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越南沦共前担任越南空军的美籍越裔人士李东，在国土赤化二十五年之际，也就是公元二千年七月，从他定居的美国西岸去泰国，在泰国弄了一架小飞机飞去西贡市（越共夺权后改为胡志明市）散发反共传单，呼吁越南人奋起反共抗暴，把马列毛徒众赶走，还越南人民民主自由。
一九七五年越南沦共后逃难来美国的越南人五十多万，其中有十几万华人。他们散居在美国西岸各大城市，聚居在洛杉矶的就有五万多人。他们自成社区（类似华人聚居的中国城），并把越南人社区称为“小西贡”，悬挂越南未沦共前的国旗，拒绝越共驻美干部到访，反对任何亲共活动，抗议美国官员去越南亲善经商。类似李东反共表现，三十多年不止一人，从不罕见。
越南沦共后，越南人没有类似香港、台湾可供避祸逃难的自由地区，因此他们只有“投奔怒海”寻求收容他们的自由国家。这种艰险的逃难方式，虽使百万越南人得救，但仍有几十万人葬身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越南永远忘不了七五年后延续几年投奔自由的苦痛，也忘不了故国同胞被“解放”、“共产”的浩劫灾祸。因此他们逃到自由地区与国家之后，与越共不共戴天，坚持“越贼不两立”的政治立场！
越南人不但反对越共，也反对棉共、寮共，更反对对越南支持的“同志加兄弟”的中共。他们只要看见有国际共产特色的黄星红旗或苏共的镰刀斧头旗（这面旗是中共与越共的共同党旗），便奋不顾身上去拉扯撕毁，对挂旗的人拳脚相向，三十多年来从不改变。
一九七八年，被马来西亚收容的越南难民，居住在马来西亚政府为他们安排的难民营内，等候欧美国家审查收容，生活十分潦倒。中共驻马来西亚的干部，因难民中有不少华裔，奉命跑去慰问，不料他们一进入难民营就遭到难民大声抗议，并有人上前围殴驱逐，把他们赶出难民营。事后他们向西方的传媒表示，越共与中共是一丘之貉，中共是越共灾难的泉源，比越共更可恶。结果中共干部被难民打得抱头鼠窜，从此不敢再踏入任何地区的难民营。
现在说回在西贡市上空丢传单的越南人李东。他在丢完传单返回泰国中部的巴蜀府降落，随即被泰国军警拘捕，以“反飞行法”判刑六年。二OO 四年越共政府向泰国政府提出要把李东引渡去越南审判的要求，泰国政府鉴于李东是美国公民，而美国也基于人道理由，暗中协助李东向泰国政府申诉，直到O七年三月，泰国政府拒绝了越共的要求，并宣布李东所涉的并非安全及冒犯他国疆界的“罪行”，而是政治性问题。因此李东刑满释放，返回美国，而美国政府表示不会追究他的反共行为。
李东在诉讼期间的表现令人佩服，他说，假如美国政府不出面协助，他愿放弃美籍去越南，接受越共政权对他的审判，看看共产党人在杀害百万越南人后如何向他下毒手！
李东的表现得到美国的越裔人士喝彩。越文报纸杂志大幅刊载此一消息，同时重申他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党政权的立场，不论他们在什么国家、地区，越南人都与他们对抗到底！
李东的表现，使越南人想到二千年初另一件越南人的反共壮举。那一年元旦日，一名美籍越南人董力（Ly Tong）在迈阿密西南方的塔米亚机场，以二百四十元租了一架西斯纳172型的小飞机，巧妙地避开雷达监测，低空飞过佛罗里达海峡抵达古巴哈瓦那市上空，投下大量反共传单，呼吁古巴人奋起反共抗暴。古巴共产党的米格战机立即升空截击，美国空军也立即以F16战机升空监督保护，幸好双方没有开火，使董力顺利飞回迈阿密。
当年五十一岁的董力，也是前越南空军飞官，越战期间并与越南空军作战，屡建战功，他的英勇表现，被誉为“越南的OO 七”。一九七五年越南沦共前夕，他不甘越共的“解放”，升空扫射越共解放军，被越共战机击落俘虏，囚禁五年后，他伺机从囚禁他的丛林监狱中赤脚逃出，抵达自由地区后，于一九八四年抵达美国，取得居留。但他心有不甘，一九九二年他在曼谷劫持了一架越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西贡市上空，散发反共传单，呼吁越南人以罢工示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越南，消灭共产政权，杀绝共产党徒。传单散发完之后，他命航机低飞，然后跳伞逃生，不料落入越共手中被监禁，直到一九九八年，他与另外五千二百十九名政治良心犯一同因国际压力被释放。董力立即返回美国，申请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董力二千年元旦在古巴领空散发传单后表示，那一天是古巴共产政权成立四十一周年，他因痛恨共产党，因此在传单上写着：“古巴共产党仍在继续其死亡的挣扎，卡斯楚这个老恐龙与他的追随者顽固对抗人类的进化，实在可恶！”
董力告诉迈阿密的前锋报记者，他花了好几个月计划此次行动，租飞机时他没有向飞机公司透露他的行动。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对董力的表现深为不满，因为他差一点引发了美国与古巴的军事危机，不当改变美国与古巴两岸现状。但他们并没有依法对董力惩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毕竟美国是一个反共的国家。
李东、董力的表现，只是美国越南裔人士许许多多反共行动的一部分。过去三十多年来，越南人反共行动此起彼伏、永不息止。一九九九年，洛杉矶越人社区──小西贡市，有一名左倾亲共的越南人陈文庄。他在他开的录音带店内，悬挂越共头目胡志明画象及一面黄星红旗，门口并插了一幅镰刀斧头的越共党旗（也是中共党旗）。小西贡市的越南人发现后，先上门责骂抗议，最后有二万人集结在录音带店门前示威，左倾亲共的陈文庄走出店门察看，被激动的越南人冲上去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幸亏洛杉矶的“美帝警察”赶到制止才不致产生不幸。但示威的群众并不散去，坚持了两个多月，最后警方透过法院判决，依公共危险罪命陈文庄把录音带店关掉离开，事件才告寝息。
二OO 四年六月三十日，越共政权派出一个高层访美团到洛杉矶，在越南旧政权的副总统阮高褀牵引下，计划到小西贡市来化解越南人仇共、反共的心结。不料引起“小西贡”九万越南人强烈反对，声势汹汹，他们透过越南裔的众议员与当地的市议员提案，把小西贡构建成“非共产党区”，严禁一切共产党人及左倾亲共人入内，否则一九九九年的反录音带店悬旗的暴乱会再度发生，使警方人员疲于奔命，耗费太多人力财力。
越棉寮人办的报纸主编马昭君说，O四年六月三十日是越南沦共第廿九周年，是祖国赤化的国耻日。在国耻日欢迎越共高层官员，对他们是严重的侮辱与挑战，非反对不可。因此，越共访美干部不敢进入越南人社区，阮高褀也因此面目无光。
到了二OO五年六月十九日，越共总理潘文凯带了一个有二百余共干的访问团来美国，除了想与美国改善关系，还向波音公司买四架波音七八七广体客机。同时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见面，争取他到越南投资。之后还到华府白宫与布殊总统会晤。
没有想到，潘文凯等二百多名共干乘飞机降落西雅图，立即遭到逾千越南人在机场出口处示威抗议，高叫“共产党人滚回去”、“这里不欢迎你们！”之后，示威群众跟到潘文凯等人下榻的旅馆再示威，吓得二百多名共干不敢走出旅馆大门。而越裔的大学教授、社区领袖向当地报界指责“越共政权侵犯人权，剥夺越南同胞自由民主权利”。
潘文凯对越侨的反应表示意外，他举行记者会宣布：越共政权在宗教自由与人权法治上大有改善，欢迎大家回去看看，而此刻越南经济起飞，国家建设进步，与过去大不相同。但越南人表示这一切都是宣传，与他们所知道的实况不符。
果然，潘文凯带领的访美团到达华府，已有逾万越南人集结在白宫前面示威抗议。他们高举前越南国旗，烧毁胡志明的象，并以越文标明他是罪魁祸首，是越南历史上的大屠夫。
潘文凯的模样比中共的所谓“外交部长”李肇星和善，也比唐家璇可亲，但越南人并不妥协，一连多天集结在白宫门前示威，痛斥越共祸国。
二OO 六年四月三十日，在美国南部有逾千越裔人士在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示威，抗议该校在校内大礼堂悬挂越共的黄星红旗。他们高举前越南国旗向该校校长说，越共的黄星红旗是一面染满越南人民鲜血的“血旗”，不是越南国旗，对越南人来说，越共的黄星红旗就是美国犹太人眼中的纳粹蜘蛛纹旗。
阿灵顿市议会曾经在二OO三年以九比O票通过一项决议，认同前越南国旗代表越南人，悬挂黄星红旗违反民意，应该卸下，阿灵顿分校只好把越共旗扯了下来。
相对于越南华人，情况就完全不同。想当年越南“解放”，针对南方富有的越人、华人展开清算斗争、抄家共产的行动，迫使他们迁去所谓新经济区，否则拿出二千到三千美元或十两黄金买一个船位，才让他们离境出海逃亡。
贫穷的华人更惨，有十六万人被驱赶到中越边界，迫他们入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是一个比越南更恐怖的共产党地区，再加上有“人民解放军”把守，对难民凶神恶煞，不准他们入境，那种彷徨，至今在美国的越南华人仍难忘怀，但是他们与越南人的表现比较，就完全不同。
实际上，国际共产集团国家中，欧洲的共产党比亚洲的共产党温和，而亚洲的共产党人中越南共产党又比中共、柬共、寮共、韩共表现宽松。从残民苛政的角度看，中共比柬共、韩共厉害许多，尤其是毛江时代的共产党政权，其恶毒、凶残，古今中外罕见。越南华裔难民中，很大一部分曾经有三次逃“赤难”的经验，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陆沦共，第二次是北越赤化，第三次是南越“解放”。
大陆沦共后，不少华人从中越边界逃到北越；北越被“解放”他们又逃到南越定居；等到南越被“解放”，他们再逃亡。可以说，越南华人受共产祸害的次数之多、受共产祸害的程度之深，更甚于越南人，但他们的表现则远远不及越南人。
八O年代逃来美国的越南华人张伟良，在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在纽约华人举办的座谈会上痛斥中、越共祸国殃民罪行。他引用前越南总理阮文禄的话来证明，共产党人高叫的和平统一就是把他们的苛暴统治引伸到全世界自由地区，完成他们的世界革命。
不到三十年，张伟良带着一批越南难民欢迎中共干部到他的“美东越棉寮华侨敬老互助中心”访问，并向共干说：“希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张伟良的转变引起亲中共传媒记者质疑：“你们从前反共，为什么今日会有这样大的改变？”张伟良面不改容的回答说：“我们从前反共是反对贫穷、落后、极权的共产主义。但是，今日很多人回去中国大陆，发现大陆经济那么发达，人民生活那么安定，跟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区别不大，令我们感到大陆的共产主义不一样，因此决定投靠！”
中共干部听张伟良这一说大喜过望，于是一同高叫中国统一、反对台独，并历数民进党与陈水扁的言行，然后一同切蛋糕，举杯“恭祝祖国繁荣昌盛！”
其实张伟良在八O 年代来美国后，立即与纽约的国民党人挂钩，参加国民党为首的种种反共活动。双十国庆并带了一批越南难民在华埠街头挂中华民国国旗，最后甚至在纽约的国民党人引荐下，宣誓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忠贞的国民党人。看来，他很快就会在共干引荐下，参加“不一样的中共党”，做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
美国西岸旧金山越南华人李少光变得更快、更彻底。他打着反台独、反扁政权的大旗投共，参加各种亲共活动，认同中共是“祖国”，公开宣称他是“爱国侨领”。
其实，李少光在民进党执政前，曾积极投靠国民党，并被国民党人策封他为侨选立委、侨选监委，经常去台北开会，高叫反共口号。但此刻他倒戈投共，理由是不认同民进党主持的中华民国政府。
笔者原籍广东省防城县东兴镇（现已被中共改入广西），由于家乡与北越只有一桥之隔，因此家乡人常与越南人通商来往。在他们心目中，越南人唯利是图、不讲道义，言谈间对越南人明显歧视。受这种歧见影响，我对越南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经过这三十多年来观察比较，我发现真实情况并不如此，相反，越南人比华人更有原则、更讲道义，至少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越南人的种种表现，使我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在当代的的堕落与愚昧，犹悲哀地印证了当年台湾名作家柏杨的大作“丑陋的中国人”所说：“中国人数典忘祖、投机取巧、孺弱无能、见利忘义、趋炎附势、欺善怕恶……”
从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人、台湾搞台独运动的中国人，及卖国投共的蓝营中人的种种恶行看，这种说法似乎十分正确。
一九七五年越南沦共后逃难来美国的越南人五十多万，其中有十几万华人。他们散居在美国西岸各大城市，聚居在洛杉矶的就有五万多人。他们自成社区（类似华人聚居的中国城），并把越南人社区称为“小西贡”，悬挂越南未沦共前的国旗，拒绝越共驻美干部到访，反对任何亲共活动，抗议美国官员去越南亲善经商。类似李东反共表现，三十多年不止一人，从不罕见。
越南沦共后，越南人没有类似香港、台湾可供避祸逃难的自由地区，因此他们只有“投奔怒海”寻求收容他们的自由国家。这种艰险的逃难方式，虽使百万越南人得救，但仍有几十万人葬身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越南永远忘不了七五年后延续几年投奔自由的苦痛，也忘不了故国同胞被“解放”、“共产”的浩劫灾祸。因此他们逃到自由地区与国家之后，与越共不共戴天，坚持“越贼不两立”的政治立场！
越南人不但反对越共，也反对棉共、寮共，更反对对越南支持的“同志加兄弟”的中共。他们只要看见有国际共产特色的黄星红旗或苏共的镰刀斧头旗（这面旗是中共与越共的共同党旗），便奋不顾身上去拉扯撕毁，对挂旗的人拳脚相向，三十多年来从不改变。
一九七八年，被马来西亚收容的越南难民，居住在马来西亚政府为他们安排的难民营内，等候欧美国家审查收容，生活十分潦倒。中共驻马来西亚的干部，因难民中有不少华裔，奉命跑去慰问，不料他们一进入难民营就遭到难民大声抗议，并有人上前围殴驱逐，把他们赶出难民营。事后他们向西方的传媒表示，越共与中共是一丘之貉，中共是越共灾难的泉源，比越共更可恶。结果中共干部被难民打得抱头鼠窜，从此不敢再踏入任何地区的难民营。
现在说回在西贡市上空丢传单的越南人李东。他在丢完传单返回泰国中部的巴蜀府降落，随即被泰国军警拘捕，以“反飞行法”判刑六年。二OO 四年越共政府向泰国政府提出要把李东引渡去越南审判的要求，泰国政府鉴于李东是美国公民，而美国也基于人道理由，暗中协助李东向泰国政府申诉，直到O七年三月，泰国政府拒绝了越共的要求，并宣布李东所涉的并非安全及冒犯他国疆界的“罪行”，而是政治性问题。因此李东刑满释放，返回美国，而美国政府表示不会追究他的反共行为。
李东在诉讼期间的表现令人佩服，他说，假如美国政府不出面协助，他愿放弃美籍去越南，接受越共政权对他的审判，看看共产党人在杀害百万越南人后如何向他下毒手！
李东的表现得到美国的越裔人士喝彩。越文报纸杂志大幅刊载此一消息，同时重申他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党政权的立场，不论他们在什么国家、地区，越南人都与他们对抗到底！
李东的表现，使越南人想到二千年初另一件越南人的反共壮举。那一年元旦日，一名美籍越南人董力（Ly Tong）在迈阿密西南方的塔米亚机场，以二百四十元租了一架西斯纳172型的小飞机，巧妙地避开雷达监测，低空飞过佛罗里达海峡抵达古巴哈瓦那市上空，投下大量反共传单，呼吁古巴人奋起反共抗暴。古巴共产党的米格战机立即升空截击，美国空军也立即以F16战机升空监督保护，幸好双方没有开火，使董力顺利飞回迈阿密。
当年五十一岁的董力，也是前越南空军飞官，越战期间并与越南空军作战，屡建战功，他的英勇表现，被誉为“越南的OO 七”。一九七五年越南沦共前夕，他不甘越共的“解放”，升空扫射越共解放军，被越共战机击落俘虏，囚禁五年后，他伺机从囚禁他的丛林监狱中赤脚逃出，抵达自由地区后，于一九八四年抵达美国，取得居留。但他心有不甘，一九九二年他在曼谷劫持了一架越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西贡市上空，散发反共传单，呼吁越南人以罢工示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越南，消灭共产政权，杀绝共产党徒。传单散发完之后，他命航机低飞，然后跳伞逃生，不料落入越共手中被监禁，直到一九九八年，他与另外五千二百十九名政治良心犯一同因国际压力被释放。董力立即返回美国，申请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董力二千年元旦在古巴领空散发传单后表示，那一天是古巴共产政权成立四十一周年，他因痛恨共产党，因此在传单上写着：“古巴共产党仍在继续其死亡的挣扎，卡斯楚这个老恐龙与他的追随者顽固对抗人类的进化，实在可恶！”
董力告诉迈阿密的前锋报记者，他花了好几个月计划此次行动，租飞机时他没有向飞机公司透露他的行动。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对董力的表现深为不满，因为他差一点引发了美国与古巴的军事危机，不当改变美国与古巴两岸现状。但他们并没有依法对董力惩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毕竟美国是一个反共的国家。
李东、董力的表现，只是美国越南裔人士许许多多反共行动的一部分。过去三十多年来，越南人反共行动此起彼伏、永不息止。一九九九年，洛杉矶越人社区──小西贡市，有一名左倾亲共的越南人陈文庄。他在他开的录音带店内，悬挂越共头目胡志明画象及一面黄星红旗，门口并插了一幅镰刀斧头的越共党旗（也是中共党旗）。小西贡市的越南人发现后，先上门责骂抗议，最后有二万人集结在录音带店门前示威，左倾亲共的陈文庄走出店门察看，被激动的越南人冲上去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幸亏洛杉矶的“美帝警察”赶到制止才不致产生不幸。但示威的群众并不散去，坚持了两个多月，最后警方透过法院判决，依公共危险罪命陈文庄把录音带店关掉离开，事件才告寝息。
二OO 四年六月三十日，越共政权派出一个高层访美团到洛杉矶，在越南旧政权的副总统阮高褀牵引下，计划到小西贡市来化解越南人仇共、反共的心结。不料引起“小西贡”九万越南人强烈反对，声势汹汹，他们透过越南裔的众议员与当地的市议员提案，把小西贡构建成“非共产党区”，严禁一切共产党人及左倾亲共人入内，否则一九九九年的反录音带店悬旗的暴乱会再度发生，使警方人员疲于奔命，耗费太多人力财力。
越棉寮人办的报纸主编马昭君说，O四年六月三十日是越南沦共第廿九周年，是祖国赤化的国耻日。在国耻日欢迎越共高层官员，对他们是严重的侮辱与挑战，非反对不可。因此，越共访美干部不敢进入越南人社区，阮高褀也因此面目无光。
到了二OO五年六月十九日，越共总理潘文凯带了一个有二百余共干的访问团来美国，除了想与美国改善关系，还向波音公司买四架波音七八七广体客机。同时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见面，争取他到越南投资。之后还到华府白宫与布殊总统会晤。
没有想到，潘文凯等二百多名共干乘飞机降落西雅图，立即遭到逾千越南人在机场出口处示威抗议，高叫“共产党人滚回去”、“这里不欢迎你们！”之后，示威群众跟到潘文凯等人下榻的旅馆再示威，吓得二百多名共干不敢走出旅馆大门。而越裔的大学教授、社区领袖向当地报界指责“越共政权侵犯人权，剥夺越南同胞自由民主权利”。
潘文凯对越侨的反应表示意外，他举行记者会宣布：越共政权在宗教自由与人权法治上大有改善，欢迎大家回去看看，而此刻越南经济起飞，国家建设进步，与过去大不相同。但越南人表示这一切都是宣传，与他们所知道的实况不符。
果然，潘文凯带领的访美团到达华府，已有逾万越南人集结在白宫前面示威抗议。他们高举前越南国旗，烧毁胡志明的象，并以越文标明他是罪魁祸首，是越南历史上的大屠夫。
潘文凯的模样比中共的所谓“外交部长”李肇星和善，也比唐家璇可亲，但越南人并不妥协，一连多天集结在白宫门前示威，痛斥越共祸国。
二OO 六年四月三十日，在美国南部有逾千越裔人士在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示威，抗议该校在校内大礼堂悬挂越共的黄星红旗。他们高举前越南国旗向该校校长说，越共的黄星红旗是一面染满越南人民鲜血的“血旗”，不是越南国旗，对越南人来说，越共的黄星红旗就是美国犹太人眼中的纳粹蜘蛛纹旗。
阿灵顿市议会曾经在二OO三年以九比O票通过一项决议，认同前越南国旗代表越南人，悬挂黄星红旗违反民意，应该卸下，阿灵顿分校只好把越共旗扯了下来。
相对于越南华人，情况就完全不同。想当年越南“解放”，针对南方富有的越人、华人展开清算斗争、抄家共产的行动，迫使他们迁去所谓新经济区，否则拿出二千到三千美元或十两黄金买一个船位，才让他们离境出海逃亡。
贫穷的华人更惨，有十六万人被驱赶到中越边界，迫他们入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是一个比越南更恐怖的共产党地区，再加上有“人民解放军”把守，对难民凶神恶煞，不准他们入境，那种彷徨，至今在美国的越南华人仍难忘怀，但是他们与越南人的表现比较，就完全不同。
实际上，国际共产集团国家中，欧洲的共产党比亚洲的共产党温和，而亚洲的共产党人中越南共产党又比中共、柬共、寮共、韩共表现宽松。从残民苛政的角度看，中共比柬共、韩共厉害许多，尤其是毛江时代的共产党政权，其恶毒、凶残，古今中外罕见。越南华裔难民中，很大一部分曾经有三次逃“赤难”的经验，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陆沦共，第二次是北越赤化，第三次是南越“解放”。
大陆沦共后，不少华人从中越边界逃到北越；北越被“解放”他们又逃到南越定居；等到南越被“解放”，他们再逃亡。可以说，越南华人受共产祸害的次数之多、受共产祸害的程度之深，更甚于越南人，但他们的表现则远远不及越南人。
八O年代逃来美国的越南华人张伟良，在一九八二年三月五日在纽约华人举办的座谈会上痛斥中、越共祸国殃民罪行。他引用前越南总理阮文禄的话来证明，共产党人高叫的和平统一就是把他们的苛暴统治引伸到全世界自由地区，完成他们的世界革命。
不到三十年，张伟良带着一批越南难民欢迎中共干部到他的“美东越棉寮华侨敬老互助中心”访问，并向共干说：“希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张伟良的转变引起亲中共传媒记者质疑：“你们从前反共，为什么今日会有这样大的改变？”张伟良面不改容的回答说：“我们从前反共是反对贫穷、落后、极权的共产主义。但是，今日很多人回去中国大陆，发现大陆经济那么发达，人民生活那么安定，跟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区别不大，令我们感到大陆的共产主义不一样，因此决定投靠！”
中共干部听张伟良这一说大喜过望，于是一同高叫中国统一、反对台独，并历数民进党与陈水扁的言行，然后一同切蛋糕，举杯“恭祝祖国繁荣昌盛！”
其实张伟良在八O 年代来美国后，立即与纽约的国民党人挂钩，参加国民党为首的种种反共活动。双十国庆并带了一批越南难民在华埠街头挂中华民国国旗，最后甚至在纽约的国民党人引荐下，宣誓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忠贞的国民党人。看来，他很快就会在共干引荐下，参加“不一样的中共党”，做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
美国西岸旧金山越南华人李少光变得更快、更彻底。他打着反台独、反扁政权的大旗投共，参加各种亲共活动，认同中共是“祖国”，公开宣称他是“爱国侨领”。
其实，李少光在民进党执政前，曾积极投靠国民党，并被国民党人策封他为侨选立委、侨选监委，经常去台北开会，高叫反共口号。但此刻他倒戈投共，理由是不认同民进党主持的中华民国政府。
笔者原籍广东省防城县东兴镇（现已被中共改入广西），由于家乡与北越只有一桥之隔，因此家乡人常与越南人通商来往。在他们心目中，越南人唯利是图、不讲道义，言谈间对越南人明显歧视。受这种歧见影响，我对越南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经过这三十多年来观察比较，我发现真实情况并不如此，相反，越南人比华人更有原则、更讲道义，至少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越南人的种种表现，使我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在当代的的堕落与愚昧，犹悲哀地印证了当年台湾名作家柏杨的大作“丑陋的中国人”所说：“中国人数典忘祖、投机取巧、孺弱无能、见利忘义、趋炎附势、欺善怕恶……”
从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人、台湾搞台独运动的中国人，及卖国投共的蓝营中人的种种恶行看，这种说法似乎十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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