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是有天大的冤屈，你也不要去上访，打掉血牙往肚里吞吧，否则你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报道已是很多，在百度上搜索“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却有2.5万条)。我这样说，是那些践踏上访者人权的人，如今更有理由把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因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斩钉截铁地说了：“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还说，“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有了这位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的这番话，今后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一个个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
权力骄横，人人可得“精神病”！去年12月8日《新京报》报道了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 84岁的时亨生老人在新泰市精神病院秘密进行着自己的“任务”，迄今，他记录了18名被关进精神病医院的上访者。看过新闻，我写了一篇《把你送进精神病院 看还敢上访不？ 》，第二见报后我才注意到编辑把标题改为“将人强送精神病院是‘精神恐怖主义’”，编辑这样改，我想是根据文中的内容而改的，我在文中说，这是一种恶劣的行径，让人感到畏惧。记得一位精神病专家曾说过，再好的人，一旦送入精神病院，整天和那些疯疯癫癫的人在一起，久而久之也就真的成了精神病人了。孙法武只要想起在精神病院的日子就头痛，说“脑袋要炸”。脑袋怎能不炸？好好的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就要按精神病来治。老孙冲着医生大喊：“我没病！我是上访的！”医生说，“我管你有没有病，你们镇政府送来的，我就按精神病来治。”之后，就有几个人把老孙按倒在床上，“手脚全绑在床腿上，外套蒙在了脑袋上。” 灌药、打针，直到“没了意识”……要不是孙法武80岁的老母病逝，“知趣”地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他就得在精神病院继续呆着。孙东东为何不说这些“政治强迫症患者”，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呢？其实鄢烈山先生的《孙东东也该问责》(3月31日《南方都市报》)和《官聘专家的职业伦理》(4月3日《长江商 报》，就回答了我上面提的问题。鄢先生称孙东东是典型的为强者开脱的强盗逻辑，他的逻辑只有一条是一贯的：强势一方总是有理的，现行制度没有什么要修正 的。
我从小对“精神恐怖主义”就有一种憎恨，也生怕有人说我有精神病，那种意识反映是十分强烈的，记得我12岁那年，和村里的孩子们玩，一个比我大2 岁的男孩随意说了一句“你精神病是不？”我从地上拿起一块硪卵石向他砸去，砸得他满头是血。这种憎恨来自于我奶奶从小对我的灌输，奶奶三番五次地给我讲她小弟的事情，奶奶的小弟年轻有知识，在单位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由于太爽直，遭人嫉妒被人诬陷于反革命，送到监狱和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说自己不是精神病人，那些人就拼命地揍他，给他注射镇静药，之后他就成了一个真正有精神障碍的人。一个有理想、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就这样被摧残。当然这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文革年代，但时隔30多年了，却没有想到孙东东还会说出这样可怕的雷言。
深圳女子邹宜均因遗产继承等纠纷被母亲兄姐强送精神病院，邹均宜为了逃离这种恶梦，在朋友帮助下逃出精神病院后出家为尼（3月18日《南方周末》）。多年前我还写过《产生“刁民”洪有昌的土壤》，一辈子安分守己的堂叔却成了一个老上访户，在老百姓眼里他是个正直老实的农民，在乡干部眼里他是个可恶的刁民。其实洪有昌并不是因自己个人的事上访，而是他这个老实的农民渴望着正义，正义的冲动使他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造高速公路征了村民的地，征了地的农民只是拿到补偿的一小部分钱，于是征地的农民与村干部打官司，村干部用村里的钱送礼，而被征地的村民却是凑钱打官司。他从乡政府上访到北京，漫漫的上访路只为“正义”这两个字。 (2005年4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那时上级来检查，干部只是把他送去“旅游”，如果是现在就可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了，因为送进精神病院既省钱省事，还能教训这些上访户，今后看他们还敢上访不？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帖，已看好久了，大意是说秋菊的女儿菊香去河里挑水，村长对菊香说，《物权法》颁布了，河里的水也是集体的，必须交钱，看着美丽 的菊香，村长坏笑地说：“对于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子来说，只要跟我睡一夜就不收钱了。”后来，菊香被村长强奸了，菊香走上了当年母亲的漫漫上访路，但她却没有母亲秋菊那样幸运打赢了官司。记得当时我还写了续文：由于菊香去北京上访，上面批示要严查，村长听后忙去找有关部门的领导通融，并说菊香有精神病，菊香不但没有告倒村长，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与自由，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违法干预、阻拦；而且，在一个法治社会，上访也是社情民意的反映通道，是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缓冲区。如果按照孙东东这个东东说的“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那么，这种“精神病阻断法”就会把维权路径堵死 了，这是那些践踏上访者人权的人最希望看到的。今后还有谁敢去反映情况，提意见或者投诉？你去了，人家只要问你是不是精神病？你就会立马逃之夭夭，谁不怕送进精神病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权力骄横，人人可得“精神病”！去年12月8日《新京报》报道了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 84岁的时亨生老人在新泰市精神病院秘密进行着自己的“任务”，迄今，他记录了18名被关进精神病医院的上访者。看过新闻，我写了一篇《把你送进精神病院 看还敢上访不？ 》，第二见报后我才注意到编辑把标题改为“将人强送精神病院是‘精神恐怖主义’”，编辑这样改，我想是根据文中的内容而改的，我在文中说，这是一种恶劣的行径，让人感到畏惧。记得一位精神病专家曾说过，再好的人，一旦送入精神病院，整天和那些疯疯癫癫的人在一起，久而久之也就真的成了精神病人了。孙法武只要想起在精神病院的日子就头痛，说“脑袋要炸”。脑袋怎能不炸？好好的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就要按精神病来治。老孙冲着医生大喊：“我没病！我是上访的！”医生说，“我管你有没有病，你们镇政府送来的，我就按精神病来治。”之后，就有几个人把老孙按倒在床上，“手脚全绑在床腿上，外套蒙在了脑袋上。” 灌药、打针，直到“没了意识”……要不是孙法武80岁的老母病逝，“知趣”地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他就得在精神病院继续呆着。孙东东为何不说这些“政治强迫症患者”，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呢？其实鄢烈山先生的《孙东东也该问责》(3月31日《南方都市报》)和《官聘专家的职业伦理》(4月3日《长江商 报》，就回答了我上面提的问题。鄢先生称孙东东是典型的为强者开脱的强盗逻辑，他的逻辑只有一条是一贯的：强势一方总是有理的，现行制度没有什么要修正 的。
我从小对“精神恐怖主义”就有一种憎恨，也生怕有人说我有精神病，那种意识反映是十分强烈的，记得我12岁那年，和村里的孩子们玩，一个比我大2 岁的男孩随意说了一句“你精神病是不？”我从地上拿起一块硪卵石向他砸去，砸得他满头是血。这种憎恨来自于我奶奶从小对我的灌输，奶奶三番五次地给我讲她小弟的事情，奶奶的小弟年轻有知识，在单位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由于太爽直，遭人嫉妒被人诬陷于反革命，送到监狱和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说自己不是精神病人，那些人就拼命地揍他，给他注射镇静药，之后他就成了一个真正有精神障碍的人。一个有理想、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就这样被摧残。当然这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文革年代，但时隔30多年了，却没有想到孙东东还会说出这样可怕的雷言。
深圳女子邹宜均因遗产继承等纠纷被母亲兄姐强送精神病院，邹均宜为了逃离这种恶梦，在朋友帮助下逃出精神病院后出家为尼（3月18日《南方周末》）。多年前我还写过《产生“刁民”洪有昌的土壤》，一辈子安分守己的堂叔却成了一个老上访户，在老百姓眼里他是个正直老实的农民，在乡干部眼里他是个可恶的刁民。其实洪有昌并不是因自己个人的事上访，而是他这个老实的农民渴望着正义，正义的冲动使他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造高速公路征了村民的地，征了地的农民只是拿到补偿的一小部分钱，于是征地的农民与村干部打官司，村干部用村里的钱送礼，而被征地的村民却是凑钱打官司。他从乡政府上访到北京，漫漫的上访路只为“正义”这两个字。 (2005年4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那时上级来检查，干部只是把他送去“旅游”，如果是现在就可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了，因为送进精神病院既省钱省事，还能教训这些上访户，今后看他们还敢上访不？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帖，已看好久了，大意是说秋菊的女儿菊香去河里挑水，村长对菊香说，《物权法》颁布了，河里的水也是集体的，必须交钱，看着美丽 的菊香，村长坏笑地说：“对于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子来说，只要跟我睡一夜就不收钱了。”后来，菊香被村长强奸了，菊香走上了当年母亲的漫漫上访路，但她却没有母亲秋菊那样幸运打赢了官司。记得当时我还写了续文：由于菊香去北京上访，上面批示要严查，村长听后忙去找有关部门的领导通融，并说菊香有精神病，菊香不但没有告倒村长，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与自由，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违法干预、阻拦；而且，在一个法治社会，上访也是社情民意的反映通道，是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缓冲区。如果按照孙东东这个东东说的“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那么，这种“精神病阻断法”就会把维权路径堵死 了，这是那些践踏上访者人权的人最希望看到的。今后还有谁敢去反映情况，提意见或者投诉？你去了，人家只要问你是不是精神病？你就会立马逃之夭夭，谁不怕送进精神病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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