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十一」期间随团到法国考察滞留不归；十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日前随团在法国巴黎考察时「失踪」。目前，忻在专门工作组的劝说下，低调返回上海，外间猜测因其非中共党员的身份，可以免受重罚，只是撤销行政职务而已。杨则坚拒返国，根本不与赴法劝说组人员见面，铁心不归。杨、忻出走特别是杨的拒绝返国，注定要成为二○○八年新闻盘点的大事件──标志著体制性腐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这两位官员的身份无法与延安时期出逃的中共元老张国焘相比，也无法与「六四」事件后出走美国的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相比。
近年来的官员外逃，表面原因是身负经济弊案，实质乃信仰危机所致。身负经济弊案的高官一旦被双规，试图减轻刑罚的「反省」，都有「辜负了党的培养」的自白。通俗地说，这是信仰危机的表现，即他表面遵从的信仰只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外衣，本质上信奉什么（如金钱万能、佛道佑官等）外界无从知晓，除非贪腐案件爆发而不得不进行「反省」。曾经轰动一时的河北丛福奎案与云南李嘉廷案，经由官媒披露时，均有二人长期信佛而「不读马列毛邓著作」的细节。
大陆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披露，在中国外逃的四千多名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百分之八十七点五，其他部门约占百分之十二点五。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一九九八至二○○二的十五年间，资金外逃额超过一千九百亿美元，年均一百二十亿美元以上。从一九九○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一百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就目前情况来看，因为中国与大多数贪官逃逸的西方国家缺少司法引渡协议，外逃官员被缉拿归案者属极少数，在巨大利益和较小风险之间进行比较，外逃必然成为任何一位问题官员的首选。
前东德与前苏联已经有之
前民主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经历了纳粹上台而流亡的苦难，在民主德国建立后由美国回到故土，任德国（柏林）科学院院士与莱比锡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按共产党学府官府化的制度，布洛赫是阶位不低的官僚。苏共二十大后，布洛赫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与顽固的民德当局发生矛盾。六年后，他藉访问联邦德国图宾根的机会，向联邦德国提出政治避难请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哲学家出逃事件。
在前苏联，一九七八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的外交高官舍甫琴科的出逃，更为轰动。舍甫琴科在「擅离职守」后的发言表明：自己不愿在苏联体制内做伪君子，高级官僚的特权没给他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反而是良心上的压力。以前东德与前苏联的案例为参照，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为数不少的官员正处於信仰危机与良心压力之中，这些人即便身体没有出逃，思想也早已出逃。
「裸体做官」与申报制度胎死腹中
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只身出国并长期居留，恐怕在西方国家也是少见的。但是，在父亲身为中共处级干部及近亲在北京做高干的孩子们那里，这种现象乃等闲之事。杨湘洪事件表明，他「出国」是较晚的，只是在他出逃前不久才将女儿送到法国。至於妻子儿女全部出国、一个人在国内做官的「裸体做官」现象，实在是比杨湘洪的做法高出一筹，而从另一方面讲，这种现象似乎也给了杨湘洪一定的启示。
江西的胡长清案更典型地说明了贪官子女留学（移居）与信仰危机的关系，他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针对贪官利用子女留学海外的渠道来转移赃款的现象，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仁善曾在二○○六年末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但是，两年过去了，不仅申报制度未见出台，而且县处级及以上干部子女的留学出国热潮更加高涨。许多六十年代出生的高级干部正应了「胡长清预言」，因此，上指的十四岁女孩只身出国就成了一个「时代特徵」。
官跑，商亦跑
应当说，绝大多数本土企业家选择离开中国的途径是正当的，如投资移民。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民移民申请来自企业家的投资移民。其中，企业家灰色的第一桶金可能被追究是他们移民海外的动力之一。事实上，若想在中国经商成功就必须认同官商一体的潜规则。换言之，企业家不想主动犯罪，也难免被贪腐官员裹挟。他暗示低价批给你转手可赚上千万的一块地皮，你就得立刻送他三百万的「辛苦费」。依照法例而言，此乃共同犯罪无疑。
全球金融危机更进一步促使企业家选择出逃道路，如坐落於浙江绍兴的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龙江控股，其董事长陶寿龙携夫人偷渡，在汕头被抓获。其出逃的原因是欠下巨债与工人工资后，宣布破产。此案的后续处理是否引发绍兴官场贪腐连环案，尚无法判断，但是温州杨湘洪外逃被传与在金融危机中陷入危局的企业有关，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外逃的中共官员和商人的层出不穷，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上而下的全面信仰危机，也反映出日益腐败的政治体制已病入膏肓。众多的出逃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已经非常清楚中共这条船撑不了多久了，他们不愿意为中共执政的欠债买单，更不愿意为其殉葬，抢在「沉船」前逃命就成为了他们的本能反应！
近年来的官员外逃，表面原因是身负经济弊案，实质乃信仰危机所致。身负经济弊案的高官一旦被双规，试图减轻刑罚的「反省」，都有「辜负了党的培养」的自白。通俗地说，这是信仰危机的表现，即他表面遵从的信仰只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外衣，本质上信奉什么（如金钱万能、佛道佑官等）外界无从知晓，除非贪腐案件爆发而不得不进行「反省」。曾经轰动一时的河北丛福奎案与云南李嘉廷案，经由官媒披露时，均有二人长期信佛而「不读马列毛邓著作」的细节。
大陆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披露，在中国外逃的四千多名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百分之八十七点五，其他部门约占百分之十二点五。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一九九八至二○○二的十五年间，资金外逃额超过一千九百亿美元，年均一百二十亿美元以上。从一九九○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一百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就目前情况来看，因为中国与大多数贪官逃逸的西方国家缺少司法引渡协议，外逃官员被缉拿归案者属极少数，在巨大利益和较小风险之间进行比较，外逃必然成为任何一位问题官员的首选。
前东德与前苏联已经有之
前民主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经历了纳粹上台而流亡的苦难，在民主德国建立后由美国回到故土，任德国（柏林）科学院院士与莱比锡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按共产党学府官府化的制度，布洛赫是阶位不低的官僚。苏共二十大后，布洛赫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与顽固的民德当局发生矛盾。六年后，他藉访问联邦德国图宾根的机会，向联邦德国提出政治避难请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哲学家出逃事件。
在前苏联，一九七八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的外交高官舍甫琴科的出逃，更为轰动。舍甫琴科在「擅离职守」后的发言表明：自己不愿在苏联体制内做伪君子，高级官僚的特权没给他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反而是良心上的压力。以前东德与前苏联的案例为参照，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为数不少的官员正处於信仰危机与良心压力之中，这些人即便身体没有出逃，思想也早已出逃。
「裸体做官」与申报制度胎死腹中
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只身出国并长期居留，恐怕在西方国家也是少见的。但是，在父亲身为中共处级干部及近亲在北京做高干的孩子们那里，这种现象乃等闲之事。杨湘洪事件表明，他「出国」是较晚的，只是在他出逃前不久才将女儿送到法国。至於妻子儿女全部出国、一个人在国内做官的「裸体做官」现象，实在是比杨湘洪的做法高出一筹，而从另一方面讲，这种现象似乎也给了杨湘洪一定的启示。
江西的胡长清案更典型地说明了贪官子女留学（移居）与信仰危机的关系，他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针对贪官利用子女留学海外的渠道来转移赃款的现象，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仁善曾在二○○六年末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但是，两年过去了，不仅申报制度未见出台，而且县处级及以上干部子女的留学出国热潮更加高涨。许多六十年代出生的高级干部正应了「胡长清预言」，因此，上指的十四岁女孩只身出国就成了一个「时代特徵」。
官跑，商亦跑
应当说，绝大多数本土企业家选择离开中国的途径是正当的，如投资移民。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民移民申请来自企业家的投资移民。其中，企业家灰色的第一桶金可能被追究是他们移民海外的动力之一。事实上，若想在中国经商成功就必须认同官商一体的潜规则。换言之，企业家不想主动犯罪，也难免被贪腐官员裹挟。他暗示低价批给你转手可赚上千万的一块地皮，你就得立刻送他三百万的「辛苦费」。依照法例而言，此乃共同犯罪无疑。
全球金融危机更进一步促使企业家选择出逃道路，如坐落於浙江绍兴的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龙江控股，其董事长陶寿龙携夫人偷渡，在汕头被抓获。其出逃的原因是欠下巨债与工人工资后，宣布破产。此案的后续处理是否引发绍兴官场贪腐连环案，尚无法判断，但是温州杨湘洪外逃被传与在金融危机中陷入危局的企业有关，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外逃的中共官员和商人的层出不穷，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上而下的全面信仰危机，也反映出日益腐败的政治体制已病入膏肓。众多的出逃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已经非常清楚中共这条船撑不了多久了，他们不愿意为中共执政的欠债买单，更不愿意为其殉葬，抢在「沉船」前逃命就成为了他们的本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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