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西藏
谨以美好回忆献给西藏人民
【编者按】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目的就是强化民间的恐怖记忆，巩固中共的政权。中共历史上的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给人们造成了深刻 的恐惧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资源，掌握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 名誉、心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不信和质疑共产主义邪说，不满并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党的高级干部， 如果存有不同意见，也会遭到严厉的清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仍然实行着高压统治、特务统治和黑社会统治。其手段包括：封锁自由资讯，监听人们的言论，实行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论以及合法抗争的民众；监控海外归国人士；挟持国家资源进行海外渗透，等等。人 与人之间的戒心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人们不知道谁最后会捅自己一刀，会告自己的密，党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有时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却是自己的亲朋 好友，甚至是自己舍命相救的人。告密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独特的一道龌龊的文化景观。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采取了与党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点儿的话 题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接受了党文化的人们主动地用中共的思想考虑问题，揣摩中共的心思，体会中共的观念。表现形式有：先 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后判定什么是符合目前党观念的，接着拿这个规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对自己是画地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党观念 的想法，连想都不愿想；对别人谈论“敏感”话题进行阻止和劝说，更有甚者直接就去举报或者打小报告，直接让党来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来到海外的中国 人，在没有党控制的环境里，仍然“本能”地害怕，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党的命令。本文的作者最终修习佛学，在人性被歪曲几十年后：“遗憾的是，我自己在一九六五年西藏的那个春夜时，就是那样一个愚蠢混账之人。”谨以美好回忆献给西藏人民
次 西 姑 娘
"从这里往江边走，就是渡口。"司机老陈在过了达孜县约一公里处停住了车，对我说。一面帮我把行李从卡车上拿下来放在公路边，他今晚要赶到墨竹工卡县。而我所要去的邦堆基点在河对面。我必须渡河然后走到村里去。
这时是一九六五年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六点钟光景。太阳还离西边山头挺高呢，看起来天黑之前赶到基点不会成问题。于是挥手告别老陈之后，奋力背起用帆布马背套打的行李卷，提起装脸盆的网兜，向江边走去。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下乡。以前在自治区筹委农牧处时，随领导下乡，有藏族同事当翻译，不愁说话问题。虽然在单位参加过至少三次藏语普及班，但总是从字母学起。因为当时在机关工作的汉族干部，多数不能坚持学习，语言班还没办到提高程度，就散摊子了。我是很愿意学藏语的，不见得由于有多么强的民族政策观念，而多半由于自己喜欢学语文，以便与人们交往。调到农科所后，藏语班没有了，对藏语的要求却更多了。我买到一本由民族出版社六四年出版的《汉藏词汇》（内容决大部分是革命新词汇，日常用词太少。如没有"狗"，却有"狗急跳墙"；没有"梦"，却有"孟什维克"等等。），我选了一些自以为用得着的字词，向藏族同志请教。还没学会几个，就被派下乡去"蹲点"。
那些年，科研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办"三结合试点"，即：科学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相结合；科技人员与群众相结合。在农村办基点，自然是农业科研工作的最好方式了。事实证明，西藏的农业科学试验基点，为西藏农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堪称功勋卓著。且按下不表。
单说在那个拉萨河畔早春的黄昏，我背着行李，踽踽独行在鹅卵石河滩上，引项延望，寻找想象中的渡口。殊不知那江边总也走不到，好象被我撵着往后退似的。夕阳映照下，江水粼粼，可望而不可即。待到我汗流浃背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到达江边时，才发现纵然也是风萧萧江水寒的境界，本壮士却不能去而注定要回还。因为江边一片空旷寂静：东望，青色江水从远处山嘴后缓缓流来；西望，金色波光闪闪，融入夕阳余晖之中。江上岂有船影；岸边更无梢公。彼岸炊烟袅袅，此时我当如何？落日已更接近山凹，丢掉幻想，回头是路。下定决心，步行两小时，总能投宿县招待所吧！
当我重又踩着卵石，饥疲交加，回到公路边，颓然卸下背包，坐在上面喘气时，四周已是暮霭沉沉。日头落到山背后，把延绵的山脊镶上一道耀眼的金边。一群牛羊在空荡荡的公路上过来了，牧牛的老人和孩子背向着夕阳，从金色的雾霭中冉冉出现，仿佛顺着阳光从天而降；伴随着浑厚沉着的铃声和畜群欢快的呼儿唤母声，构成了生命和爱的赞美诗，周围洋溢着祥和平安的气氛。
我从未体验过如此辉煌神圣的黄昏。一时之间，忘记了我从何来，我向何去。起立在公路旁，我目送他们走远，铃声依稀，身形苍茫。抬眼望见星星闪烁，侧耳听得江水潺潺。轻风掠过，寒气袭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孤伶伶地被遗弃在有情众生之外了。
"没什么不得了的。"我想，"反正天已黑了，我也不必拼命赶路了。一夜的时间还不够我走到县里？"一面把沉重的行李卷拖到路边斜坡上，自己坐在稍下一点的地方，双臂挎上行李绳，低头躬腰蹬脚，想把它背起来。
"阿家啦。"我听见有人说话，但思想和脖子都一下子转不过来，以为自己饿昏了发生耳鸣呢。阿家啦，你哪里去？"确实是一位女子清脆的声音。这句藏话我刚好听得懂。于是我明白这天地之间又有了一个人。赶快放弃行李，转身站起。面前站着一位年轻的姑娘。
这情景在我头脑里保存了三十多年，好象一张陈复礼的黑白照片：深蓝色的星空，黑黝黝的岩壁和隐约浅色的公路为背景，衬托出一个有着闪亮眼睛微笑的白牙齿和修长脖颈的苗条身影。
大凡孝父母尊师长睦弟兄的人，或多或少也信鬼神。这是我大半生考察的结论。当时姑娘的出现并没有吓我一跳正因为我不信鬼神，也不信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关于这一点，我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批判自己当教书匠的父母唯恐不透彻，与之划界线唯恐不清，便可证明。所以，基于当时的政治思想觉悟，首先闪现的念头是："她是什么阶级的人？"
当今的年轻人，不明白过去的年轻人何以对于"阶级出身"看得那么严重，讲政治理论他们也不见得能明白。实际地说吧，就是 "阶级出身"（或者委婉点说"家庭出身"）能决定性地影响一个人的升学、分配工作、提级、婚姻，乃至在政治运动中"可抓可不抓的"是否"坚决抓"；在触犯刑律时"可杀可不杀的"是否"坚决杀"。总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虽然公开的政策文件上没有明讲，但在实践中越来越显出，这个"烙印"看来是终身生效的。在"文革"中，甚至能起到类似二战时犹太人所佩戴的黄星的作用。当然，在一九六五年初春时候，我还没有那样深刻的体会，许多事尚未发生。
我进藏较迟。西藏的革命处在已完成民主改革，正在进行三大教育，准备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一切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组干部下乡，除了以阶级斗争观念武装，还要以长短枪支来武装。六四年末，我在筹委农牧处参加了一个工作组下乡搞调查。处级组长腰里别了一支左轮，组员林业技术员眼镜书生背一支打一枪装一颗子弹的长枪。在乡下骑马赶路时，我要求背枪过过瘾。当时我耳挂近视眼镜，脑后梳着一个纂儿，身穿"列宁服"棉袄，足登车胎底生牛皮鞋，斜挎老步枪，大唱当时流行歌"骑马挎枪走天下"，觉得潇洒浪漫之至，忘乎所以。表现出对于阶级斗争缺乏严肃态度，即使枪杆子在手也找不到感觉。这在我是有"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因为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间，我被"阶级斗争"处理了四年，体肤筋骨所得到的改造与收获自不在话下，只是一直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中找到依据把自己"提高"到地主资本家的阶级里去，更无从产生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认识来源于实践。我知道自己这个"阶级敌人"是成色不足的。推己及人，对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严重性就难以认真对待。不过，我对具体政策的认识倒是很实际的。我认为政策是明文规定的行动指南，行为规范，必须熟悉并遵守。诸如尊重民族习俗以及与群众接触讲求阶级路线等等都应时刻铭记于心，并且认真遵照执行，以免犯错误。
所以当这位姑娘出现在面前时，我惊喜之下却不敢信赖她。我犹豫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家啦，你那里去？"姑娘又问。我向河对面一指："邦堆"，又模仿划船的动作，"没有了"。姑娘对我说了一些藏汉夹杂的话，也加上动作。我猜测大意是：船今天没有，船工多杰病了。阿家啦今晚我的"棚子"里休息，明天我找多杰送你过去。"这个建议对于又累又饿的我是最大的福音，但我心里在挣扎，不知道她的阶级成份，怎敢贸然住在她家呢？我故作镇静地问："县啦，塌任波热贝？（路远吗）"这是我当时最高藏语水平，表示我是"来借巴"(工作人员)，有纪律之人，是应当住到县里去的。她听懂了，说："任波斜扎摇马热。（路不远）"并指了远处的几星灯光，接着又讲了一串话，使我后悔冒充会讲藏语了。见我呆呆地望着她，姑娘便藏话夹着川味汉话使我大致明白了：她不能送我去，因为要照料牲口，还要做饭。"你饭吃了吗？"我摇摇头。她便不再和我讨论，提起行李，三五步跨进路边山崖的阴影里。听见"伊呀" 一声，我跟着走到跟前，才见是依靠山崖窝窝修建的一个小小院子。跨进门来，院子里比公路上还黑暗。看不见畜棚，只听见咀嚼草料的声音，还有一只狗发出的威吓的声音。我不知狗在那里，不敢走动。姑娘叱责了一声，狗不吭气了。我掩上院门，右边屋里有了低低的亮光。姑娘返身出来，拉住我的手引进屋去。
我看见屋当中一只三条腿的炉子已经生上火，上面座了一只陶土罐。靠门一这边的墙下，有个铺位，我的行李卷已经放在上面。对面墙脚下还有一个铺位，但屋里没有第三个人。姑娘示意我打开行李卷，自己到屋子另一端忙着什么，我听见刀和菜板的声音。再过一会，当我找出那本《汉藏词汇》准备同姑娘会话时，羊肉汤的香味已弥漫小屋。姑娘走过来把切好的萝卜放进汤里，然后撒进糌粑面，用勺子搅一会，就示意我取出自己的大号搪瓷碗，给我舀了一满碗，双手递给我说："吐巴，却。（请吃粥）"
三十多年之后，我学习念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不知该学念音译汉语的还是该念藏语或梵语。雍和宫一位格西老喇嘛开示我说"用哪种话来念，发音准不准，并不重要。比方汉语说‘请喝茶'，"他做了个敬茶的姿势，"藏话讲‘酥加却'，蒙古话讲‘切乌'，客人都能懂得的。你能说哪种语言是对或是不对?" 这里面可能包含着符号学、语言学乃至心理学诸方面的理论问题，更可能诠释着禅学"拈花微笑"、"直指人心"的深奥道理。智慧，本来源于平常，存在于平常。
我接过了那只盛满吐巴的碗。并非由于听懂了她的话，而是直接从她发现了在星空下大路边孤立无助的我并加以收容安置的一系列行为中，领会了她的善意。而此刻让我分享她一日劳作后最惬意的晚餐，已是她必然会做的事。此情此景，难道还有人会那样蠢会去思考"吐巴，却"的词义，那样昏愦会追究那笑盈盈的眼和粗糙双手的所有者是什么阶级出身和出于什么动机来收容我么？遗憾的是，我自己在一九六五年西藏的那个春夜时，就是那样一个愚蠢混账之人。
在受用了两大碗羊汤吐巴之后，周身暖融融，精气神得到恢复，我找到了"工作组"的感觉，准备和姑娘正式对话，进行"社会调查"。姑娘收拾好锅和碗，加了牛粪火，又座了半锅水在火上，坐在了对面的铺位上。此刻，按照情理，我应当说些感谢的话，可是我却说（用藏语课本上学来的话）："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姑娘说，她名叫次西，十八岁。我想问她在哪里学的汉话，但不会讲，就说，你的汉话"亚波堵（好）"。次西高兴地告诉我，她当修路民工时跟"玛米（当兵的）"学的。 "怪不得一口川味儿。"我想。我翻开那本《汉藏词汇》，指着"阶级"一词，问她认不认识。次西笑着摇摇头。而我也不会拼音。于是，利用社会科学词汇对收容我的这家进行阶级状况调查对话的企图就彻底落空了。我松了一口气。语言不通，无法进行严肃谈话。万一以后追究起"路线"问题，也有以辩解了。次西继续讲着她为什么不识字。阿妈死了，阿爸走了，只有一个"锅锅"（哥哥），比她大四岁，带着她。金珠玛（解放军）来了，哥哥带她去修路，后来又有了牛羊和田地，但是哥哥和她都不会种地。哥哥有一匹马，用马"背东西"挣钱。前几天和别人一起出去了。现在自己年龄大了，家里"工作"又多，不能上学了。"哥哥不在家，阿家啦就睡在这里；哥哥在呐，他用马送你到县里。"次西又高高兴兴地说："我喜欢阿家啦住我的棚子里。我天天一个人，心里一点也不快活。"她开始调查我的情况，问我几岁了？我用藏话说三十三了。又问：娃娃几个有？我说：布谷尼摇惹，普计，普嫫计（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次西大为高兴说阿家啦藏话说得多多好啦。我受到鼓励，继续用藏话谦虚地说：一点点 会，多的不会啦。你的汉话多多会讲啦。
汉阳锅（一种平底平盖铝锅）里发出嘶嘶声。次西站起走到我身旁，从网兜里取出我的洗脸盆，把铝锅里的水全倒到盆里，送到我脚边说："水热热的，脚洗洗吧。"这真是太周到了！我的脚在轮胎底生牛皮鞋里早已备受折磨盼望解放了。看见我惊喜的表情，她说："修路的格拉（师傅）都洗脚。"我取出香皂，洗了脸，然舒舒服服把脚泡到盆子里，往脸上手上擦了点维尔肤油脂。次西看着我做这些事，不再向火炉添牛粪饼，火光渐渐暗淡下来。我换上布鞋，起身打算去倒掉盆里的水。次西赶快站起来比划着说："外面黑，你看不见，会摔跤了。"我只好由她端出去。我听见用手撩水的哗哗声。一会次西进来，放下盆子，说："热水，我也脚洗了。"我登时感到非常惭愧。原来今晚只是为我才烧的热水。看着她在衣裙下摆擦了擦光脚，我决心明天把布鞋送给她。
屋里完全黑下来，牛粪火余烬已不发光。我听见次西悉悉索索地对走到面的铺位，一定是躺下了，因为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听起来挺舒服的。我缩进半截在马背套里的被窝，脚渐渐地暖和上来。不一会，传来了次西轻轻的鼾声，细长而均匀。"象她的脖颈。"我迷迷糊糊地想。院子里的牛反刍咀嚼声，畜群小小的骚动声和偶而触动的铃声，和着畜粪味，炊烟味以及其它难以分辨却富有人情的气味，更衬托出春夜深深的寂静与安宁。在尚未进入梦境之前，我最后一个念头是：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后来便不知去向了。
我努力想醒过来，但不成功。只感觉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和次西轻声说话。还有马喷鼻子甩耳朵的声音。我感到是哥哥回来了。他睡在哪儿呢？我管不了啦，我太悃了！便又失去了听觉，一直睡到自己醒过来。
屋子里仍然不明亮，但已经能看见。对面铺上已没有人，屋里弥漫着茶香。次西和哥哥似乎在屋子那一头吃早饭，我听见吃糌粑弹舌头的声音。他们谈着话，眼下的内容不见得与我有关。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起床。占了主人的床铺又不会说道歉和感谢的话，还要当他面穿衣服，在这种情况下会见他，多麽尴尬。心想等那小伙子出去我再起来。于是便一动也不敢动，假装没醒来，在被窝里偷看了一下荧光表面，已经近八点。西藏早春天亮虽迟，外面也该大亮了。我正想着，听见小伙子站起来，走了出去。次西也跟出去，又听见马铃声，马蹄声，开大门的伊呀声。我刚坐起来，次西又进来，提起门口的小行李卷儿往外走，看见我，对我笑笑，齿如含贝。马蹄声渐渐远去，次西进屋。这时，我已穿戴整齐，用湿毛巾擦了脸和手，梳理了头发，并戴上了眼镜，但与这家的男主人失之交臂。
"锅锅拉萨去。"次西告诉我。我提问加上比划：哥哥哪里睡了？我当时不会说"昨晚上"。次西伸出食指向上："棚子上面睡了"。这就是说，在春寒料峭之中，在长途跋涉之后，因为一个汉族阿家啦住在家里，他没吃上热吐巴，没用热水洗脚，在屋顶上睡了半夜就又上路了。我心中很抱歉，说不出来，愣了一会儿，想到该是自己道谢和告别的时候了。正在想怎么说出来，就听得次西招呼："阿家啦，酥加却"，已经在我的碗里斟上了酥油茶，放在小桌上，并用一个小皮口袋揉着糌粑。我此时也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叨扰到底了。忽然想起自己还带了一罐自制猪油辣酱，准备带到点上吃的。便从背包里取出来打开，用匙子挑了一点让次西尝，她伸过手掌来接，我让她就在我匙子上吃，她急忙站起，去找了自己的一只小勺儿，接过这一点辣酱，尝着，抿着嘴，笑嘻嘻地说了一句--现在想来必定是--"味道好极了"一类的话，我便决心把这瓶酱也留给她。
门外有牛羊群经过，次西从坐垫上跳起来，出去和什么人说话，然后一个小男孩随着她进院来，帮她打开畜栏门，赶出牲口，加入公路上的畜群中，吆喝着走了。我明白，因为我的缘故，又耽误了次西出发放牧。
次西的茶一定是新煮的，特别涩，酥油漂在面上。她匆匆地喝了两口，让我慢慢吃喝，自己到山坡上面村里去找多杰。我收拾着行李，把布鞋、维尔肤油、香皂、辣酱用一条新毛巾包好，放在床铺上，又捆好马背套，结牢网兜，手心里捏着一元钞票，不知该怎样向次西说。
我坐在屋门口的阳光里，黑狗卧在我脚旁，我挠挠它的下巴和"腮帮子"，它闭着眼懒洋洋地动了动尾巴根，表示领情。院子里还有几只鸡在刨食；它们必定是在牛栏高高的横木上栖息的，那上面积着灰白色的鸡粪。作为院子一侧屏障的石崖上，长着一棵瘦瘦的榆树，向小院探着身子。一只头顶花冠的戴胜鸟嘎然飞来停到树上，惊起一群麻雀。透过榆树枝看，湛兰的天便不那么耀眼了，但还是不敢深看。一时间，我觉得我已在这小院里住了一个月，一年，或半辈子了。转过头去看见那捆好的马背套，好象我是要离家去闯生活。
后来的事便不用细说了。次西帮我把行李背到渡口，多杰用牛皮船把我渡过河（不收费）。在此之前，我把送给次西的东西和一元钱放在她床铺角落里，不好意思告诉她，反正也说不好。过河之后，遇见几个小孩。一个男孩跑到工作组驻地报讯，女孩子帮我提网兜。在半路上便有藏族同志来接我，得以顺利到达基点。
从那时候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大革文化命"期间，我挨批进了"清队学习班"，没资格下乡蹲点，被罚在农场监督劳动，和藏族工人们一起喂猪、掏粪、翻地作埂、栽苗灌水，学习冷床温室露地种菜的本事，另外还执行为我的改造而设的专题项目：清晨到藏族工人宿舍区扫厕所。这个专项执行了没有一个星期就被取消了，因为工人起床后必须急急忙忙办那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往往赤着脚光着腚跑着来。指派一个妇女--尽管是个"阶级敌人"--在使用厕所高峰期间在那里劳动改造，对于革命群众是不方便的，让她一次次地持帚柱锹在门外等候，倒象是上厕所的人妨碍了打扫厕所。记得有一次我正在铲粪，进来一个人，认出了我，大叫一声，转身就跑，我赶紧出来，只见他头顶袍子背向厕所不停地跺着光脚，我招呼一声，他才掩着脸疾步进去，嘴里嘟囔着，很生气的样子。现在想起，仍感啼笑皆非。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许多人由于贪婪或恐惧迷失了本性，损人利己或损人害己。而我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感受最深的是藏族劳动人民天性中的慈悲、公正和无畏精神。和他们在一起，我时时体验到佛教教义中"众生平等"思想的现实性。不由得羡慕他们对劳动，对生活，对人生的从容安详和宽厚态度。
有一次掏粪坑，大个子托米就不让我下坑舀粪，他说我个子矮力气小，举不起粪桶，只叫我接过桶交给另一个比我高大的女工倒到粪车里，而由他自己下去干这件更脏更累的活。还有一次，往菜地背羊粪，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帮我装麻袋，装好之后，帮我抬上肩，不料抬到一半，她突然松手，使我扭伤了腰。队长看见了，立即过来批评她。当然是讲藏语。我听见小姑娘为自己辩解，说"她是阶级敌人，有甚麽关系。"队长说，党的政策是要改造她，她受伤不能劳动了，还怎么改造。这位没上过学的藏族工人的政策水平，真能令某些汉族知识分子干部汗颜。农场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场长，是一位劳动能手，又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只是他总把裤子马马虎虎系在腰上，工人们开玩笑给他起个外号叫"糌粑袋子"。那天他来我们蔬菜队参加劳动，碰巧食堂管理员又来叫我去哲蚌寺粮食仓库背大米，队长说春播忙，不同意，管理员就找场长。我看见他们蹲在菜地边商量好一阵，忽听场长大声说："干部食堂又不是她一个人吃饭，旁人也可以去嘛。她是来农场接受工人教育改造的，不是给食堂背大米的。"这件事让我记住许多年，是因为他当时公正地执行对我的改造政策，免除了我在有腰伤情况下的一次重劳动。因为涉及"立场问题"，我不敢肯定他对我有慈悲之心，但是，如此准确和深入地理解共产党政策精神，把积极的"改造"和消极的惩罚区别开来的人，一定是一个具有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的人。
"文革"中在蔬菜队劳动的几年，是我灵魂筋骨全面大有收获的几年。在兰天白云之下，风和日丽之时，同勤劳纯朴的藏族人民一起从事最基本的生产劳动，无功名之虑，无脸面之忧；学习生产技能，磨炼筋骨意志。还能创造财富报答人民养育之恩。这种赤条条无牵挂的生存境界，非有福缘之人不能达到。我常常想：当人们唱着歌打畦埂割青稞的时候，当人们点上篝火打夜班编草帘喝骨汤吐巴宵夜的时候，当劳动是那样的从容和谐而富有成果的时候，劳动怎么会是惩罚呢？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又下过乡，蹲过点，与更多的藏族乡亲朝夕相处。我愈来愈深地体会到藏民族实在是一个拥有非常深厚的精神文明内涵的民族。能在他们当中生活十八年，是我的幸运。虽然存在种种人为隔陔，我所受到的他们精神能量的"布施"却是我终生受用的财富。他们世世代代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的纯朴、宽厚、无畏、坚忍的美德辐射着我，照见我自己精神力量的贫乏，道德品格的卑琐，使我心生惭愧，觉得欠他们的情。由衷忏悔之后，眼前便展开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感召我以后在人生道路上行走得更诚实、更坦然、更觉悟。
我想，这一切都是从次西同我结的那一次善缘开始的。和一直坚持工作到退休的同事们相比，我不大有资格说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然而我的确把那里当成我心灵的老家。我怀念西藏的一切，刻骨铭心，以至于内调北京十几年了，仍常感到自己是在作客，未能入流。在这里，我从没有过如同那个早晨在次西的小院里感受到的家园的氛围。何以故？有因无缘，这里缺少"不住相布施"的善缘。
我还会回到西藏。不在今生，也是来世。这缘起便是那不见来路与去路的银色江水，那被落日余晖镶上金边的山脊；那背负金色光环苒苒而行的牧人和从暮霭中象观世音一般显现的次西姑娘。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写于京城巴山坳鹿门酒灵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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