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发表已经近一个月了。这封信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水中，在社会激起千层浪。一个月来，公开信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海内外。据知，在国内，千千万万民众都在传读此信，不少人并将公开信传给在国外的亲友，出现少有的"内消转出口"现象。公开信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什么样的效应，一时尚难于估计（目前已有郭泉先生等写公开信响应）。
由于公开信谈及的问题相当敏感相当尖锐，加之作者的特殊身分，当局对此必然感到十分尴尬、棘手。近年来，出现过无数给胡温的公开信。但这样的信胡温本人一封也未必能读到。读到也可以置之不理。而汪兆钧这封公开信他们应该会读到，对公开信提出的问题，胡温本人读到也将会浑身冒汗，因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如何反应，就不得而知。目前他们所做的，是沉默。沉默是金。胡温都是忍功相当到家的人。
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们，以及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们，面对这封公开信，也表现得出奇的冷静，绝少有人表态，可谓应者寥寥。而中国号称有100多位公共知识分子，海内外也有为数不少的民运组织、民主人士。他们也多是保持沉默，集体失语了。在这方面，倒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细读了了汪兆钧这封公开信，不能不赞赏他过人的勇气。其思路之清晰，观点之鲜明，对社会问题剖析之深刻犀利，有如空谷传音，沙漠响箭。因为他是个企业家、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理解，多有独到之处，所谈少有空泛的理论，处处闪现出理性的光彩，令人耳目一新。
毫无疑问，公开信表达的政治理念与广大自由知识分子并不相悖。这更是别的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出来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念叨着，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着体制内有人站出来说话，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好不容易，出来了个汪兆钧。他官虽然不大（政协本身就是政治花瓶），但毕竟是第一个敢于站出来说话的较高级别官员。而且话讲得在理，讲得真诚，连中共宣传机器也一时无话可说，无从辩驳。当然，不能预期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此就启动了。但至少是个非常良好的开端。汪信的重要性在于其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可以预期的是，如果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社会各界千千万万人士都站出来，给予声援，给予支持，大家都在这把火上添柴加薪，形成燎原之势，公开信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就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到催化作用。就象人们说的，产生蝴蝶效应。
但遗憾的是此时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我们的民主斗士们沉默了。人们总是抱怨说民智已开，官智未开。如今官智开了，大家却又装聋作哑（甚至有人出来冷嘲热讽，说风凉话）。机会到来时，没有人去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不是"叶公好龙"故事的新版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象避瘟疫那样对公开信避之唯恐不及？
据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怕支持了汪兆钧，就与法轮功"搅在一起"。因为汪信里提出要停止迫害法轮功，要为法轮功平反。
汪兆钧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均有规定。但是"6．4"以后，邓小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统治，对于任何非共产党系统的组织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即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
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建议中共可派出代表，与"法轮功"谈判，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本人只是建议，而建议的目的：使对"法轮功"的镇压尽快得以停止，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尽快得以推进。
在汪兆钧四万多字的公开信中，就只有这一段文字提出法轮功问题。可见，法轮功问题并非汪信的重点。问题在于，为什么不能提法轮功？法轮功真有那么可怕吗？连提出停止迫害都不能接受吗？
这是因为，人们对法轮功仍有许多误解（也不能不承认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成功）。人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在现代社会，应是无容置疑的。法轮功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你可以完全不认同他们的宗教理念，但必须尊重他们的信仰。事实上他们提倡的真、善、忍对社会和谐有益无害。而对法轮功修炼治病健身的事实，如果不带偏见的话，随便了解一下，就不难得出结论。因此，轻率地将他们定为邪教，对他们血腥镇压，绝对是反人道、反人性的行为。自1999年镇压以来，光是有名字记录的死难者就有三千多人。更有无数的人伤残或受到严重精神迫害。活体摘除器官的事也许有所夸大，但从国外人士搜集的资料看，肯定存在。这种事哪怕只有一例，也是极其残忍的行为。
人血不是胭脂！在和平时期造成这样的悲剧，是绝对的悲哀！
由于有这样的天大冤屈，法轮功在申诉、反抗的过程中表现执着甚至情绪偏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抗争始终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至今未发现过他们使用暴力。他们手无寸铁，连一支匕首也没有从他们身上发现过。
可见汪兆钧提出停止镇压迫害法轮功，并无不妥之处，而是正义之举。
正是因为汪兆钧为他们说了话，法轮功的媒体理所当然的会支持汪兆钧。但总不能说，凡是法轮功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法轮功也支持自由民主，我们反对不反对？
也有些人对法轮功的团结、执着、坚韧表示担忧。说白了，是怕他们对政治的僭越。其实在现代民主社会，处理宗教问题是极简单的一件事，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在这些国家里，不同宗教自由发展，政府并不干预。而无论任何个人或团体（当然包括宗教团体），一旦触犯法律，对他人利益造成危害，就由司法去解决。目前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都有法轮功修炼者，包括日本、台湾、香港、南韩等与中国相同或相似文化的国家地区。至今未发现他们与这些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权力有什么纠葛。
中共害怕法轮功，除了他们思维的僵化，主要是他们缺乏执政的合法性，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威胁他们政权的事物存在，包括假想的威胁。"要把一切消灭在萌芽状态。"
但自由知识分子们害怕法轮功什么呢？我不知道。
中国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对汪兆钧公开信冷漠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往往自视过高，以民主权威理论权威自居，对别人都不屑一顾。有些海外民运人士更是对出现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嗤之以鼻。
须知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纯粹靠理论靠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并非贬低理论、口号的作用，在黑暗中的每一点烛光都是珍贵的。毫无疑问汪兆钧们也从这些理论文章中得到过启发，受到过影响。但实践永远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是由实践者去打开缺口，去趟地雷，去堵枪眼，去冲锋陷阵。没有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孙中山先生就还会在美国街头继续流亡。"烟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哥尔巴乔夫不是个理论家，叶利钦更是老粗一个。没有实干家，政治改革永远会是一句空话。古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这话说得有点难听）。
汪兆钧正是这样一个有正义感，有民主理念、有丰富社会经验的实践者。在中国政治转型中，在实现民主宪政过程中，以及以后的国家管理建设中，都需要大量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他的理论也许不太成熟，信中也许存在不少疏漏，但仍要肯定其价值，要支持他的行动。
民运人士当然也不容易。没有人会贬低他们的付出，他们多年坚守自由民主的信念也极其难得。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形成的压力，都是促进中国社会转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他们没有理由对汪兆钧这类体制内的改革者冷眼旁观，更不能冷嘲热讽，酸不溜啾。说实话，在海外喊几句激烈口号也并不是太难的事。这跟在白宫门前高喊打倒美国总统那样，并无特别的风险。而体制内的人士要站出来说话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他们是担着身家性命的，他们自己隋时都有消失的危险，连他们的亲人、家族都会受到迫害牵连。所以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彻底的牺牲精神。
也有人认为汪兆钧因身分特殊，对其公开信所产生的强烈效应不服气，认为这不公平。但现实正是如此。在这方面，的确没有公平可言。不同职位不同级别的人因占有的资源不同，表态效果当然不一样。这道理已经没有必要赘述。如果胡锦涛先生出来表态，情况会怎样？
也有人对汪兆钧事后表现的低调不以为然，认为他应当有更多的承担。这的确有些遗憾。但我们不能只要求别人去奉献，去付出去牺牲，也要为别人着想，同时想想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确，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有人说是超稳定）。如今的人类文明也不崇尚暴力。和平、对话是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转型的最佳选择。已经不再是陈胜、吴广的时代，揭竿而起不再是改变社会的不二法门。几年前发生在莫斯科轴承厂歌剧院的人质危机中，俄罗斯特种部队20多分钟就赶到现场并实行封锁。希望维权民众以石头、梭镖去改变什么，是一厢情愿的，也是残忍的想法。
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代价最小、成本最低，也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体制内，尤其是共产党高层的开明人士站出来，由他们自己来结束独裁统治。苏联解体和东欧的转型，都是这种模式。这是宿命，中国也许无法摆脱这一模式。
而汪兆钧先生公开信的出现，就是这样一抹黎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先兆。这足于证明在中国完全存在这种可能。可以认定的是，体制内肯定不止一个汪兆钧那样的人。有更多的汪兆钧，更多的叶利钦们，在时机成熟时就会站出来。而所谓的时机，也就是需要千千万万人的支持表态，包括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们仗义挚言，共同去创造。在这方面，自由知识分子的分量恰恰是无穷的大，因为他们掌握了比普通民众多得多的话语资源。杠杆的支点已经有了，就看你们能不能把地球撬起来。
据说，汪兆钧现在仍然安全。但谁也不敢保证他有多久的安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越来越多人站出来支持他，影响越来越大，他就会越来越安全。而汪兆钧安全了，我们大家也就将会更安全。反之，如果汪兆钧被抓，下一个被抓的也许就是我们大家。汪兆钧提出制止迫害法轮功，也等同此理。
纳粹时期的幸存者，尼莫拉牧师在临终前说了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当他们(纳粹)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留下替我说话了。"
这段话也是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所经常引用的。
倒是海外华文作家马建，面对汪兆钧的公开信，坦诚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还是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就是说，普通百姓还是没有权力、没有机会或文笔等去写文章、去说话、去呼吁。作家、知识分子、学者、记者这些靠笔为生的人却没有站出来说话，而一个商业家或者说是企业家把他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了。这是让我非常汗颜的。"
让我们共饮一桶高度数的高粱酒，集体脸红一次吧。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由于公开信谈及的问题相当敏感相当尖锐，加之作者的特殊身分，当局对此必然感到十分尴尬、棘手。近年来，出现过无数给胡温的公开信。但这样的信胡温本人一封也未必能读到。读到也可以置之不理。而汪兆钧这封公开信他们应该会读到，对公开信提出的问题，胡温本人读到也将会浑身冒汗，因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如何反应，就不得而知。目前他们所做的，是沉默。沉默是金。胡温都是忍功相当到家的人。
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们，以及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们，面对这封公开信，也表现得出奇的冷静，绝少有人表态，可谓应者寥寥。而中国号称有100多位公共知识分子，海内外也有为数不少的民运组织、民主人士。他们也多是保持沉默，集体失语了。在这方面，倒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细读了了汪兆钧这封公开信，不能不赞赏他过人的勇气。其思路之清晰，观点之鲜明，对社会问题剖析之深刻犀利，有如空谷传音，沙漠响箭。因为他是个企业家、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理解，多有独到之处，所谈少有空泛的理论，处处闪现出理性的光彩，令人耳目一新。
毫无疑问，公开信表达的政治理念与广大自由知识分子并不相悖。这更是别的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出来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念叨着，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着体制内有人站出来说话，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好不容易，出来了个汪兆钧。他官虽然不大（政协本身就是政治花瓶），但毕竟是第一个敢于站出来说话的较高级别官员。而且话讲得在理，讲得真诚，连中共宣传机器也一时无话可说，无从辩驳。当然，不能预期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此就启动了。但至少是个非常良好的开端。汪信的重要性在于其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可以预期的是，如果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社会各界千千万万人士都站出来，给予声援，给予支持，大家都在这把火上添柴加薪，形成燎原之势，公开信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就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到催化作用。就象人们说的，产生蝴蝶效应。
但遗憾的是此时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我们的民主斗士们沉默了。人们总是抱怨说民智已开，官智未开。如今官智开了，大家却又装聋作哑（甚至有人出来冷嘲热讽，说风凉话）。机会到来时，没有人去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不是"叶公好龙"故事的新版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象避瘟疫那样对公开信避之唯恐不及？
据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怕支持了汪兆钧，就与法轮功"搅在一起"。因为汪信里提出要停止迫害法轮功，要为法轮功平反。
汪兆钧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均有规定。但是"6．4"以后，邓小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统治，对于任何非共产党系统的组织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即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
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建议中共可派出代表，与"法轮功"谈判，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本人只是建议，而建议的目的：使对"法轮功"的镇压尽快得以停止，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尽快得以推进。
在汪兆钧四万多字的公开信中，就只有这一段文字提出法轮功问题。可见，法轮功问题并非汪信的重点。问题在于，为什么不能提法轮功？法轮功真有那么可怕吗？连提出停止迫害都不能接受吗？
这是因为，人们对法轮功仍有许多误解（也不能不承认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成功）。人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在现代社会，应是无容置疑的。法轮功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你可以完全不认同他们的宗教理念，但必须尊重他们的信仰。事实上他们提倡的真、善、忍对社会和谐有益无害。而对法轮功修炼治病健身的事实，如果不带偏见的话，随便了解一下，就不难得出结论。因此，轻率地将他们定为邪教，对他们血腥镇压，绝对是反人道、反人性的行为。自1999年镇压以来，光是有名字记录的死难者就有三千多人。更有无数的人伤残或受到严重精神迫害。活体摘除器官的事也许有所夸大，但从国外人士搜集的资料看，肯定存在。这种事哪怕只有一例，也是极其残忍的行为。
人血不是胭脂！在和平时期造成这样的悲剧，是绝对的悲哀！
由于有这样的天大冤屈，法轮功在申诉、反抗的过程中表现执着甚至情绪偏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抗争始终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至今未发现过他们使用暴力。他们手无寸铁，连一支匕首也没有从他们身上发现过。
可见汪兆钧提出停止镇压迫害法轮功，并无不妥之处，而是正义之举。
正是因为汪兆钧为他们说了话，法轮功的媒体理所当然的会支持汪兆钧。但总不能说，凡是法轮功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法轮功也支持自由民主，我们反对不反对？
也有些人对法轮功的团结、执着、坚韧表示担忧。说白了，是怕他们对政治的僭越。其实在现代民主社会，处理宗教问题是极简单的一件事，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在这些国家里，不同宗教自由发展，政府并不干预。而无论任何个人或团体（当然包括宗教团体），一旦触犯法律，对他人利益造成危害，就由司法去解决。目前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都有法轮功修炼者，包括日本、台湾、香港、南韩等与中国相同或相似文化的国家地区。至今未发现他们与这些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权力有什么纠葛。
中共害怕法轮功，除了他们思维的僵化，主要是他们缺乏执政的合法性，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威胁他们政权的事物存在，包括假想的威胁。"要把一切消灭在萌芽状态。"
但自由知识分子们害怕法轮功什么呢？我不知道。
中国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对汪兆钧公开信冷漠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往往自视过高，以民主权威理论权威自居，对别人都不屑一顾。有些海外民运人士更是对出现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嗤之以鼻。
须知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纯粹靠理论靠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并非贬低理论、口号的作用，在黑暗中的每一点烛光都是珍贵的。毫无疑问汪兆钧们也从这些理论文章中得到过启发，受到过影响。但实践永远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是由实践者去打开缺口，去趟地雷，去堵枪眼，去冲锋陷阵。没有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孙中山先生就还会在美国街头继续流亡。"烟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哥尔巴乔夫不是个理论家，叶利钦更是老粗一个。没有实干家，政治改革永远会是一句空话。古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这话说得有点难听）。
汪兆钧正是这样一个有正义感，有民主理念、有丰富社会经验的实践者。在中国政治转型中，在实现民主宪政过程中，以及以后的国家管理建设中，都需要大量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他的理论也许不太成熟，信中也许存在不少疏漏，但仍要肯定其价值，要支持他的行动。
民运人士当然也不容易。没有人会贬低他们的付出，他们多年坚守自由民主的信念也极其难得。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形成的压力，都是促进中国社会转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他们没有理由对汪兆钧这类体制内的改革者冷眼旁观，更不能冷嘲热讽，酸不溜啾。说实话，在海外喊几句激烈口号也并不是太难的事。这跟在白宫门前高喊打倒美国总统那样，并无特别的风险。而体制内的人士要站出来说话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他们是担着身家性命的，他们自己隋时都有消失的危险，连他们的亲人、家族都会受到迫害牵连。所以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彻底的牺牲精神。
也有人认为汪兆钧因身分特殊，对其公开信所产生的强烈效应不服气，认为这不公平。但现实正是如此。在这方面，的确没有公平可言。不同职位不同级别的人因占有的资源不同，表态效果当然不一样。这道理已经没有必要赘述。如果胡锦涛先生出来表态，情况会怎样？
也有人对汪兆钧事后表现的低调不以为然，认为他应当有更多的承担。这的确有些遗憾。但我们不能只要求别人去奉献，去付出去牺牲，也要为别人着想，同时想想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确，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有人说是超稳定）。如今的人类文明也不崇尚暴力。和平、对话是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转型的最佳选择。已经不再是陈胜、吴广的时代，揭竿而起不再是改变社会的不二法门。几年前发生在莫斯科轴承厂歌剧院的人质危机中，俄罗斯特种部队20多分钟就赶到现场并实行封锁。希望维权民众以石头、梭镖去改变什么，是一厢情愿的，也是残忍的想法。
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代价最小、成本最低，也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体制内，尤其是共产党高层的开明人士站出来，由他们自己来结束独裁统治。苏联解体和东欧的转型，都是这种模式。这是宿命，中国也许无法摆脱这一模式。
而汪兆钧先生公开信的出现，就是这样一抹黎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先兆。这足于证明在中国完全存在这种可能。可以认定的是，体制内肯定不止一个汪兆钧那样的人。有更多的汪兆钧，更多的叶利钦们，在时机成熟时就会站出来。而所谓的时机，也就是需要千千万万人的支持表态，包括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们仗义挚言，共同去创造。在这方面，自由知识分子的分量恰恰是无穷的大，因为他们掌握了比普通民众多得多的话语资源。杠杆的支点已经有了，就看你们能不能把地球撬起来。
据说，汪兆钧现在仍然安全。但谁也不敢保证他有多久的安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越来越多人站出来支持他，影响越来越大，他就会越来越安全。而汪兆钧安全了，我们大家也就将会更安全。反之，如果汪兆钧被抓，下一个被抓的也许就是我们大家。汪兆钧提出制止迫害法轮功，也等同此理。
纳粹时期的幸存者，尼莫拉牧师在临终前说了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当他们(纳粹)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留下替我说话了。"
这段话也是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所经常引用的。
倒是海外华文作家马建，面对汪兆钧的公开信，坦诚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还是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就是说，普通百姓还是没有权力、没有机会或文笔等去写文章、去说话、去呼吁。作家、知识分子、学者、记者这些靠笔为生的人却没有站出来说话，而一个商业家或者说是企业家把他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了。这是让我非常汗颜的。"
让我们共饮一桶高度数的高粱酒，集体脸红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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