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红军史上最大冤狱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位于悉尼西区ＢＬＡＣＫＴＯＷＮ（黑镇）的某所普通的房子里有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神秘而密切的关系。１９６７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个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陈昌浩。

对于所有不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来说，陈昌浩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个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１９３０年代，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它主要由两支军队构成，其中一支是所谓“中央红军”，即由毛泽东、周思来和朱德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计约八千人，另一支军队是由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第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气势”令一方面军“自惭形秽”。

这支强大的军队，后来被先后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陈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红军将领徐海东；５０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以及郑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１９９２年，笔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早在１９４０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他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拒绝了所有高官厚禄，选择成为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以及“俄华大辞典”的“主编”。六十年代，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复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

１９６７年７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

二、中共红军史上的最大“冤狱”

陈昌浩案，一直是中共党史中的禁区，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以后，原红四方面军人员，在邓小平提携下成为中共军方的主要指挥力量，在这些“老军头”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中共红军的这一段神秘而扑朔迷离的历史才逐渐得到曝光。

１９３７年，中共红军西路军主力约四万人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复没，成为中共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红军最大和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四个月间被消灭殆尽。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郑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涛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着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复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四万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著名导演吴怡弓的前卫影片《姐姐》，叙述的就是这段悲情故事。中央军委应对此当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共识。

但尽管如此，在探究毛泽东为何要这样“瞎指挥”方面，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分歧。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复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 “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种更令人震惊的说法是，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复灭”时刻（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２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著名讲演“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了……”字样。毛泽东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来，恐怕是“早有预谋”。

但也有反驳者撰文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军，恐怕也不会这样堂而皇之，授人以柄。这岂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举吗？这段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文字，怕是以后补加进去的。

是耶，非耶，历史之谜，悠悠难解。

三、谜中之谜的“密电事件”

大陆党史界之所以有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复灭”之说，究其原委，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

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张国涛可以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因为除毛之外，只有张是中共一大代表。张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拥有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的军队，并且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

毛泽东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又臭又硬的绊脚石。反过来，张国涛亦雄心勃勃，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涛节节败退，最后竟“叛逃”和“投靠”　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陈昌浩是张国涛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一些党史专家指出，完全是由于那个著名的“密电事件”所致。

１９３５年９月９日，当时张国涛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涛则意欲“挥师南下”。是日，张国涛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
“杀机”，已呼之欲出。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涛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密电”后，他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　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随着目前“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毛泽东曾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但无论历史将怎样翻案，几万将士的鲜血早已流尽，带着“密谋杀害毛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的陈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缕轻烟。当年美丽纯情的俄国少女格兰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发老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