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买了不到一亩的地方盖了房子，地产在不断地升值，一家人都很高兴。
我经过细问，知道他们的地是从别人手里转过来的，第一笔钱已经让别人赚了。
这倒不要紧，问题是他们住了四年多的窝棚，一家人省吃俭用，到处借债，拼死拼活所买来的这块地方，是不是有永久的产权呢？
在我问他们这个问题时，他们茫然无知。弟媳妇说："我们花钱买的，不就是我们的了吗？这还不就祖辈传流地下去了吗？怎么还有使用多少年的说法呀？"
当我把中国关于土地的使用政策说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不住地和我辩解，弟媳妇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政策，谁买了就是谁的。你说的那个使用多少年，在我们这儿不存在。"
不是不存在，是他们不知道，当别人说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又不想正视这个问题，而是采取鸵鸟态度。弟媳妇在谈这问题时很激动，几乎是要和我争吵，倒好象这个政策是我制订的。
农村的耕地使用权限一般是三十年到五十年，假如卖给他们地的人已经占有了十年，从到弟弟手到盖上房子又去了五年，他就只剩下15～35年的使用期了。
当他明白了这个问题后他们还会那么高兴吗？当然，在15～30年的时间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不认为现在这个状况会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不定哪一天他买的地就有了永久的产权了。要真是那样，现在一些事不知道倒不见得是件坏事，我们干吗在事情还没到来之前先自己给自己添痛苦呢？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曾说过，不会思维的动物就没有痛苦，现在很多农民就生活在这种幸福之中。
弟弟知道我是对当局持异见的人，他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不要发表那些和当权的拧着劲儿的文章了，想法多挣点钱把日子过得好好的，比什么都强。郭海川（市里的一个高干，是我的故乡当官最大的一个人）总和我打听你，还问你的电话，说要把你办到市里去。他让你不要写那样的文章了，到他那他可以保护你。"弟弟不住地赞叹说，"人家那个人，真是不错！总是把咱当成自己人。"
我说："我的文章写的都是我的真实想法，我不反对任何党派执政，只要对民众有好处就行。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我必须享有的权力，咱们国家法律上也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并没违法。"
弟弟说："你说那不行啊，民不跟官斗，当官的怎么说都是他有理，要是让你个穷百姓有了理，他的官还怎么当？要是你当政，整天说你不好你爱听吗？小老百姓不就是当官的说什么就是什么吗？你跟他们拧着劲儿，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再说了，现在种地不是也不要公粮了吗，自己收的就都是自己的了。是，法律规定你有这个权力，那个权力，当官的要是就不给你，你不还是没辙吗？"
我说："七叔家的孙子没钱上中学，杨学孟得了重病没钱去治，这政府不都有责任吗？"
弟弟说："他们自己把日子过得那么操蛋，能怪政府吗？杨学孟得了那个倒霉的病也不是政府让他得的呀，政府不能什么责任都负呀。"
看来，他对公民有权享受九年义务教育，公民有权得到政府的救助等一系列的权力也是一无所知。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那天我和弟弟谈完话，就去拜访我的一个战友张树余。他和我一起当兵，他在三连，我在一连，由于他没有文化，常常需要我给他写家信，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
我们的兵当得很苦，没有营房，住在半地上半地下的土窝子里，自己建营房。每天脱坯、到积雪融化的河里放木头、在营地垒土屋、冬天还要到河边运石头、全副武装地去拉练。那时留下了病根，年岁大了后，差不多所有在基层当兵的都有疾病上身。前些年我见过张树余，他和我说，很多人都去找老部队了，我们在那受了那么多罪，为部队出了那么多年力，现在不管我们了，这不行。他还说，他也要去找，还问我去不去。
这次我见了他，就问他说："你去找老部队了吗？"
他欣喜地和我说："不用去找了，已经解决啦。"
我感到很诧异："解决了？给多少钱？"
"没给钱，"停了停他又说，"这不还没过年了吗，过年还不得给点嘛吗？一人发了一个小红本。"
说着他就去给我找那"小红本"，这个"小红本"他保藏的很仔细，就象保藏着当年的那个退伍证一样。
一会儿，他把"小红本"给我拿了来。我一看，是市民政局发的《誉复退军人优抚证》，上边有他的照片，后边分条写着对这些人的优待条列。
他说："我不识字，你给我念念。"
我看了看后边所列的对誉复退军人的优抚条款，都是重复国家民政局的一些套话，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什么关心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荣誉，调动他们的热情，发挥他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等等。后边也提到了一些照顾方法，如在他们得病后，对他们实行" 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付费、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五优先"服务。
还有节日期间作好优属工作等。张树余高兴地说："这不快过年了吗，到年还不得给咱点嘛吗？你也应该快去找他们要这个红本。"
我说："你怎么知道过年要给你钱？以我的经验，无外乎就是把人们都叫了去，炒点瓜子大家吃一吃，弄点茶水大家喝一喝，大家在一块扯一会儿淡。这样的红本我不要，我也不需要他们这样照顾我。上边写了那么多，都是废话。其实用不着写这么多，甚至也用不着发这个红本，只要那些还年轻的给安排工作，那些已经老了的人给发放养老金，得了病的给免费治疗，有这些就行了。"
我给张树余的高兴泼了冷水，他茫然地望着我："对呀，这上边这些可都没说呀。他们这不是骗人吗？"
张树余还和我说了另一件事，他的儿子今年26岁了，因参与了一桩绑架案，被判刑十年。
这是一桩老师绑架学生的案子，学生的家长在和这个老师喝酒时露了富，老师产生了绑架这个学生的犯罪动机。据张树余说，他的儿子会开车，这个老师就叫他给开车，叫他的时候，他正在河边钓鱼。事先，张的儿子并不知道要去绑架，作案的过程中才知道的，作案的共有四个人，知道后想不干已经来不及了。绑架后，他们和学生家长索要50万，对方说没有那么多，只能给20万。几个人一商量，20万就冒这么大风险，实在不值，就没有要钱，把人送回去了。孩子没受伤害，在扣压期间，因为孩子吓得哭闹，他们还给孩子买了许多"好东西"。
很快这四个人全被抓起来了，家里人四处活动，想给他们判得轻些。结果几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一家凑了一万，给他们管事的人说，这点钱哪也不到哪呀，就是给了，也不能保证轻判，倒不如不给。
拿不出钱来为检察院送礼，他们也想到了请律师。后来几家在一起一商量，全都认为请律师不就是在和法院闹事吗，这不判得更重了吗？
为了"表现好"一点，他们也没请律师。结果，领头的首犯被判12年，张的儿子被判了十年。张树余和我说："如果表现得好，六年就可以出来了。"怎么样才算表现得好呢，张和我说："他们说吗就是吗，不争竞，这不就是表现得好吗？"为了"表现好"，法院判决结果出来后，他们也没上诉。
在我们的战友中，也有非常有地位的人，听战友们说，蔡全福就是一个很受体制重用的人，在市里和省里都有官衔。我对张树余说："你没去找一找蔡全福吗？他也许能帮上忙。"
张说："找了呀，他说管说管又不管了，没有钱找谁也不行，别看是战友，也不给你办事。"
我说："不是让他给你办事，谁犯了罪也不应逃避惩罚，找他是为了通过他寻找一个司法公正，这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事，就这他也办不到吗？"
张树余茫然地望着我，虽然知道我的话都是为他好，但还是一脸不解之色。在他看来，找朋友帮忙不就是为让他给自己说情吗？不说情还找人干吗呀？
如果张树余说的属实，他儿子的案子完全具有减刑和免刑的情节。首先，他们在没有收到赎金的情况下主动把人质送回，属于犯罪终止；其次他们没有虐待人质，犯罪手段不算十分恶劣；更重要的是，张的儿子事先不知道要去绑架，是胁迫犯罪。我把我的想法和他说了后，张说："对呀，后来我也问过律师，和你说的一样，他们说，最多也就判三年。可话又说回来了，咱没给法院送礼，人家凭吗给咱卖力气呀？能轻判也要重判呀，判多少年不都是他们说了算吗？"听他话的意思，他儿子被重判不怪司法界贪赃枉法，腐败黑暗，全怪他们自己不会做事。在他看来，轻判或重判不是依法律，而是由法官"说了算"的。
说实在的，我真想管管他们这事，再深入作些调查，如果事情真象他说的那样，我就想办法翻这个冤案。没想到我把这个想法和弟弟家说了以后，侄媳妇和我说："您不要管他们的事，那个孩子就该进去管一管。"
我以为侄媳妇可能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就问她说："这个事你知道得详细？"
侄媳妇说："别的我不知道，但这个人我知道。你知道他多浑吗？总跟他爸爸打架，有钱就到处去花，就是没有这个绑架的事，也该把他关起来。"
这真是闻所未闻，一个人就是因为"浑"，因为"有钱到处去花"就可以判他的刑。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我的一个亲属出了车祸，交警来了以后，不调查和追寻肇事车辆，首先要被害者准备几千元的验尸鉴定费和拉人的交通费。被害家属没有钱交，他们就在死亡鉴定上写上"死因不明"，然后让家属签字。事后人们说被害者家属，"你为什么在那样的鉴定上签字？ '死因不明'？有什么不明的，不就是肇事车辆撞死的吗？"其家属说："他们那么定了，我不签字行吗？再说，那几千块不要了，不也是为我们省钱了吗？"
农村，生活着一个非常庞大的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力的群体，他们年复一年地"表现非常好"地接受着各种管制。国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可是看看农村生活着的这些人们，他们的生活和奴隶有什么区别呢，而且他们"表现非常好"地作着奴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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