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汉，原名孙丰。山东青岛人。1943年生，58-61年初中生。后曾在威海大兵五年，66年回青岛，工人。1979年3月12曰只身北京，成为79年民主墙分子。《四五论坛》编委；同年7月独办《海浪花》，共出11期，有《论人》、《论党》、《论权》，81年改出《人》，只出创刊号。4月12日被捕，判反革命煽动1年，坐牢年半。漂泊三年。后开一小餐馆糊口。89年因老婆有孕而没有参加民运，可谓逃兵，但流水有情，还是奖尝有期刑12年。99年释。第二年出逃在巴黎。十年大牢研读《纯粹理性批判》，成书《是与去是》——中国问题纵横谈。另一反革命称为《共产主义批判》。
那一年，在下给华国锋、邓小平写过信，呼吁他们改革，招来大牢伺候，一回又一回。今天索性旧业重操，再来它一遭。这一回就不是吁什么改革，而是呼吁胡温二公出大勇，举大义，挽狂澜，救危厦；
逮捕江泽民！
我同胞亿兆，不能再火热水深长此煎熬；我河山广袤，不能再遭塌坏毁历久躏扰。
逮捕江泽民，是时侯了！
今天的时势，远比七六年华公国锋逮捕“四人帮”有利得多，成熟得多；民族复兴机率也大的多。今天的国人，肯定地说，是一边倒——江泽民犹如过街老鼠，他岂止让人厌恶，简直催人恶吐。这新露头角的SARS与江泽民是“=”号分两边。先不说对江泽民罪恶的清算，只要竖起反江捣江旗，竿揭而百应。吾人苦江久矣，恨江深也！到了今天，就是在他占着主席的军队，怕也难有真卖命者。
江泽民在政治上已经死了！！彻彻底底地死了！
应着那句千年古训：失道寡助！他自己把自己清除出中华民族，推上民族罪犯的判台。不必等树倒，猢狲实已早散！逮捕江泽民，可以说木成舟，水成渠。已经熟到了没有风险可担的时侯。审判江贼，国民久久跷首。逮捕他实在是顺水推舟！谁有此大智大勇，谁就获得民众拥戴；扶我华厦于未倾，谁就是我们民族的再造英雄！
江贼一旦就擒，国人只有弹冠相庆，波澜不惊，不会出现那怕微弱的骚动。盼殊江贼，犹如旱苗之望甘露，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甚至差不多是举手抬足的事，又是感天地，泣鬼神，开万世基的伟业奇功。
重整旧山河，为天地立心；再造太平世，为生民立命。复兴中华上下五千年，融入世界人类价值普世；“主义”又算上什么臭东西！管他共产，魏晋，……光耀千秋，造福当世，人本第一！
呜呼！胡温，生当世，临危局，以个人的风险换民族气象正，时势难逢，机会不再。下手！下手！——父老姐妹同胞，江贼已沦国人共讨，敌慨同仇；盼民主，望自由，普天所归。复兴华夏，奠永世太平基，所系二公！我神洲已处叱咤风云变色，呜呼剑气冲南斗平的关口。大势如是，二公不可不思!不可不为！
当然，当此之时，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形势也比华公当年严峻，复杂。可以说潜伏的灾难已不分筋骨肉肤和毛发，前所未有。一旦决疽溃痈，后果不堪！
相当年，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还只是“阶级斗争”，人所渴望的还只是不被专政，不挨饿受冻。那时候我们民族犹如刚从柏拉图黑屋子里走出，初见光明，观念简单素朴，还真以为是共党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共党还抱着期望。牙根儿就未曾去想：这阶级斗争理论的本身就是罪恶，而苦难的源薮就是“共产”恶党。我们还指望着它洗心革面，能服务人民。那时候，创伤再重，也是伤了筋，动了骨，即便是患的心脏病，也是只在险要处，而非全身。至少，伏曦、黄帝留给我们的文化还未彻底解构，我们还被列祖列宗所维系，秩序虽显衰败，伦理却还残存，好好歹夕我们还被它胶连一起。丑恶、良善，正义还有个笼统的轮廓。可是今天呢？中华民族在共党毒缸里浸泡太久，太久，已是体无完肤，里里外外全烂透，汗毛上都透着毒液鸩汁。牵动那里都有致命的可能。
相当年，喊的是浩劫十年，社会到了崩溃边缘；可边缘终归还是边缘，天毕竟还末塌。灾难，至少还可以去预测，还可加防范，残存文化伦理还为我们维持了一个大概的秩序背景，还能医，还可救。
随着邓小平那刨祖坟，坑儿孙的改革，其每一步的深入，都是以数倍、数十倍的破坏为代价。邓小平的改革，就近取栗，功利实乃毒饵，牵着、推着人们走上浮华腐化的难归路。邓小平的年龄与经历，使他求功心切，可以说他的潜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为“证明”而给人看的暗流：初见成效，一年变样，三年变大样……云云。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江泛洪、河断流，黄沙已埋京畿头！为眼前的利益所驱动，一窝蜂地“下海”涌潮头，改革破坏的势头也就越过了自然，超出了环境，直逼人心灵，对着这承传了几千年的文化、伦理、观念开刀下手。“阶级斗争”是真是假不再有人问，“斗争”却成了普遍武器，无处不被实践所用，斗争也就泛出了政治，成为最日常的观念，用之于处处事事，成了无事不凑捷的利器。“克己”全无，余地不留，同情让位仇斗；时代已经不是地区式黑社会，而是整个政权黑社会。今天的中国，不是遍体鳞伤，也不是病入膏盲，而是病越膏肓，“无处不飞花”，进入后崩溃时期。潜在的灾难，早已不能预见，不可测度，也无须预见，无须测度，只剩下一招——一切全靠“对付”。从灾难的烈度上讲，已不存在急缓主次，任何伤口都可能酿成山崩地裂。从性质上讲，中国已经越过了政治向心时期，一切都非政治化了，因而又一切无不政治化，无事不是政治化；所导致的无一不是政治神经，不是政治事变。举国是火药，脚往那里迈都有引爆的危险。杀机暗伏，陷阱处处。不投猛药，难以恢复。
十三年的江氏政权，大体上可分为三阶段，伴以三个特征：其一是邓小平在世时期，主要特征是虚浮，腐化，这里面包含着邓个人心理的先天失衡，底气不足，他才省着法儿转移民族良知，逃避良心审问，鼓动和发酵出一种浮华腐化追名逐利的风气，这时期的主要表现是功利价值观取代公平、伦理价值观。正义落荒，人欲横流，中华文化的之元气大伤。其残存价值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它的沦丧，解构，失去吸着力。文化之根不复保留。
第二个时期，其特征是防范，江泽民这个人并不懂思维，不能思想，也不知何为思，何为想。从来没有把政权奠定在管理上，甚至他就没想过什么是管理。邓后时期他的主要精力就是防范，防范。其言论、着力全在这上面，从“如何防范”中孕育出这时期的政权职能——一是预测矛盾；二是扑灭可能事变：一切围绕主旋律；将矛盾消灭在萌芽中；稳定压一切……等等。这个时期，矛盾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主要领域，还可以通过预测而发见，可加防范，可以扑灭。江泽民个人和他的党系统的职能也就只是防范事变，扑这事态。履行管理的只是朱熔基。而江的，党的，职能从来也没有与管理衔接。不以管理为职能的政权，其前途会是什么？后果又会怎样？就决定了它的第三阶段的一般特征--特务时代！（明末）东厂（锦衣卫）政治时期。这个时期始自九九年，其里程碑事件有二：一是科索沃战争江泽民与米洛舍维奇的猩猩惜猩猩，把狭隘的民族情绪鼓动到极端，断了后路，高潮是使馆被炸，只图一时痛快而埋藏杀机于背后；二是法轮功，这件事真叫人不好理解，明明朱熔基用管理立场获得体面处理，究竟是什么动机使江贼民又自投自织网茧？埋下不了后患？在下至今也不懂。这两个事件暴露了江泽民无才又无德，只会死要面子，装腔作势，描眉涂唇。落千丈深渊，一蹶不振。政权从此进入了穷凶恶极，一切以暴力相待的时期，用在表面的理由、口实也全不再要，赤条条地武力，实裸裸的匪徒手段。吃喝阿尿睡，俗夫凡妇裹脚布，嘻笑怒骂无不政治化，举国怨声，神州尽是火药，任牵那里一发，都引全身炸，足往那里举，也是山崩地催的前途。东西南北，上下左右，没有安全地带。中国有多少矛盾，已经不能预测，也无从防范了。就只好兵来将挡，随机应变，稳定不再建在防范上，干脆，就把稳定交给随即对抗，扫荡！不由再行分说，那还问青红皂白，见了问题就动拳头，见了矛盾就铲除，管他什么冤不冤，假不假，错不错；收拾掉再说！“收拾掉”也就是江政权最后的万能钥匙，可开全中国的锁--镇压就是一切！缀上个：决不手软！有效一切。
从九九年，中国政权就逐步陷为特务性质。特务成了政权最正常的职能，本色，又是政权维持的唯一依靠。而政权，除了维持也不再有别的用场，职能。这样一个时期的到来也标志了政权的命在旦夕。
中国已经无政治，中国已经无处不政治，无事不政治。就连纯粹的健康问题——疾病，也都政治化了。中国已经没有那个领域，那个角落的事情不与政治相关，不引发政治事变，不是火药，炸弹；不是陈涉、吴广、洪秀全；无事不酿成政治地震天变。——中国没有退路了！爱滋病冲击已经露出端倪。
为什么呢？就因共产主义是个无边无沿臭理念，它不是建立在可靠知性上，就不能靠管理来推进，只能靠意志来维持。意志既在人心里，外力所能够奏效的就只有恐赫。
若政权的职能是管理的，疾病就纯是无性的自然事件，对之的态度只是控制、征服。疾病危害生命，却也成不了政权的敌对势力。要征服它，就必须认识它，认识的方法只有科学，而科学在方法上是经验的、就必须、分析，分析就不容纳半点虚假，它必须是数学的方式，物理学的概念，否则无以解释现象。因而控制和征服都要科学的结论，那就是事件的真像，事态的精确把握——从管理立场就绝不会综合到稳定，“两会”，大局……上。非典肺病就必被重视，有被有效控制的机率——在它只有一例两例时总比上千例时来得更可靠吧？在管理目的之下，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没有观念上的抗阻。
江政权不以管理为出发底线，以权力维持为最高目标，所以它就担心任何可能的冲击，那怕你无意地打一个喷嚏，也会惊他一身冷汗，令他周身打颤，江贼民会指控你惊吓谋杀罪。江泽民已是杯巧蛇影，耳畔尽楚歌；患了“敌对势力”恐惧症，“敌对势力”无所不在症。他也就无人不防，无事不防。这是一切维持型政权的通病，把不相干的风吹草动都疑为神鬼，敌情，就怕要了他那老命。因此江泽民和他的政权除了特务化，（明末）东厂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权力维持型政权所不能越出的逻辑。从江泽民的心态出发还有什么不可能是他的威胁呢？——除了统治，他的观念里根本不再有别的，他怎么会不把维持当成终极呢？这样的政权又肯放过什么？就只有过滤，过滤，再过滤——拚命过滤就是特务政治。特务政治成了中国生活的常态。怪！怪！
正是从不以管理为终极的观念出发，非政治性事件才被给予政治的殃及，比如：这非典肺病，在管理形态下，它将被管理所克服，所吸收，并不引发冲击波。正是江泽民的“生姜老的辣”，正是“别人经不起这么点风浪的冲击”才殃成为国家灾难，人类灾难，从而也参入进对江泽民的弹劾与讨伐。
江泽民在政治上死了！但是，仍然要逮捕它，只有逮捕他，二公才能建名建德于天下，才是众望所归。因为，江泽民的死不是我们的目的：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生者必须生下去，就要求我们融入人类统一价值，就要完成从根本上对人的解放，恢复人本尊严，这样一个政治局面需要开端。只有逮捕了江泽民才能解散共产党，才能较安全较稳妥地完成民主转型！从二位的行为里可以看出，共党党性外衣下还闪灼着人性的火花！天良在！伦理在！我们都是人，这已足够了，何必要那碍手碍脚的共产呢？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久安，就必须灭共产！一不做，二不休，为民计，为人类计，值得！
逮捕江贼民！以扬华厦正气！重振大汉威风！就看二公！举国举世都期待二公！
老休草介 孙丰 敬上。四月二十五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那一年，在下给华国锋、邓小平写过信，呼吁他们改革，招来大牢伺候，一回又一回。今天索性旧业重操，再来它一遭。这一回就不是吁什么改革，而是呼吁胡温二公出大勇，举大义，挽狂澜，救危厦；
逮捕江泽民！
我同胞亿兆，不能再火热水深长此煎熬；我河山广袤，不能再遭塌坏毁历久躏扰。
逮捕江泽民，是时侯了！
今天的时势，远比七六年华公国锋逮捕“四人帮”有利得多，成熟得多；民族复兴机率也大的多。今天的国人，肯定地说，是一边倒——江泽民犹如过街老鼠，他岂止让人厌恶，简直催人恶吐。这新露头角的SARS与江泽民是“=”号分两边。先不说对江泽民罪恶的清算，只要竖起反江捣江旗，竿揭而百应。吾人苦江久矣，恨江深也！到了今天，就是在他占着主席的军队，怕也难有真卖命者。
江泽民在政治上已经死了！！彻彻底底地死了！
应着那句千年古训：失道寡助！他自己把自己清除出中华民族，推上民族罪犯的判台。不必等树倒，猢狲实已早散！逮捕江泽民，可以说木成舟，水成渠。已经熟到了没有风险可担的时侯。审判江贼，国民久久跷首。逮捕他实在是顺水推舟！谁有此大智大勇，谁就获得民众拥戴；扶我华厦于未倾，谁就是我们民族的再造英雄！
江贼一旦就擒，国人只有弹冠相庆，波澜不惊，不会出现那怕微弱的骚动。盼殊江贼，犹如旱苗之望甘露，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甚至差不多是举手抬足的事，又是感天地，泣鬼神，开万世基的伟业奇功。
重整旧山河，为天地立心；再造太平世，为生民立命。复兴中华上下五千年，融入世界人类价值普世；“主义”又算上什么臭东西！管他共产，魏晋，……光耀千秋，造福当世，人本第一！
呜呼！胡温，生当世，临危局，以个人的风险换民族气象正，时势难逢，机会不再。下手！下手！——父老姐妹同胞，江贼已沦国人共讨，敌慨同仇；盼民主，望自由，普天所归。复兴华夏，奠永世太平基，所系二公！我神洲已处叱咤风云变色，呜呼剑气冲南斗平的关口。大势如是，二公不可不思!不可不为！
当然，当此之时，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形势也比华公当年严峻，复杂。可以说潜伏的灾难已不分筋骨肉肤和毛发，前所未有。一旦决疽溃痈，后果不堪！
相当年，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还只是“阶级斗争”，人所渴望的还只是不被专政，不挨饿受冻。那时候我们民族犹如刚从柏拉图黑屋子里走出，初见光明，观念简单素朴，还真以为是共党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共党还抱着期望。牙根儿就未曾去想：这阶级斗争理论的本身就是罪恶，而苦难的源薮就是“共产”恶党。我们还指望着它洗心革面，能服务人民。那时候，创伤再重，也是伤了筋，动了骨，即便是患的心脏病，也是只在险要处，而非全身。至少，伏曦、黄帝留给我们的文化还未彻底解构，我们还被列祖列宗所维系，秩序虽显衰败，伦理却还残存，好好歹夕我们还被它胶连一起。丑恶、良善，正义还有个笼统的轮廓。可是今天呢？中华民族在共党毒缸里浸泡太久，太久，已是体无完肤，里里外外全烂透，汗毛上都透着毒液鸩汁。牵动那里都有致命的可能。
相当年，喊的是浩劫十年，社会到了崩溃边缘；可边缘终归还是边缘，天毕竟还末塌。灾难，至少还可以去预测，还可加防范，残存文化伦理还为我们维持了一个大概的秩序背景，还能医，还可救。
随着邓小平那刨祖坟，坑儿孙的改革，其每一步的深入，都是以数倍、数十倍的破坏为代价。邓小平的改革，就近取栗，功利实乃毒饵，牵着、推着人们走上浮华腐化的难归路。邓小平的年龄与经历，使他求功心切，可以说他的潜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为“证明”而给人看的暗流：初见成效，一年变样，三年变大样……云云。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江泛洪、河断流，黄沙已埋京畿头！为眼前的利益所驱动，一窝蜂地“下海”涌潮头，改革破坏的势头也就越过了自然，超出了环境，直逼人心灵，对着这承传了几千年的文化、伦理、观念开刀下手。“阶级斗争”是真是假不再有人问，“斗争”却成了普遍武器，无处不被实践所用，斗争也就泛出了政治，成为最日常的观念，用之于处处事事，成了无事不凑捷的利器。“克己”全无，余地不留，同情让位仇斗；时代已经不是地区式黑社会，而是整个政权黑社会。今天的中国，不是遍体鳞伤，也不是病入膏盲，而是病越膏肓，“无处不飞花”，进入后崩溃时期。潜在的灾难，早已不能预见，不可测度，也无须预见，无须测度，只剩下一招——一切全靠“对付”。从灾难的烈度上讲，已不存在急缓主次，任何伤口都可能酿成山崩地裂。从性质上讲，中国已经越过了政治向心时期，一切都非政治化了，因而又一切无不政治化，无事不是政治化；所导致的无一不是政治神经，不是政治事变。举国是火药，脚往那里迈都有引爆的危险。杀机暗伏，陷阱处处。不投猛药，难以恢复。
十三年的江氏政权，大体上可分为三阶段，伴以三个特征：其一是邓小平在世时期，主要特征是虚浮，腐化，这里面包含着邓个人心理的先天失衡，底气不足，他才省着法儿转移民族良知，逃避良心审问，鼓动和发酵出一种浮华腐化追名逐利的风气，这时期的主要表现是功利价值观取代公平、伦理价值观。正义落荒，人欲横流，中华文化的之元气大伤。其残存价值正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它的沦丧，解构，失去吸着力。文化之根不复保留。
第二个时期，其特征是防范，江泽民这个人并不懂思维，不能思想，也不知何为思，何为想。从来没有把政权奠定在管理上，甚至他就没想过什么是管理。邓后时期他的主要精力就是防范，防范。其言论、着力全在这上面，从“如何防范”中孕育出这时期的政权职能——一是预测矛盾；二是扑灭可能事变：一切围绕主旋律；将矛盾消灭在萌芽中；稳定压一切……等等。这个时期，矛盾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主要领域，还可以通过预测而发见，可加防范，可以扑灭。江泽民个人和他的党系统的职能也就只是防范事变，扑这事态。履行管理的只是朱熔基。而江的，党的，职能从来也没有与管理衔接。不以管理为职能的政权，其前途会是什么？后果又会怎样？就决定了它的第三阶段的一般特征--特务时代！（明末）东厂（锦衣卫）政治时期。这个时期始自九九年，其里程碑事件有二：一是科索沃战争江泽民与米洛舍维奇的猩猩惜猩猩，把狭隘的民族情绪鼓动到极端，断了后路，高潮是使馆被炸，只图一时痛快而埋藏杀机于背后；二是法轮功，这件事真叫人不好理解，明明朱熔基用管理立场获得体面处理，究竟是什么动机使江贼民又自投自织网茧？埋下不了后患？在下至今也不懂。这两个事件暴露了江泽民无才又无德，只会死要面子，装腔作势，描眉涂唇。落千丈深渊，一蹶不振。政权从此进入了穷凶恶极，一切以暴力相待的时期，用在表面的理由、口实也全不再要，赤条条地武力，实裸裸的匪徒手段。吃喝阿尿睡，俗夫凡妇裹脚布，嘻笑怒骂无不政治化，举国怨声，神州尽是火药，任牵那里一发，都引全身炸，足往那里举，也是山崩地催的前途。东西南北，上下左右，没有安全地带。中国有多少矛盾，已经不能预测，也无从防范了。就只好兵来将挡，随机应变，稳定不再建在防范上，干脆，就把稳定交给随即对抗，扫荡！不由再行分说，那还问青红皂白，见了问题就动拳头，见了矛盾就铲除，管他什么冤不冤，假不假，错不错；收拾掉再说！“收拾掉”也就是江政权最后的万能钥匙，可开全中国的锁--镇压就是一切！缀上个：决不手软！有效一切。
从九九年，中国政权就逐步陷为特务性质。特务成了政权最正常的职能，本色，又是政权维持的唯一依靠。而政权，除了维持也不再有别的用场，职能。这样一个时期的到来也标志了政权的命在旦夕。
中国已经无政治，中国已经无处不政治，无事不政治。就连纯粹的健康问题——疾病，也都政治化了。中国已经没有那个领域，那个角落的事情不与政治相关，不引发政治事变，不是火药，炸弹；不是陈涉、吴广、洪秀全；无事不酿成政治地震天变。——中国没有退路了！爱滋病冲击已经露出端倪。
为什么呢？就因共产主义是个无边无沿臭理念，它不是建立在可靠知性上，就不能靠管理来推进，只能靠意志来维持。意志既在人心里，外力所能够奏效的就只有恐赫。
若政权的职能是管理的，疾病就纯是无性的自然事件，对之的态度只是控制、征服。疾病危害生命，却也成不了政权的敌对势力。要征服它，就必须认识它，认识的方法只有科学，而科学在方法上是经验的、就必须、分析，分析就不容纳半点虚假，它必须是数学的方式，物理学的概念，否则无以解释现象。因而控制和征服都要科学的结论，那就是事件的真像，事态的精确把握——从管理立场就绝不会综合到稳定，“两会”，大局……上。非典肺病就必被重视，有被有效控制的机率——在它只有一例两例时总比上千例时来得更可靠吧？在管理目的之下，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没有观念上的抗阻。
江政权不以管理为出发底线，以权力维持为最高目标，所以它就担心任何可能的冲击，那怕你无意地打一个喷嚏，也会惊他一身冷汗，令他周身打颤，江贼民会指控你惊吓谋杀罪。江泽民已是杯巧蛇影，耳畔尽楚歌；患了“敌对势力”恐惧症，“敌对势力”无所不在症。他也就无人不防，无事不防。这是一切维持型政权的通病，把不相干的风吹草动都疑为神鬼，敌情，就怕要了他那老命。因此江泽民和他的政权除了特务化，（明末）东厂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权力维持型政权所不能越出的逻辑。从江泽民的心态出发还有什么不可能是他的威胁呢？——除了统治，他的观念里根本不再有别的，他怎么会不把维持当成终极呢？这样的政权又肯放过什么？就只有过滤，过滤，再过滤——拚命过滤就是特务政治。特务政治成了中国生活的常态。怪！怪！
正是从不以管理为终极的观念出发，非政治性事件才被给予政治的殃及，比如：这非典肺病，在管理形态下，它将被管理所克服，所吸收，并不引发冲击波。正是江泽民的“生姜老的辣”，正是“别人经不起这么点风浪的冲击”才殃成为国家灾难，人类灾难，从而也参入进对江泽民的弹劾与讨伐。
江泽民在政治上死了！但是，仍然要逮捕它，只有逮捕他，二公才能建名建德于天下，才是众望所归。因为，江泽民的死不是我们的目的：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生者必须生下去，就要求我们融入人类统一价值，就要完成从根本上对人的解放，恢复人本尊严，这样一个政治局面需要开端。只有逮捕了江泽民才能解散共产党，才能较安全较稳妥地完成民主转型！从二位的行为里可以看出，共党党性外衣下还闪灼着人性的火花！天良在！伦理在！我们都是人，这已足够了，何必要那碍手碍脚的共产呢？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久安，就必须灭共产！一不做，二不休，为民计，为人类计，值得！
逮捕江贼民！以扬华厦正气！重振大汉威风！就看二公！举国举世都期待二公！
老休草介 孙丰 敬上。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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