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究竟是什么?

2006年，“国学热” 开始在神州华夏升温。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兴办到北京大学乾元国学教室的开讲，从苏州以四书五经为童蒙课本的私塾创办到民间“复兴汉服”活动展开…… “国学”从“精英话题”变成了“大众话题”。

无巧不成书，章太炎等人创办国学杂志，是1907年，距今正好一个世纪。相隔百年，人间天翻地覆，但“国学”概念的提出和获得公众响应，却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际：国学既是面对汹涌而至 “西学” 的一种回应，本身又是在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学术乃至制度法理的催化下，对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自觉和一种创制——在一种世界视野中界定和凸显中国自身思想文化，使之成为国学传统，使学人和大众有研习、遵循、传承、发明、出新的安身立命的基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天地君亲师”的礼仪等级体系和“仁义礼智信”的行为规范体系，这样一套礼制规则体系，把统治秩序和文化学术纳入了同一个系统里，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来维持统治。众多的国学经典，其内容的主要指向也就是论证这一系统的合理性或讨论其执行方法。1911年，随着两千年的皇权专制被辛亥革命推翻，礼制体系失去了所附丽的皇权，无需去推翻，自己便轰然解体了。“国学”的内容早在那时便已失去社会意义，所剩下的，惟有义理、考据、词章的治学方法。

在晚清“西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没有中西学术之辨的，“国学”之所以被提出，正是西学兴起之后，为了使中国传统学术能与外来的西方学术相区别。当然，“国学”也绝不是与外国之学对立起来的唯本国之学，恰恰相反，一部“国学”史就是一部中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应对界外进入的异族异国之“学”的历史。百年以来“国学”的发展，离不开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胡适等学者，而这些学者几乎都是学贯中西，并自觉在“比较文化”视野中发扬和“构建”“国学”的。今日大陆台港及国外的“国学”学者密切交流，这正是“国学”在全球化中存在的又一内在价值。作为多民族发生与外界多方交流的中“国”之“学”，有着世界其他民族之“国学”没有的独特优点。

“国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小学”与“大学”紧密结合。“小学”则不但是解读经典方面的文字修养，更在于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大功课(“大学”)密切结合，在每一代成长过程中，通过“知书识字”树立“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具有高昂主体性和严格自律性的自我人格。

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文字，多少也有同样机理，但中国特有的汉字系统，是独一无二的。汉字所蕴含的极为深刻、极为多重的文化重要性一言难尽。别的不说，人们认识到“汉字“的模块与中国建筑及各种有形无形文化事项的关系，“汉字”的书写与人体和生命之“气”的关系等等，这涉及到对中国美术音乐戏剧文学和建筑景观及时尚玩物饮食起居等人生一切活动的进行和品赏。国学中“汉字”和“经典”的这种互动式的教学，对于陶冶国人性情和锤炼民族气质，直至直接间接塑造与“西化”大异其趣的中国式服饰景观等，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这里，“国学”有了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大背景中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和功能。这在中国传统哲学(如阴阳五行)、数学和医学等对世界科学医学和实学的贡献中，已逐渐体现出来。而“国学”中文史哲的交融以及其中深刻的生命意蕴和心身合一的内涵，与世界正在兴起的所谓“全新心灵”(A Whole New Mind)有深层的契合。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与众不同，没有全民族的“国教”，因此，蕴含在“国学”中的中国特有的、对一系列人生终极问题和人性本身的看法，对于世俗化了的其他宗教及其国家都有启示作用，并能为之提供思想资源。

从历史上说，“国学”从来不是局限于我国一国之学，“国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和教学传承之学术，是跨国界的，与“汉学”“中国学”有联系，也会如Gongfu (功夫)成为个人身心修炼的文化方式一样，Guoxue(国学)成为个人道德行为修养和文化学养之养成的文化方式。在某些西方生活方式浸淫各民族的当口，提倡中国民族的身心健康和操行高尚的方式方法，这正是“国学”的使命，其迫切性不需要咬文嚼字。其实，从孔子庄子到中国式的佛学禅宗到当代的大师，都努力把深奥的学问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也是“国学”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