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思亮轶事看当年的言论自由

现在不少人一提起所谓“旧社会”，特别是民国早期军阀割据年代，就会按照党的教育所形成的定式思维，认为肯定是不许人讲话、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妨听我讲点稗官野史类的故事吧！

看过鲁迅杂文的人不妨想想，象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之类的文章，放在1955年，早就是“比胡风还胡风“的“反革命”，更遑论反右和文革了。笔者在这里要讲的这位，当然没有鲁迅那么大的名气，他只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小人物，既无显赫的家世，也不是什么款爷、大腕，只是个家道小康但颇有文才的老学究而已。他本人是清代的秀才，家中开了一家茶馆，就叫思亮茶园。他闲来无事便爱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当时成都报纸都很少，当然更没有互联网让他发帖。于是他便自任主编、撰稿、校对、印刷、发行，集大权于一身，用当时极简陋的油墨印刷，印出一期期的《思亮随刊》。据他自己解释，所谓“随刊“一是见啥说啥随便讲，不受什么主旋律、次旋律的限制；二是随时不定期出，或三五日或十日八日，十分随便。

下面再来看它的内容，也很随便，没有什么社论之类的大块文章，就是些俏皮话：一首词，几句打油诗，甚至一副对联便可一事一议。但对时事的针砭，其锋芒的犀利，却往往是入木三分。例如，当时成都军阀当局，征收某些捐税，其中一项叫“粪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环保排污费”，不过那时的军阀是没有今天的官员这么有文彩，不会用这么好听的新名词。这“粪捐“一词确有点欠雅，于是刘老先生便在他的随刊上刊出一幅对联：

自古未闻屎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不仅叫人看了捧腹喷饭，其对仗、平仄的工稳也几乎无懈可击。不过当局并未找他麻烦。

不久，当时四川的都督，总管军政的刘湘，从外地买回了一艘旧的小炮艇，命名为“巴渝舰”游弋于重庆一带长江水上，在当时就等于是今天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一样的威风了。但我们的刘老兄就偏要去摸“老虎屁股”，便在他的随刊上发了一首诗：

都督有艘巴渝舰，由渝到万才十天，
不是沿江滩陡险，几乎胜过柏木船。
寄语沿江船夫子：撞烂军舰要赔钱！

这种挖苦，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恶搞，甚至是“诬蔑我军”。别说木船，就是走路，从重庆（渝）到万县也要不了十天，当然更不要说木船怎么可能撞烂炮艇？可是他说了以后，有关部门也未找他去“谈话”。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10月10日被法定为国庆日，又名双十节。当时这一天，庆祝活动还是十分隆重的，扎牌坊，挂国旗，敲锣打鼓，晚上还有火炬游行，又名“提灯会”。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国庆节，刘思亮先生竟敢写下一付对联，明目张胆地将其贴在当时成都闹市区“商业场“的一座牌坊上。其内容是：

上联：普天同庆，当庆，当庆，当当庆；
下联：举国若狂，情狂，情狂，情情狂。
横批：庆祝国庆。

从文字内容上看，倒还谈不上“反动”二字，但用“当当庆”、“情情狂”，这样敲锣打鼓的象声词来写庆祝国庆的对联，而且张贴于公共场所，不说你是“反动标语”，至少可以说你是扰乱社会秩序吧，但最后也是一笑了之。这也足以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言论、文字的宽松吧。

更精彩的是抗战初期，刘湘病逝。在办丧事时，刘思亮给他送去一幅挽联，上联是：“刘军长千古”。这完全是对的，但下联却是：“中华民国万岁”。大家都看不懂，便问他“刘老师你这挽联是怎么的啊？”“千古”对“万岁”是可以的；但“刘军长”三个字，怎么能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呢？刘思亮一听，连连点头说，“你们说得好，‘刘军长’，就是对不起‘中华民国’啊”！这样的奇思妙想，实在太绝。尤其对当时独领一方的军政首长也敢如此近乎刻薄地批评，所以那些开口就说“旧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的人，可以想想，假若当年“伟大领袖”去世时，谁敢拟幅对联：“毛主席千古；中国人民万岁”，那么你不是“反革命”，不掉脑袋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