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巴金逝世两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著名学者吴福辉日前以“经典巴金：与《家》的几代读者共呼吸”为题，在上海市档案馆作了相关讲座。
吴福辉透露，他近期在北京几所大学作的一个小规模调查显示，有80%%的学生认为《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说。这与文学史上把《家》视作“中国现代文学最卓越的作品之一”的评价出入颇大，而这一调查数据的公布也很值得人们思考。
调查数据
《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说？ 作为文学博士生导师，吴福辉日前在学生群体中进行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张爱玲的《金锁记》、巴金的《家》和茅盾的《子夜》这四部作品是所有文科大学生全都看过的。而在其中，100%%的受访者认为《阿Q正传》是上流小说；各有一半的读者认为《金锁记》是上流和中流小说；认为《家》和《子夜》是上流和中流小说的读者比例都是20%%和80%%。更有趣的是，60%%的学生认为《家》是都市小说，30%%认为是市民小说，另有10%%认为是通俗小说。问卷还对这四部作品未来的读者定位进行了调查，只有小说《家》的未来读者被100%%地定位在青年学生群体。
青年学子
《家》无法与《阿Q正传》媲美 吴福辉的这组调查数据公布后，记者在学生群体中进行了走访，发现确有不少年轻学子将《家》视作一部中流作品。
上大中文系学生小邵告诉记者，相较于张爱玲和沈从文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巴金的《家》在行文方面略显直白。“走出家，融入革命洪流”的小说主题，在许多学生看来也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小说和当代青年的生活存在距离，更为贴近革命时代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家》主要着眼于年轻人因婚恋问题与封建家长相抗争，在小说中，觉新对家的守护和觉慧、觉民的离家出走都显得比较形式化，巴金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触及人性深处。因此，《家》的成就在他们眼中无法媲美于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入拷问，其意义穿越时空。”
专家学者
巴金作品尚未完成经典化
当代大学生阅读《家》的感受与文学史的定论有出入颇大，却并未令有关专家感到意外。著名学者李辉和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的周立民教授一致认为，每个时代的读者对于阅读的幻想和期待是不同的，阅读趣味随着时代变化有所改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他们同时强调，小说《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贡献不容置疑。
李辉认为，吴福辉所作的这项调查，固然反映了当代青年阅读趣味的改变，却也从另一侧面论证了小说《家》指向的丰富性。“《家》以成都这个城市为背景，小说中记录了不少成都民俗和市民的生活细节，其主要情节还是年轻人的婚恋故事。因此，读者才会对小说类型产生各种定论，都市小说、市民小说、通俗小说不一而足，这正是巴金文学丰富性的体现。”周立民教授认为，青年学子对小说《家》的艺术性有所低估，与这两年学界对于左翼文学的忽略和研究不够有关。“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被经典化的作家，其作品早已完成了经典化，但巴金和茅盾的作品却尚未走完这一过程。”
对于出现的“巴金作品的经典魅力将随时代变化有所消退”的说法，吴福辉在讲座中也透露了他的个人观点。他认为，“走出家”其实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个人走出家庭的原因确实会有所变化，唯一不变的却是，人们在寻求个人价值的过程中融入人类进步洪流的愿望。文学上的先锋和常态随着时代变化会相互转换，当年的先锋确实会成为当下的通俗，但巴金小说的意义仍将指向未来。”
关于《家》 坎坷首次发表险遭腰斩
吴福辉并非巴金文学研究专家，但却是巴金文学的忠实读者，也是巴老创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见证人。他在讲座中透露，小说《家》首次发表险遭腰斩。
《家》原是巴金于1931年4月18日开始，为上海《时报》创作的连载作品。不料在1932年初，小说写到瑞珏难产而死时却遭到报社停载。此后，因为巴金向报社表示愿意放弃稿费收入，停载两个月之久的《家》才得以继续发表，直至1932年5月才全篇连载完毕。
对于小说《家》首次发表险遭腰斩的原因，文学史上列举的原因有二：一是小说连载期间恰逢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报纸需要大量版面刊载时事新闻，故而停发连载小说；二是由于《时报》编辑抱怨小说《家》写得太长，不愿予以续载。吴福辉却对此提供了新说。他例举道，张恨水于1927年至1932年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共100万字，1930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啼笑因缘》共30万字，其长度都不在《家》之下，时间跨度也都涵盖了当年的战争局势，却都没有遭遇停载，可见上述两条缘由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小报读者都是市民阶层，他们确实不太爱看《家》这样的小说。”
新文学发行冠军
有意思的是，就是《家》这部在首发期间险遭腰斩的作品，193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后，到1950年前后已重印了33次，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就连鲁迅先生的《呐喊》当年都没有如此巨大的发行量。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连载期间虽然广受欢迎，单行本出版以后却才重印了20版，根本难望《家》之项背。”据吴福辉的分析，小说单行本之所以畅销，与当时新文学的读者群体有关，“他们和小报读者完全是两类人，多数都是当时的五四青年。”也正是《家》这部小说，促成了大批革命青年走出家庭赶赴延安，“他们在离家时也许什么都没带，却带走了巴金的这本小说。”
文学进入了21世纪，小说《家》的读者也已历经几代。吴福辉为此作出粗略统计，认为《家》可谓是中国新文学作品中出版数量最高的小说，“其单行本大约已经发行了1000万册。”
吴福辉透露，他近期在北京几所大学作的一个小规模调查显示，有80%%的学生认为《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说。这与文学史上把《家》视作“中国现代文学最卓越的作品之一”的评价出入颇大，而这一调查数据的公布也很值得人们思考。
调查数据
《家》只是一部中流小说？ 作为文学博士生导师，吴福辉日前在学生群体中进行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张爱玲的《金锁记》、巴金的《家》和茅盾的《子夜》这四部作品是所有文科大学生全都看过的。而在其中，100%%的受访者认为《阿Q正传》是上流小说；各有一半的读者认为《金锁记》是上流和中流小说；认为《家》和《子夜》是上流和中流小说的读者比例都是20%%和80%%。更有趣的是，60%%的学生认为《家》是都市小说，30%%认为是市民小说，另有10%%认为是通俗小说。问卷还对这四部作品未来的读者定位进行了调查，只有小说《家》的未来读者被100%%地定位在青年学生群体。
青年学子
《家》无法与《阿Q正传》媲美 吴福辉的这组调查数据公布后，记者在学生群体中进行了走访，发现确有不少年轻学子将《家》视作一部中流作品。
上大中文系学生小邵告诉记者，相较于张爱玲和沈从文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巴金的《家》在行文方面略显直白。“走出家，融入革命洪流”的小说主题，在许多学生看来也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小说和当代青年的生活存在距离，更为贴近革命时代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家》主要着眼于年轻人因婚恋问题与封建家长相抗争，在小说中，觉新对家的守护和觉慧、觉民的离家出走都显得比较形式化，巴金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触及人性深处。因此，《家》的成就在他们眼中无法媲美于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入拷问，其意义穿越时空。”
专家学者
巴金作品尚未完成经典化
当代大学生阅读《家》的感受与文学史的定论有出入颇大，却并未令有关专家感到意外。著名学者李辉和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的周立民教授一致认为，每个时代的读者对于阅读的幻想和期待是不同的，阅读趣味随着时代变化有所改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他们同时强调，小说《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贡献不容置疑。
李辉认为，吴福辉所作的这项调查，固然反映了当代青年阅读趣味的改变，却也从另一侧面论证了小说《家》指向的丰富性。“《家》以成都这个城市为背景，小说中记录了不少成都民俗和市民的生活细节，其主要情节还是年轻人的婚恋故事。因此，读者才会对小说类型产生各种定论，都市小说、市民小说、通俗小说不一而足，这正是巴金文学丰富性的体现。”周立民教授认为，青年学子对小说《家》的艺术性有所低估，与这两年学界对于左翼文学的忽略和研究不够有关。“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被经典化的作家，其作品早已完成了经典化，但巴金和茅盾的作品却尚未走完这一过程。”
对于出现的“巴金作品的经典魅力将随时代变化有所消退”的说法，吴福辉在讲座中也透露了他的个人观点。他认为，“走出家”其实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个人走出家庭的原因确实会有所变化，唯一不变的却是，人们在寻求个人价值的过程中融入人类进步洪流的愿望。文学上的先锋和常态随着时代变化会相互转换，当年的先锋确实会成为当下的通俗，但巴金小说的意义仍将指向未来。”
关于《家》 坎坷首次发表险遭腰斩
吴福辉并非巴金文学研究专家，但却是巴金文学的忠实读者，也是巴老创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见证人。他在讲座中透露，小说《家》首次发表险遭腰斩。
《家》原是巴金于1931年4月18日开始，为上海《时报》创作的连载作品。不料在1932年初，小说写到瑞珏难产而死时却遭到报社停载。此后，因为巴金向报社表示愿意放弃稿费收入，停载两个月之久的《家》才得以继续发表，直至1932年5月才全篇连载完毕。
对于小说《家》首次发表险遭腰斩的原因，文学史上列举的原因有二：一是小说连载期间恰逢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报纸需要大量版面刊载时事新闻，故而停发连载小说；二是由于《时报》编辑抱怨小说《家》写得太长，不愿予以续载。吴福辉却对此提供了新说。他例举道，张恨水于1927年至1932年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共100万字，1930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啼笑因缘》共30万字，其长度都不在《家》之下，时间跨度也都涵盖了当年的战争局势，却都没有遭遇停载，可见上述两条缘由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小报读者都是市民阶层，他们确实不太爱看《家》这样的小说。”
新文学发行冠军
有意思的是，就是《家》这部在首发期间险遭腰斩的作品，193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后，到1950年前后已重印了33次，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就连鲁迅先生的《呐喊》当年都没有如此巨大的发行量。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连载期间虽然广受欢迎，单行本出版以后却才重印了20版，根本难望《家》之项背。”据吴福辉的分析，小说单行本之所以畅销，与当时新文学的读者群体有关，“他们和小报读者完全是两类人，多数都是当时的五四青年。”也正是《家》这部小说，促成了大批革命青年走出家庭赶赴延安，“他们在离家时也许什么都没带，却带走了巴金的这本小说。”
文学进入了21世纪，小说《家》的读者也已历经几代。吴福辉为此作出粗略统计，认为《家》可谓是中国新文学作品中出版数量最高的小说，“其单行本大约已经发行了100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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