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后，汪兆钧先生发出的两封致中共国领导人的公开信，犹如死气沉沉的茫茫暗夜中浮现于地平线的的两道鱼肚 白，似乎昭告了中国希望曙光的即将来临；前两封公开信，以二十年来大陆公开呼吁信所罕有的力度、深度、和体系，展现了汪兆钧这位社会精英人士巨大的道德勇 气和不俗的政治智慧。然而，正当我为汪信所感染、所鼓舞的时候，汪先生发出的第三封公开信--《中国社会和谐改革的倡议书》，确然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隐忧，因为这第三封公开信，表露了汪兆钧先生的一种倾向：他仍然在期盼一个"好人"、"圣人"，他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共寡头身上，希望他们在他的呼吁下良心发现、主动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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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敬佩汪先生的热情和耐心，但不能不沉痛地指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汪先生想通过上书说理陈情的方式打动邪恶的独裁者，促使其主动悔改，完全是一种乡愿，这是根本行不通的。汪兆钧先生的第三封公开信，就带有明显的乡愿情结。
什么是乡愿？"乡愿"源于春秋时期，本意是指表面忠厚、实则八面玲珑、趋炎附势的为人处世做法，发展到今天，"乡愿"已经有了广泛的含义，既可以指那种不讲原则、各方讨好的"好好先生"做派，也可以指以某种统治者所悦纳的姿态（包括说讨好的话），以求统治者接受自己主张的做法。汪兆钧钧先生是二十年来第一位公开站出来要求自由民主化的中共国政协官员，难能可贵，当然不属于"好好先生"之类，他的前两封公开信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中共建国后的历史罪行和当今的弊政，对中共一党专制作了勇敢的公开否定，并且大声呼唤叶利钦的出现，这实属大智大勇的大手笔！但是汪兆钧钧先生在其第三封信中，却从前两封信的立场上悄然后退，并且为取悦统治者说了一些并非客观公正的话。
汪兆钧在信中说："当我的公开信发表以后,有个大城市的青年问我: "是否应当举行示威游行?" 我坚决加以否定: "不能!"
为什么不能游行示威？汪兆钧说：
" 因为游行、示威, 在当前的中国显然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有效方式。如果再拌随着与警察的对抗, 烧警车等, 那简直是在自戕民主力量,并给社会带来灾难和伤痕! 我鼓励他们的是用和缓理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恰恰应当体现的是: 这是多数人的诉求! 是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 那么应当用颜色来加以表达和体现! 这大大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和素质，又使最高领导了解社情民意。"
不能不说，汪兆钧否定游行示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包括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与言论、结社、集会、信仰等方面自由权利一道，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只要中共的暴政不停止，民众就有权举行游行示威！更何况，中共国的宪法也规定了人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因此，游行示威合法合理，不可否定，这，在中共专制暴政变本加厉尤其无可否定！君不见当今全国各地的上访人群，冒着军警的铁拳棍棒，不屈不挠地静坐聚集喊冤，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在拼命实践着游行示威的天赋人权，这些人几乎都是被暴政逼出来的，他们已经无路可退、无可奈何，而且仍然没有采用暴力抗争，好些访民宁可自杀，也不敢对政府暴力相向，我们能用"和缓理智"否定民众的上访行为吗？
汪兆钧在信中担心民众游行示威会与"警察的对抗"、"烧警车"...从而" 给社会带来灾难和伤痕"，这样的恶果并非出于游行示威本身，而是出于专制统治者粗暴地践踏人权、对和平游行示动辄残暴镇压，在中国尤其如此。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历史，中国民族比起世界其他民族，是非常欠缺反抗精神的愚民和顺民，和世界上许多民族相比，中国老百姓本来就不太敢于游行示威，八九年北京大屠杀后对游行行示威更加危惧，现在中国发生越来越多的街头聚集抗争（含游行示威），几乎全是因为中共政府逼人太甚、忍无可忍造成的；而且，中国老百姓向来怕官，，如果不是警察胡作非为欺人太甚，中国民众很少有敢于烧警车、与警察对抗的，我们不难从近年来发生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这个特点。近十八年来无数起群体事件也表明：群体事件主要是"官逼民反"，而解决群体事件的主要问题出在统治者胡作非为、军警滥用暴力身上。
因此，汪兆钧先生不去担心统治者胡作非为、军警滥用暴力，而是担心游行民众"警察的对抗"、"烧警车"，不能不说偏离了中国当今的现实情况。
再则，和平游行示威是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可、都容许的理性的诉求方式，汪先生却认为不是"和缓理智"的方式，这不能不说是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有违客观公正精神。
显然，汪先生是想通过说一些取悦中共统治者的话以促成其让步、主动推行政治改革、结束暴政、实现自由民主。这完全是一种乡愿的做法。
二、政治斗争是实力的较量，乡愿求不来进步，兼析汪信第三封的失策之处；
讨好统治者以求统治者让步是乡愿，广义的乡愿，也包括没有政治势力作后盾的、一厢情愿的政治诉求。
乡愿上书的做法，不仅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例成功的例子，在西方历史上也鲜有成功的例子：
就中国的例子，远的不说，宋代以来，上书劝统治者改过而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辛弃疾上书失败了、海瑞上书失败了、魏源上书失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上书失败了、孙中山给权臣李鸿章上书也失败了，绝望之下，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终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就外国的例子，近代以来，英属北美殖民地（美国的前身）代表杰斐逊等人给英王上书失败了、俄国改良派给沙皇上书失败了、甘地向英国女王上书也失败了...最终，满清还是在武昌起义的打击下倾覆、美国还得通过独立战争才获得了独立、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和印度独立运动的压力下才被迫终止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为什么乡愿诉求求不来统治者的让步？这是由政治斗争的本质决定的：政治斗争，虽然也有道德成分、受道德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利益的争夺；道德虽然能够影响利益争夺的结果，但直接决定利益的争夺结果（政治斗争胜负）的是实力，因此，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实力的竞争。只有具备实力，才能给统治者带来威胁和压力，从而迫使统治者让步。这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康梁、孙中山、杰斐逊、俄国改良派、甘地给统治者上书都失败了，满清还是在武昌起义的打击下倾覆、美国还得通过独立战争才获得了独立、沙皇专制被二月革命推翻、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和印度独立运动的压力下才被迫终止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可见，要想达成政治诉求，最终得靠实力说话。
一般来说，统治者是否让步的问题是个利益问题，而不是理念问题，由于中共意识形态早已破灭，中共统治者是否让步的问题就更是个赤裸裸的利益问题。统治者的让步意味着部分既得利益的丧失，专制统治者的让步则可能意味着特权的丧失，从人的心理规律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取得更大利益、而绝不愿放弃到手的任何利益，除非不放弃到手的利益，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害。江泽民、胡锦涛及所有专制统治者除了据有既得利益外，还有特权的巨大快感，因此他们更加顽固、更加难以说服、更加不可理喻。因此，如果没有强大的压力，光靠没有政治实力作后盾的陈情说理，是根本不可能打动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统治者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汪兆钧先生的公开信也没能打动江泽民或胡温：前两封公开信发出后，中共当局不仅没有任何善意的回应，汪兆钧在国内还随即遭到封杀，他原先的博客被删除、国内的媒体和网站都拒绝刊登他的任何言论、"汪兆钧"三个字也与"六四"等字一道，被列网络搜索的 "敏感字"黑名单...
汪兆钧不能打动中共统治者的原因正在于他的诉求没有政治实力作后盾：汪兆钧仅仅是地方政协的一个常委，其地位和政治能量与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差距悬殊，因此他的要求无法挑战中共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假如发出那三封公开信的人是温家宝，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必然惊慌失措，因为温家宝地位和政治能量，使得这种"叛逆"举动能够对江泽民、胡锦涛严重威胁。
汪兆钧之所以没有政治实力作后盾，不仅仅因为他政治地位的低下，而且因为他身后没有国内民众的公开支持：公开信发出后，中国国内并没有如一些评论者乐观预测那样形成广泛的跟进局面，一个月来，国内外跟进者仅有前新华社分社副社长李普、商人郑存柱和南京师范大学教师郭泉三人，其中李普虽然在职时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他是退休已久的八旬老人，离职已久，社会关系已经冷却，因此他在国内不具备大的影响力；郭泉的知名度不高，也没有大的社会影响力；郑存柱身在美国，他对国内的影响力就更加微不足道。由于形成不了广泛的跟进局面，所以汪兆钧就没有政治实力，汪信的诉求虽然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但没有众多的人公开站出来支持，就不会有政治能量。汪兆钧的诉求，也就是没有政治实力作后盾的诉求。
而且，汪兆钧第三封信的乡愿倾向，进一步削弱了自己潜在的政治实力。在第三封信中，汪兆钧明显地从第二封信呼唤叶利钦的立场上后退，否定民众示威游行的意义、期待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自我悔改、主动让步，并且对加入对中共头子溢美的不实之词...这样的言语固然为中共统治者喜闻乐见，但也会使汪本人转而为统治者所轻看。汪兆钧在前两封信中呼唤叶利钦，导致自己在国内被消音，但中共出人意料地迄今不敢加以人身迫害，这就说明海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使得中共深怀顾忌，这个时候即使不宜进一步"激进"，也应该守住原先的立场--呼唤叶利钦，号召人民上街支持、保卫中国的叶利钦，但汪兆钧却主动放弃有利阵地，开始否定游行示威的意义，甚至为取悦中共领导人说一些不实之词，这不能不说是自损威望，也打击了海外舆论的支持热情。
比如，江泽民的统治明明是停滞僵化、腐败丛生、乏善可陈的十多年，汪兆钧却说"成绩是不小"的；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的镇压明明是故意犯罪，汪兆钧却将之归于"错误"。说出这样的不实之词不能不说是自损威望。当然，汪先生说这样的话很可能是为了自保，但是以这种乡愿的方式求自保是不明智的。
即使为了安全考虑，从策略上说，汪兆钧这样的乡愿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中共向来欺软怕硬，汪兆钧呼唤叶利钦而中共不敢抓他，不是因为中共容许呼唤叶利钦，而是因为汪兆钧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支持，中共惮于国际压力。汪兆钧如果想要安全，就应该树立自己的更大威望；要树立自己的更大威望，就不要轻易地从先前的正确立场上撤退，这样才能获取国际社会更大的支持。
从争取自由民主的策略上说，汪兆钧在第三封信中对游行示威的否定是完全错误的。游行示威的抗争方式今天没有过时，在最先进的美国没有过时，在亟待争取政治文明的中国它更没有过时...游行示威是表达民众意愿诉求的生动有效的途径、其社会影响力、视觉冲击力、理念的感染和传播效果，是包括互联网、手机短信等一切诉求手段无法比拟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气势宏大、能够阻断交通，甚至阻断国家政权的运转，它给统治者带来的震撼和巨大压力是除武装反叛以外的手段所无法无可比拟的。1989年五月中旬，北京上百万游行示威民众，曾经导致中共政权前所未有的瘫痪整整一个星期。因此，放弃了游行示威的权利，也就放弃了颜色革命成功的希望。只要不会造成游行集会，中共的统治者决不会害怕汪兆钧提出的"发手机短信"、穿蓝衣服等等新新手段，且不说中共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封锁过滤手机短信技术，就是任你再多的手机短信，也发不倒一个政权，而汪兆钧提出的比游行示威"更好的办法"--全民穿蓝衣服以表达人民意愿，这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尽管汪兆钧先生发出的第三封公开信带有以上缺点，我们也不应该对他求全责备：一个有着数百万家产的中共国地方政协常委，在一个连上访申冤都要镇压的国家里，能够超脱既得利益和各种利害关系，发出解体专制政权公开信，这已经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英勇义举！
汪兆钧与高智晟先生一样，是民族的脊梁、中国的良心！汪兆钧的第一、二封公开信，展现了两千多年中华民族所罕有的高贵的独立人格，在中国人普遍愚昧、麻木、冷漠的当今，这种高贵人格的出人意料地闪现，昭告了中国人心未死、民族生机犹存，象汪兆钧这种高贵人格只要一丝尚存，中国的未来就仍然存留着某种希望。
我衷心地祝愿汪兆钧先生一路走好，一路平安。
三、当前争取自由民主的最佳策略
未来的希望虽然闪现，但现实的道路却是曲折的、泥泞的：汪兆钧公开信发出后，并没有打开令人乐观的新局面。公开信发出后，缺乏后继跟进的局面反映了当前中国民众麻木、愚昧的整体状况，说明了当前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时机仍为成熟。要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看来非要等到中国社会发生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或战争这样的突发事件不可。
在当前形势下，要使中共的统治者作出重大让步，非得有强大的压力不可。在颜色革命到来之前如何形成这样的强大压力？进而如何让这样的强大压力促成颜色革命时机的早日成熟？最近"右派"在美国向中共的司法索赔一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思路：
最近，一部分移居美国的中国右派人士，成立右派受迫害者联盟，向美国法院起诉中共，要求集体赔偿受害的右派及其家属，目前索赔案进展顺利，越来越多的右派人士加入到索赔队伍。美籍资深经济分析人士草庵居士指出：中共将九千亿中共国外汇储备存放在美国，右派集体索赔案一旦立案开审，美国法院随时有权冻结中共国外汇储备，而一旦外汇储备被冻结，中共国的金融体系及经济将会崩溃，从而导致中共垮台。
中共现在虽然竭力遮盖反右历史，但因为其八十年代已经承认反右是冤假错案，且索赔诉讼属民事诉讼，因而没有没有审理事实的需要，只是判决赔偿多少。草庵居士指出：依照美国以往集体索赔案例经验，右派的索赔案胜诉的可能性极大，美国的多个著名律师，也为中共将九千亿中共国外汇储备所吸引，渴望获取天价的律师费回报，而积极地游走、出谋献策、跃跃欲试。因此，中共的统治面临着右派集体索赔的严重威胁。草庵居士还透露：面对右派突如其来的诉讼，中共极为震惊，据专门为此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慌忙出动国安、统战等各路人马出钱安抚、分化笼络，企图瓦解集体诉讼......
法轮功完全可以借鉴右派集体索赔的方式。法轮功反迫害八年来，显示了不屈不挠争取信仰自由的意志，其在海外起诉迫害者和讲真相活动，也对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但是应该看到，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不仅仅是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薄熙来等人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共整个政党的罪行，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整个体制的迫害，因此法轮功不仅应该起诉江泽民等个人，还应该起诉中国共产党。刑事起诉迫害者，因为江泽民等迫害者不可能到庭，而无法追究其罪责。如果仅局限于刑事起诉江泽民等迫害者，固然能够阻断江泽民等人的出国之路，并不能对中共在国内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压力，因而不能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因为中共=/=江泽民，中共可以更换领导人，江泽民就是现在死去，中共依然存在，迫害依然存在。由于镇压法轮功已经是整个中共体制行为，因此，忠于共产党的胡锦涛上台后仍然继续镇压法轮功至今，除非在国内的统治受到威胁，否则胡锦涛决不可能停止迫害。
因此，法轮功下一步的最佳策略是向右派学习，把中共告上美国法院，要求美国法院冻结中共在美资产，赔偿所有受迫害的修炼者。法轮功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向中共索赔，因为如同当年"反右"一样，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完全是政治迫害。
什么是政治迫害？政治迫害就是一国的行政当局违反该国宪法、法律程序、法律条款，或者根据一些侵犯人权的恶法，剥夺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不仅严重侵犯侵犯人权，也违背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所有法律和法律程序。
中国国内广大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受害者也完全可以秘密组建受迫害团体、派代表到美国把中共告上美国法院，要求美国法院冻结中共在美资产，赔偿所有受害者。因为中国国内广大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受害者所受的迫害也是政治迫害。尽管他们不是因为参与政治而受害，但是导致他们受害且哭诉无门的是政治原因：中共国没有独立司法，而且中共法院现在对拆迁诉讼一律不予立案，这就违背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因此，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受害者所受的迫害也是政治迫害。
广大上访而遭到截访和中共军警打压的民众同样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同样可以秘密组建受迫害团体、派代表导到美国把中共告上美国法院，要求美国法院冻结中共在美资产，赔偿所有受害者。因为中共政府截防、打压上访者，完全违背了中共国的《宪法》，中共政府打压访民依据的 2005年《上访条例》，禁止五人以上信访，这完全是违宪的条例。
现在广大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的受害者继续上访是毫无希望的、只能继续受害。有人说："上访就像受了小鬼的迫害，去找鬼王主持公道。"这个说法非常形象而生动。广大访民要讨还公道，非得想别的办法，给中共点颜色看才行。
要是中国受迫害的各个群体采取右派的策略，都到美国把中共告上法庭，掀起集体索赔诉讼，不愁中国颜色革命的时间不很快来临。
中国的自由民主化，在现在从内部难以打开局面情况下，需要突发事件或一股外力，才能打开通往宪政民主的大门。
曾节明 作于2007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第一次修改于星期四 2007年11月15日中午，第二次修改于星期日 2007年11月18日上午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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