干的。早已心中有数的田中追问说：“那麽，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罗？”茂川点头承认了。

田中隆吉的记载是：1937年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麽，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罗？”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於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後，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抗日第一枪：卢沟桥抗战》，团结出版社)

(三)丶渔人得利：中共利用抗战壮大自已

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远在延安山沟里的共产党中央，在七七事变後仅几个小时，便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对比今天对山西黑窰案丶上海医保案丶各省贪汚案征地案拆迁案的迟钝丶麻木丶昏聩，当年的迅速反应，确是令人吃惊。这除了说明中共是事件的策划者而早已“肚子里有一根棍”之外，还能有什麽解释呢？

至於为什麽“全民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举行的扩大会议便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已被捧为“伟大革命家”丶“理论家”的当时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在他的《报告》里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具体到中国麽，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毛泽东支持张闻天的主张，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後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托。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後，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後胜利。”(戴晴：《翻案文章》)

事实上，把抗战叫得震天价响的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除了与日本丶苏俄勾搭，出卖祖国民族利益之外，就是与国军争地盘丶搞摩擦，在国民政府背後打黑枪。抗战最艰苦丶最紧张的最後阶段，1941到1945年，中共置大片国土沦亡丶人民被烧杀抢掠於不顾，把各根据地丶各部队的领导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旷日持久地学习丶反省丶检讨丶清算丶斗争丶清洗，为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而忙得不亦乐乎。在正面战场几乎不发一弹丶不折一将的中国共产党，却自吹自擂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战争”的中流砥柱。毛泽东寸步没有离开过延安，却骂经常深入各战区丶实地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1959年，毛在卢山会议上再一次不打自招：“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丶日丶我，三国志。”

(四)丶毛泽东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

日本方面虽然有迅速灭亡和完全侵占中国的野心，但当时还未作好全面开战的准备，因而也没有扩大战争的必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中有三个文件：1937年7月11日《日本内阁会议关於处理芦沟桥事件的决定》丶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出兵华北的声明》和1937年7月29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画》，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年9.18事变的具体策划者丶时任陆军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和态度便很具代表性。他说：芦沟桥事件最多扩大至华北，不可向中国全面开战。因为凭着日本现有的国力丶人力，远不可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否则，必将陷入中国的持久抗战之中。日本很可能会被拖垮。为坚定自己的这一主张，石原辞去了当时的作战部部长一职，回老家种水稻去了。　
　
(五)丶中国共产党是篡改和伪造历史的高手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来就是篡改和伪造历史的高手，所以中共的档案，尽管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仍要在“保护党和国家利益”丶“维护领导人形象”丶“维护各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团结丶友好”而要永远封存下去。这只能说明，中共有太多见不得人的罪恶。档案一旦解封，杀人放火的党丶卖国求荣的领袖，便无所遁形了。

中共八十多年来犯下大量的反人类丶反人性丶反伦理丶反文明丶反科学的野蛮法西斯罪行，都可以从反面证明中共可能是芦沟桥事变的罪魁祸首：诬陷陈独秀是收日本津贴的汉奸，诬陷胡风等人是叛徒丶特务丶国民党的残渣馀孽丶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对民主党派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搞引蛇出洞丶围而歼之的阳谋，诬陷彭德怀里通外国，诬陷刘少奇是叛徒丶内奸丶工贼，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世界上的坏事，只有人们想不到的，没有共产党干不了的。

(六) 丶七七芦沟桥事变的另一版本

自从武宜三“三大猜想”之一“七七事变是中共开的第一枪”公诸友好之後，得到许多朋友的赞同和支持。山西一位学者就给我邮来1989年第一期《山西民革》的复印件，虽然未证明我的猜想，却也颠覆了几十年官方成说。特录此备考：

1988年7月28日，当年219团付团长李延赞在山西晋城市民革市委会上首次公开了他在七七事变的经历。李延赞生於1904年，民革党员；他早年跟随冯玉祥，亲历过反曹锟的兵变和民革最早期的筹备工作；七七事变前後任宋哲元军(29军) 冯治安师(37师) 何基沣旅(110旅)吉星文团(219团) 副团长和赵登禹师132师679团团长，後又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办公室处，了解许多重要史实丶史料。

1935年6月，因吉星文到南京高教班学习，李延赞以付团长代理团务，驻守西苑。7月初，该团3营贾副营长的传令兵确实杀死过一名日本兵。事因该日兵吃瓜不按价付钱，还耍蛮横，掏枪威胁；我传令兵怒从心头起，一枪打死了该日兵，并抛尸於永定河。此事乃关两国外交，为保护下属而未敢披露；1937年7月28日，在守卫北平南苑的战斗中，佟麟阁副军长和赵登禹师长阵亡，调任132师679团团长的李延赞，同一天头部受伤，送郑州治疗。1949年後，又因本身政治境遇不佳，且与成说不符，为不惹麻烦，更不敢“乱说乱动”了。

写於七七事变七十周年纪念日
首发《议报》第3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