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官”成为一种职业

地方党委换届已基本结束，此次地方换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减副”，即减少副书记配置。如何安置这些减下来的副书记，成了有关部门煞费心思的一件大事——说实在话，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皇权专制时代，所有人都为皇帝打工，都是只能执行上级命令的行政官吏。这些人以做官为一个谋生的职业——当然，这是个利润相当丰厚的职业，为了获得这份职业，人们可以献出毕生的时间，可以在科举考试中疯狂作弊，可以筹措资金贿买。

现代政治与此不同，出现了一个政治家阶层，比如各级代议机构的议员、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及与行政首长共进共退的行政官员，以及政党官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以当官为副业，能否当官，完全取决于选举的结果。被选上就当官，没被选上就仍然是平民，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政府并不管他的生计。而他自己也本来就有生计。当然，即使不担任官职，他仍然可以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只是他此时已不再由政府掏钱供养了。

在这种制度下，政府不能随便解雇他们，而且他们失业之后还需要政府安置的，这就是政府所雇佣的公务员或文官。他们就跟公司员工一样，靠这份职业吃饭。他们甚至可以组织工会，如果政府对他们不公，就可以罢工，比如法国的公务员们就罢过工。

这就是现代政治的巧妙之处：在台面之下活动、权力较小的普通公务员可以终生任职，而在台面之上、掌握较大权力的官员们，却必须是权力的临时工。政治家当然都是以政治为职业，但他们却不能以政府为职业，不能以当官为职业。

中国也建立了公务员制度，但这个公务员制度十分具有中国特色，在于它根本没有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把所有在政府里面干活的人，都一锅烩地称为“公务员”。选举产生的正副省、市、县、镇长及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长任命的部长、厅局长，以及正副书记，都被笼统地归入“公务员”范畴中。

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不该由政府安置的人也变成政府的负担。按照法律的规定，正副市长、县长、镇长由人大选举产生。按照选举的逻辑，官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假如人大选举他，他自然就可以继续任职，继续当官，享受当官的一切好处。假如人大不再选举他们，那就说明，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公共管理才能，他就该痛痛快快地卷铺盖回家，该种土豆就去种土豆，该做生意就去做生意。但现在，他们都成了跟普通公务员没有区别的职业官吏。

这恐怕只能说明一点：这些职位，是由上级授予的。职位的来源不同，官员的人事、福利制度安排就会两样。民众可以对官员十分绝情，但上级必须靠下级的忠诚来维持官僚体系的有效运转。获得忠诚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终身雇佣。因而，官员一旦进入公门，就终生享有当官的资格。并且，人人都盼望沿着科层体系一路升上去。

因为司空见惯，所以人们几乎不觉得下面的事情其实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选举产生的县、市长们竟然还有“升迁”一说！就好像在一家公司里面，员工当然有升迁一说，但谈论董事长的升迁就是十分离奇的事情，除非这董事长不是自己出钱的董事长。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只能通过更大范围的选民的选举，在更大范围内施展才华，而不需要任何人提拔。但在中国，好好的县长，任期未到，就可以被“调”到市政府去当副市长。

这样的体制自然导致官员终生靠政府发钱、发福利生活，则官员规模必然呈现出刚性膨胀的趋势。古代的社会危机往往源于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根源恰在于官员规模日益膨胀，因为，这是一个只进不出的体系。只要进了政府的门，政府就必须对其终生的福利承担责任。这样的优厚待遇，又让当官具有十分致命的吸引力，因此，人人争相挤进政府大门。相对于社会的需求及财政承受能力，官员总是过多。


当官者之所以能上不能下，也不能退，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生活在一个官员是“临时工”的体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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