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當官」成為一種職業

地方黨委換屆已基本結束，此次地方換屆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減副」，即減少副書記配置。如何安置這些減下來的副書記，成了有關部門煞費心思的一件大事——說實在話，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皇權專制時代，所有人都為皇帝打工，都是只能執行上級命令的行政官吏。這些人以做官為一個謀生的職業——當然，這是個利潤相當豐厚的職業，為了獲得這份職業，人們可以獻出畢生的時間，可以在科舉考試中瘋狂作弊，可以籌措資金賄買。

現代政治與此不同，出現了一個政治家階層，比如各級代議機構的議員、各級政府的行政首長及與行政首長共進共退的行政官員，以及政黨官員。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以當官為副業，能否當官，完全取決於選舉的結果。被選上就當官，沒被選上就仍然是平民，該幹什麼幹什麼去，政府並不管他的生計。而他自己也本來就有生計。當然，即使不擔任官職，他仍然可以繼續從事政治活動，只是他此時已不再由政府掏錢供養了。

在這種制度下，政府不能隨便解雇他們，而且他們失業之後還需要政府安置的，這就是政府所雇佣的公務員或文官。他們就跟公司員工一樣，靠這份職業吃飯。他們甚至可以組織工會，如果政府對他們不公，就可以罷工，比如法國的公務員們就罷過工。

這就是現代政治的巧妙之處：在台面之下活動、權力較小的普通公務員可以終生任職，而在台面之上、掌握較大權力的官員們，卻必須是權力的臨時工。政治家當然都是以政治為職業，但他們卻不能以政府為職業，不能以當官為職業。

中國也建立了公務員制度，但這個公務員制度十分具有中國特色，在於它根本沒有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把所有在政府裡面幹活的人，都一鍋燴地稱為「公務員」。選舉產生的正副省、市、縣、鎮長及由選舉產生的行政首長任命的部長、廳局長，以及正副書記，都被籠統地歸入「公務員」範疇中。

這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後果：不該由政府安置的人也變成政府的負擔。按照法律的規定，正副市長、縣長、鎮長由人大選舉產生。按照選舉的邏輯，官員必須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假如人大選舉他，他自然就可以繼續任職，繼續當官，享受當官的一切好處。假如人大不再選舉他們，那就說明，民眾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公共管理才能，他就該痛痛快快地捲鋪蓋回家，該種土豆就去種土豆，該做生意就去做生意。但現在，他們都成了跟普通公務員沒有區別的職業官吏。

這恐怕只能說明一點：這些職位，是由上級授予的。職位的來源不同，官員的人事、福利制度安排就會兩樣。民眾可以對官員十分絕情，但上級必須靠下級的忠誠來維持官僚體系的有效運轉。獲得忠誠的最有效辦法就是終身雇佣。因而，官員一旦進入公門，就終生享有當官的資格。並且，人人都盼望沿著科層體系一路升上去。

因為司空見慣，所以人們幾乎不覺得下面的事情其實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選舉產生的縣、市長們竟然還有「升遷」一說！就好像在一家公司裡面，員工當然有升遷一說，但談論董事長的升遷就是十分離奇的事情，除非這董事長不是自己出錢的董事長。選舉產生的政治官員只能通過更大範圍的選民的選舉，在更大範圍內施展才華，而不需要任何人提拔。但在中國，好好的縣長，任期未到，就可以被「調」到市政府去當副市長。

這樣的體制自然導致官員終生靠政府發錢、發福利生活，則官員規模必然呈現出剛性膨脹的趨勢。古代的社會危機往往源於財政危機，而財政危機的根源恰在於官員規模日益膨脹，因為，這是一個只進不出的體系。只要進了政府的門，政府就必須對其終生的福利承擔責任。這樣的優厚待遇，又讓當官具有十分致命的吸引力，因此，人人爭相擠進政府大門。相對於社會的需求及財政承受能力，官員總是過多。


當官者之所以能上不能下，也不能退，因為他根本就不是生活在一個官員是「臨時工」的體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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