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的孩子们

当右派这顶沉重而又巨大的帽子，扣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时，群体中人，他（她）们的孩子有的已经大了，有的孩子还小，有的还没有孩子。他（她）们的父母，他（她）们的妻子（丈夫）和他（她）们共同经历了漫漫二十一年苦难的历程，他（她）们的孩子们也跟着遭殃了二十一年。

闵竹，女，云南省级机关干部，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到农场前她已怀孕，孩子生后，因身处逆境，得不到很好哺育夭折了。班长派人用箩筐抬出去掩埋，痛心已极的闵竹还不敢放声大哭，害怕被认为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只好默默流泪。

汪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接受监督劳动的处分。他爱人虽然是医生，一朝染上右派的病毒，就被弄到农村四处流动行医，随时挨批斗，无法无力无处安置和照顾儿女。汪君只好带着才两岁的儿子一起同吃同住在河边的小棚子里。荒郊野岭，举目四望，一片凄凉。寒风袭来透心凉，苦雨飘洒添惆怅，乌啼鸡鸣声悲切，秀才落泊真造孽。触景生情，思绪万千，这昔日硬汉不禁嘘欷不已!更令他惴惴不安的是每当夜深人静时，豺狼绕着棚子转，嚎叫声不绝于耳，怀中紧抱着孩子，惊恐、焦急，彷徨，茫然，长夜漫漫何时旦!万般无奈只好把儿子寄养在一老农家里。

徐之聪，被划为“右派”后，爱人受到无端的政治压力，被迫离婚；丢下四、五岁的儿子，由徐带来农场。为了儿子的成长和将来，再苦再累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受教育。三角地距场部一公里多，孩子每天步行到场部小学读书，一天要跑四趟。在一个霜冻白茫茫的傍晚，寒风刺骨，孩子放学回家，来到半途中的十字路口，被两只饿狼叼到地头，把棉衣和裤子都撕成碎片，两条腿的肉啃得精光，奄奄一息，已经休克。小平地(二队)的难友赴场部参加集中学习，路过发现，迅即向队上和场部医院报告。父亲收工回来，打好饭等儿子回来吃。左等、右等不见来，放心不下，就沿路去找。找到十字路口，跑去一看，啊!眼前发黑瘫在地上。待清醒时，泪水不住地往下淌，唉!我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天哪!此时为抢救而拦住一辆过路马车，急忙抱好孩子和赶来抢救的人坐上马车往场部医院赶，口中叫着，要求医生救救我的儿子，救救我的儿子，医生赶来被此情此景吓呆了，不住地哀叹，整个下肢一点肉都没有，是一架光骨头，其状惨不忍睹，如何抢救呢?!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这无辜的孩子断气。儿子死了，完了!什么都完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杨绍孔，保山县供销社工职工，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年近五十的杨绍孔家中丢下年过七旬的老母和多病的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每月领得为数不多的工资后，扣除伙食剩余的都全部带回家，帮补家用，自己无钱添置衣物，衣服烂了自己打补丁，补丁重补丁，衣着褴褛，像个叫化子，只是不乞讨而已。大跃进时期，饭不够吃，每餐饭后他都要喝一大碗盐水，人大肚大，长期饿肚，营养跟不上导至周身浮肿，劳动很吃力，经常受到批斗。他为了支撑这个家，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羞辱，终于熬过了“大跃进”这道关口，他活了过来。1976 年一天夜里，他突感身体有所不适，急呼同室的赵体华，帮他拿药 （事先准备好的中草药），药拿到时他已不省人事，在送往场部医院途中死亡。他是不愿意死的，因为这个家庭还离不开他；他又不得不死，长期遭受的折磨摧残了他的生理机能；他死得很干脆，仿佛是说：我生前没有给家庭带来欢乐，我死也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死后，这个家庭也就毁灭了，老母弱妻相继死亡，连棺材都得不到一口；姑娘被人拐骗到缅甸；小儿子流浪乞讨，因犯法坐牢了。三中全会后，农场补发了当年克扣他的粮价补贴及一级农工工资，他的份额已无人领取。

李国云，保山一中教师，共青团员，整风时得到上级信任任记录员，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他的妻子要到农场来看他，四岁的儿子跟他在一起，孩子听到妈妈要来很高兴，但看到爸爸穿的那条补了许多补丁的裤子，就说：“爸爸，你换一换那条裤子，不然妈妈会难过的。”是呀!连四岁的孩子都看得出凭布票穿衣服时的寒酸，李国云只好换了条裤子，再去接他的妻子。

张明义，部队文艺工作者，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表现得很好。在农场搞过宣传，参加文艺演出队，深得领导方面信任，很早就摘掉了帽子，解除劳教。一句话冒犯了指导员，指导员叫人拿来绳子，亲自动手把张明义狠狠捆了起来。在动手之前，张明义请求道：“指导员！我希望不要在这里捆我。在家门口，当小孩的面，影响不好！”失掉理性的指导员(或者说失去人性吧！)那里听得进去，也许他正要在张家人面前耍威风。张的妻子和两个稍大点的、“懂事”的儿子在一旁默默的淌眼泪，只有尚在吃奶的小儿子吓得哇哇大叫，紧紧的躲在母亲怀抱里。人们站在远处，也默默的淌眼泪，静静地观看着黑夜中演出的这一幕。

陈捷，云南省计委干部，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他是带着刚会走路的儿子到农场来接受改造的。靠他十六元的生活费维持父子二人的生活是很难的啊!为了生活，他把值钱的衣物都卖了。他身处逆境和劳累，但从不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利用空余时间教孩子识字写字。孩子不仅失去母爱，同时也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打他、骂他“小右派”，他在同学中间是低人一等，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孩子无辜如此受辱，谁不心痛。

沈迎春，泸西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孩子刚满周岁，送到宜良交给双目失明的外婆带着，老人家同时带两个刚学走路的孩子，用两根布带像栓小狗一样的栓着孩子，一只手拉着一个，怕孩子跑出家门出事。

杨群，女，云南省文化局电影科科长，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抛下四个月的爱子，离开结婚一年多的丈夫，于 1958 年4 月离开昆明去农场，开始了接受监督劳动的生涯。1962 年春节前夕，弟弟带着她的儿子来农场看她。当时正集中场部学习，准备迎接春节的到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先听到卡车的声音，接着有人高声叫着：“杨群，快来接你的儿子!”她急急忙忙赶到车前接儿子，心里是多么高兴啊!夜已深了，她将弟弟安排在男宿舍里，抱着儿子返回宿舍。虽然1961 年探亲时和儿子相处了十几天，但母子相聚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她是多么珍惜这次相聚的机会啊!快走到宿舍门口时，儿子突然从她的怀里挣脱出来落到地上。儿子背对她说：“你不是我妈妈，我不跟你去。”天啊!她惊呆了，俯下身去劝儿子；“你好好看看，我就是你的妈妈。”儿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寒风中，不断地重复那句话；“你不是我妈妈!”她的心像被刀刺般疼痛。是谁制造了这人间悲剧，让母子不能相认。不论她怎样劝说儿子依然如故。她忍住悲痛，看来今晚要说服儿子是不可能了，她也不忍心让儿子继续在寒风中受冻。无奈地推醒已经熟睡的弟弟，把儿子送到弟弟的床上。直到第二天，经过反复做工作，许多难友也纷纷来帮忙劝说解释，儿子才接纳了她这个妈妈。

张轶中，女，云南大学教师，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她生第一个孩子时，医生检查骨盆太小要剖腹产，因为是剖腹产而输液，孩子在对面床上，怕孩子被苍蝇叮，就请人盖一块纱巾在脸上，岂知孩子一哭，就将纱巾吸进嘴里，周围没人，她不顾一切将输液管拨掉，爬下床将其抱到自己的床上，有惊无险。生第二个孩子时，要她在农场医院作剖腹产手术，想把她作为练手艺的试验品，后来还是在同病相怜的邓世佳医生坚持下，才同意她到弥勒医院去生产。右派丈夫被派往很远处挖水沟，放假天也回不来，她一人领两个孩子，还要照样出工。

张景雯，女，曲靖县委文教口副组长，丈夫吕华民是曲靖县委书记，夫妻双双划右派。第四个儿子出生在那个多难的年代，刚到人间九个多月就在缺奶断粮中活活饿死。她随女社员们下田抢收抢种(男强劳动力都外出大炼钢铁)。连夜苦战“放卫星”，下“样板田”、挑粪、挖板田因劳累过重，患了子宫脱垂的妇科病，仍坚持每天出工，在收工回家的路上还要找好烧柴、野菜，从不因病误工，发誓要坚强地为孩子们活着。他们不能失去妈妈。 1975 年秋，二儿子下乡当知青两年多，他的表现，得到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一致好评，被推荐上大学。经过几个招生单位的体检、考试、正准备录取，又被父母有“政治问题”卡住了。一夜之间她急白了头发，一向平和从不求人的丈夫吕华民也愤怒了。一对右派夫妇共同去为孩子将被剥夺的求学权利，四处奔走，找有关人员申辩抗争讨回公道；最后以“可教育好子女”名额圆了儿子的大学梦。

卢金凯夫妇，省委党校教员，双双罹难，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女儿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后，农场不准报考高中，但孩子很争气，在父母的辅导下，发奋自学完高中课程，考上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郭家源，元阳县委机关干部,打成右派后送农场监督劳动。他在山丘上撬石头敲公分石，中午饭不能回家吃饭，他那两个懂事的儿子，大儿子十岁，小儿子六岁，兄弟俩提着饭盒到山上找爸爸吃饭，不管气候炎热，天阴下雨都如此，他一见到俩个儿子送饭来，就含着泪水往下咽，全身增加了力量，再苦再累要把他们抚养长大，坚强地苦熬人生。

黄梅芳，女，当时27 岁的她，带领三个孩子(大儿6 岁小儿5 岁女儿3 岁)，前往农场接受监督生产。每月生活费16 元2 角，如四人都在食堂开伙，只够两人的伙食费，所以只有她一个搭伙每月支付7 元，其他三个孩子买米回来煮吃。每餐定量分饭，4 张嘴吃一份菜饭当然不够吃，经常找些山茅野菜如蕨菜、灰条菜、苦荬菜、马蹄叶等来掺着糊口。假节日上山捡柴草，苦山桃、紫黄泡、旧军粮(火棘)等野果就是孩子们童年时的嘴头食了。所谓的“美味佳肴”也并非没有享受过，但仅只是一回罢了，那是一个下放干部丢出窗外的云腿罐头盒被孩子捡回家来，拌饭吃，将空罐中的火腿油及残渣伴得干干净净，闻着喷喷香，吃得舐指头，可算得一餐“美味珍馐的佳肴”了，多少年后都难以忘怀。队上几次供应红糖、豆腐、饼子等都无钱购买而放弃，为了能买上供应分配的物品，只有想法增加一点收入。虽然过去曾经“十指不染阳春水”，而今只有替人洗衣服(衣服一套一角钱，被子两角钱)。除此之外，夜间点上小油灯替缝纫社锁钮洞(一分钱锁两个洞)。毕竟孩子在成长，他们希望隔几天每人能吃上一个鸡蛋。她想蛋是鸡下的，买蛋不如买鸡来生蛋才现实。谁知辛辛苦苦积赞下来的6 元钱买回一支下蛋母鸡，下了一个蛋就呜乎哀哉了，她气得头脑发热浑身无力。虽然孩子们弄来煮吃，可她胸闷气撑无法消受。有一天小儿子到食堂打饭菜不小心跌了一跤，将唯一打饭菜的土大碗落地开花摔成碎片，地上的饭菜引来了铜嘴铁爪争食。面对当时的情景，她咬紧牙关，强忍眼泪，不知是悲是愤低吟出：“落地开花响咣当，一曲悲歌枉断肠，少儿不知柴米贵，遍撒饭菜作鸡粮”。女儿用瓦罐去打井水，将唯一打水罐也葬送了，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好比“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她只有教导女儿：“井里取水本用桶，无桶用罐也无妨，晃摆千万要谨慎，一旦碰壁就遭殃。”在那艰辛的岁月里，她的三个孩子是听话的，也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买回供应的一个饼子只好切成几丫，孩子们说：“妈妈，我们那天能够一人分得一个饼吃就好了。”她听了心如刀绞，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流。孩子们替她擦干泪水说：“妈妈别着急!我们会长大的。”由于孩子们这句话，使她树立了对生活的信念，坚定了她克服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她想困难和屈辱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孩子们长大该入学了，学校对困难户子女免费入学，但做作业的本子和笔又无钱买。孩子们想办法从地里肥料堆上拆化肥袋包装纸(牛皮纸)，拿回来叫她帮他们订成作业本。写字用的笔是老师集得短节短节的铅笔给他们用的。老师借给大儿一支水笔，用到毕业时才归还老师。至于孩子们穿的衣服，不论是炎夏与寒冬，只是一套卫生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缝缝又三年，”就是孩子们当年穿着的写照 。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读书是很用功的，三个孩子都带上了红领巾。只是小学毕业就不能升中学了，因为当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规定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子女不得上中学；虽然他们的学业成绩在班上算是最好的，也不能例外。老师都觉得十分可惜又无力回天。真是一人罹难全家遭灾，贻误子孙后代，工、农、兵可以上大学，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年纪轻轻就与书本绝缘，十三、四岁就参加生产劳动，和成年人干一样的重活。苍天有眼，当历史翻了一个坎，土没有压住喷泉，孩子们圆了大学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

说白了，反右派实际上是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进行的恐怖运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古巴共产党的领袖费代尔• 卡斯特罗帮他说出了他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革命需要有敌人……要发展革命事业，就必须有个对立面，那就是反革命。”就以官方公布的五十五万人算，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四百万人，都成了不可信任的人。右派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孩子，以往吃过苦头的和现在没有吃过苦头的，你们是不是想过，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罪恶的根源是毛泽东、卡斯特罗赖以生存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只有埋葬它，吃过苦头的和没有吃过苦头的，才不会再吃苦头再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