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常委中的异类

十多年前，一位朋友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国家的政治局委员多是工程师出身？因问题提得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多年后对这个问题才慢慢有些头绪。 这位朋友的问题显然针对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的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而来 的。现今世界大部份国家，主政者多出身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少有学工学的，然而共产党国家正好相反，在第一代“革命家”之后，大多是工程师主政。比如前苏联 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布里兹涅夫）都是冶金工程师，而中国在邓小平之后的几届政治局常委，绝大多数是理工科出身。

这个现象应该不仅仅是偶然，看来有潜在的必然原因。我认为共产党把国家当成机器，因此维护机器只好依靠工程师。说起来，共产党体制下，整个社会 确实如机器般运作，分工严密，各司其职，对全社会的控制要求做到滴水不漏。有人将其形容为液压系统，既要严丝密缝，又绝对不能出漏，否则最高权力层一声令 下，压力便无法依次传递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共当然不能例外，因此才有了江泽民以及其后胡锦涛的工程师内阁。

工程师的思维特点，是绝不质疑现存体制。比如温家宝是地质工程师，在山上发现巨大石头，绝对不会质疑石头是否“应该”在这里出现，他所 有的用心，只能在解释这个石头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存在即合理，机器再旧，仍然需要维修护理，撤换零件使之继续运作，这大概是工程师思维的重要特征。

然而这次中共十七大推出的政治局九常委，有两位新秀人物出身法学和经济学。这不但在中共体制中是一个创新，和其他前共产党国家比较起来，也应该属于特异之事。

中共十七大形成的政治局九常委中，李克强是法律学士经济学博士，习近平则是法学博士，虽然是各常委中的特异人物，却也被大家认定是未来中共的双头体制的继任者。其中的变化，颇为耐人寻味。

中国人历来把国家政权形容为“器”，按照字义分析，应该不是机器，而是“容器”，是早先承装祭天物事的鼎之另称。看来中共的这种变化，似乎 反映出中国大陆社会的变化，中共对社会控制逐步松懈，国家社会从机器变化成为容器，因此所需专才亦有所不同。经济学博士露出台面，应该显示中国大陆重经济 和重商主义的趋向。

“政治局”一词，在西方是一个很受调侃的专门词汇。事实上这个机构也只有共产党国家才有，且其权力巨大，跨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各个部门，成为独裁霸道的代名词。然而首领特质的不同，有时竟然也会产生突然转变的效果。

比如戈尔巴乔夫（戈巴契夫）便是学经济出身。和之前的各位工程师头目比较起来，人文气息更加浓厚，也不把机器本身作为永恒不变的既定事物来维护，因此才有了苏联后来的一系列变化。

话虽如此，中共新政治局常委中的这两位经济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在官场中奋斗多年，潜移默化之下，恐怕早已春蛹化蝶也成了工程师一族，或者使用地质和冶金的术语，早已磁化，因此未必就能够跳出传统的机器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