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拙文《纪念「信阳反右饿死百万人及人相食」五十周年--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中五大罪责》在《议报》刊出后，被一些网站迅速转载，一些信阳人立即致意笔者，他们既用亲身经历证实「信阳事件」不仅饿死一百多万人，而且引发全国性「人相食」，更强烈呼吁在「信阳事件」五十周年之际，建立民间立场的「信阳事件纪念碑」。两位信阳中专的青年教师甚至邀请笔者到信阳，参谋筹建「信阳事件纪念碑」。现居北京的信阳自由思想者王光泽，也表示要积极推动这一有利於宪政建设的「和解工程」。
刘培珠痛忆本村「人相食」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三时许，在广州经商的河南信阳罗山农民刘培珠先生主动打电话告诉笔者：我是一个网友，我刚在网上看到你写的一个帖子（《纪念信阳事件五十周年》）。我是河南信阳罗山人，一九七四年生的。我没有经历过五九年那时的饥荒，但我的父母经历过，他们给我讲过。我爸爸五九年才六丶七岁，差一点饿死了--他认识队里一个放鸭的人，就叫他乾爸爸，结果就常常得到一点喂鸭的饲料而活下来了。那时我妈一直吃糠，靠吃糠丶树皮和观音土活过来了。吃了拉不出来，我姥姥用棍子掏她的肛门。观音土是很难吃的，结果也给我们那里人吃光了。还有人吃人的惨剧。我们村里有一家人全饿死了，隔壁的人就将尸体拖过来剁掉吃了。我那吃人的邻居，不久以後也疯了，结果死掉了，不知道是心理压力作用还是病死。我说的这些，在我们那里比比皆是……
行署专员夫人目睹人间惨剧
首次大胆揭开「信阳事件」饿死百万人真相的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虽然已於一九九三年病故，但其夫人李瑞英还健在，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第一次发现信阳出现「人相食」惨剧的经过。
二○○ 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一时左右，今年八十五岁的李瑞英在北京在电话中告知笔者：一九六一年春天省委承认有灾，就派出救灾工作组，我当组长，带一个组（六七个人）到信阳西平县搞救灾。到了之後吓了我一跳。只见村里面的破烂，就像过去日本鬼子扫荡过一样，一个院子里面有一些穿破烂衣服的死尸，许多老鼠在吃人肉。我就看着，大家都不敢进去。後来我们到了城关公社，公社书记给我汇报（因为我是代表地委来的），说有农民破坏尸体，吃人肉，省公安厅来人在破案。我才知道出大问题了，一夜没有睡觉。
余德鸿，眼看亲人相继饿死
第一个用文章铁证「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的，是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该文将「信阳事件」的惨烈程度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使「信阳事件」成为当时中国「人相食」的最高峰。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八日，现居信阳的余德鸿两次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他关於「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的回忆录（《痛忆「信阳事件」全程》），完全真实可靠，对许多不忍心细说的「人相食」细节，他将再写一专文补充。
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二○○三年全文收入《中国农村研究》一书）一文说：我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奔丧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九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到家後，我父亲及二伯父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後的第二天丶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吴围孜村已建「饿死者纪念碑」
一个热心网友给我转来了一个「信阳农民自发建『饿死者纪念碑』」的材料--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孜村民组的青年农民吴晔兴，和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一九五九年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二○○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丶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
现在「吴围孜村一九五九年饿死者纪念碑」已立在村里，吴晔兴二○○四年四月代父亲吴永宽铭刻的碑文写道--
「…… 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後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若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人人都恐慌起来，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後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好几个；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碑後附有全村七十一名饿死者和四十五户绝户的名单。
吴围孜村的「饿死者纪念碑」代表了广大信阳人和全中国善良人的愿望：永远铭记一党专制的苦难，奋勇推进中国民主共生政治体制改革！
刘培珠痛忆本村「人相食」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三时许，在广州经商的河南信阳罗山农民刘培珠先生主动打电话告诉笔者：我是一个网友，我刚在网上看到你写的一个帖子（《纪念信阳事件五十周年》）。我是河南信阳罗山人，一九七四年生的。我没有经历过五九年那时的饥荒，但我的父母经历过，他们给我讲过。我爸爸五九年才六丶七岁，差一点饿死了--他认识队里一个放鸭的人，就叫他乾爸爸，结果就常常得到一点喂鸭的饲料而活下来了。那时我妈一直吃糠，靠吃糠丶树皮和观音土活过来了。吃了拉不出来，我姥姥用棍子掏她的肛门。观音土是很难吃的，结果也给我们那里人吃光了。还有人吃人的惨剧。我们村里有一家人全饿死了，隔壁的人就将尸体拖过来剁掉吃了。我那吃人的邻居，不久以後也疯了，结果死掉了，不知道是心理压力作用还是病死。我说的这些，在我们那里比比皆是……
行署专员夫人目睹人间惨剧
首次大胆揭开「信阳事件」饿死百万人真相的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虽然已於一九九三年病故，但其夫人李瑞英还健在，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第一次发现信阳出现「人相食」惨剧的经过。
二○○ 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一时左右，今年八十五岁的李瑞英在北京在电话中告知笔者：一九六一年春天省委承认有灾，就派出救灾工作组，我当组长，带一个组（六七个人）到信阳西平县搞救灾。到了之後吓了我一跳。只见村里面的破烂，就像过去日本鬼子扫荡过一样，一个院子里面有一些穿破烂衣服的死尸，许多老鼠在吃人肉。我就看着，大家都不敢进去。後来我们到了城关公社，公社书记给我汇报（因为我是代表地委来的），说有农民破坏尸体，吃人肉，省公安厅来人在破案。我才知道出大问题了，一夜没有睡觉。
余德鸿，眼看亲人相继饿死
第一个用文章铁证「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的，是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该文将「信阳事件」的惨烈程度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使「信阳事件」成为当时中国「人相食」的最高峰。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八日，现居信阳的余德鸿两次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他关於「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的回忆录（《痛忆「信阳事件」全程》），完全真实可靠，对许多不忍心细说的「人相食」细节，他将再写一专文补充。
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二○○三年全文收入《中国农村研究》一书）一文说：我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奔丧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九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到家後，我父亲及二伯父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後的第二天丶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吴围孜村已建「饿死者纪念碑」
一个热心网友给我转来了一个「信阳农民自发建『饿死者纪念碑』」的材料--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孜村民组的青年农民吴晔兴，和父亲吴永宽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一九五九年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二○○四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丶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
现在「吴围孜村一九五九年饿死者纪念碑」已立在村里，吴晔兴二○○四年四月代父亲吴永宽铭刻的碑文写道--
「…… 一九五九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後再提留，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若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人人都恐慌起来，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後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好几个；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碑後附有全村七十一名饿死者和四十五户绝户的名单。
吴围孜村的「饿死者纪念碑」代表了广大信阳人和全中国善良人的愿望：永远铭记一党专制的苦难，奋勇推进中国民主共生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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