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之后，沉默是金?

今年3月19日，号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800万订户报纸《南方周末》张贴了一张题为《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大字报，揪出所谓陷聂绀弩入狱的告密犯。作者声泪俱下的控诉取得震撼效果，海内外网络口诛笔伐，规模之大、声势之凶，用词之激，均属文革以来罕见。这样严重的指责，不能光靠感情用事，为此，拙文《黄苗子告密辨析》、《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分歧所在-回应章诒和先生的<我没错> 》再三质询告密证据。大字报作者自始至终以法庭抵挡："即使走向法庭，也有事实依据"，"有谁觉得有损于某人的清誉，尽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主子的时代，能将聂绀弩送进监狱；讲法治的今天，当能把我打上公堂。"拿不出白纸黑字的告密信，也没有黄苗子先生的供认，真相始终不明，讨伐却在继续。

山西诗词学会张希田先生4月29日在博客里转发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所据的《聂绀弩有刑事档案》作者寓真先生对告密者一事的澄清，题为《寓真先生就《聂绀弩刑事档案》答诗友问》，全文见http://sxzxt2006.blog.163.com/blog/static/67868647200932921727115/。我曾询问张先生，刊登前是否经寓真先生过目，回答是：是寓真先生交给他的。张先生转发时加了按语："寓真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在《中国作家》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乃至网络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人出于个人理解和感受，说法有的不准确、有的甚至是误解。尤其对于谁是‘告密者'的追讨更是偏离了作者的本意。最近，寓真先生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真相终于大白。

寓真先生说："我虽然也写到了检举揭发的事情，但从全篇的主题来说，如果把注意点转到谁举报、谁告密的问题上，这就可能会舍本求末、去实务华。我在提到聂绀弩的举报人时，主要是想指出一种历史现象。那些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背景下，整个知识界在受难，不论怎样的行为都是一种被动状态，谈不上有多少主动的因素。网上有的文章，大概是出于读者的个人理解和感受吧，说法有不准确、或者说是误解的地方，这确实是我始料不及的。"

其实, 《聂绀弩刑事档案》表述得相当清楚，聂绀弩在1967 年5 月17 日预审时供出："我是1962 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这就自然将上述人士牵进聂案，导致内查外调，这些人写的证明材料便入了聂档。同样，聂绀弩的交代也进了别人的档案，受到牵连的不仅上述人士。1967年7月17日预审时，聂绀弩供称："我听人家说，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谈恋爱，有男女关系问题，后来我也对别人讲过。我和谁讲记不清了。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这个供词在 1967年10月14日预审口供中重复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一个60多岁的老诗人，为被查获的几张诗稿下狱，吓得神不守舍，说了些害己害人的傻话。正如寓真先生所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整个知识界在受难，不论怎样的行为都是一种被动状态，谈不上有多少主动的因素。"至于聂绀弩到底被谁送进了监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周健强先生的《聂绀弩传》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08年版刘保昌先生的同名著作都说得很清楚，聂绀弩舍不得烧掉诗稿，打了个包托人带给远在成都的胡风夫人梅志保存，以为蜀道之难，红卫兵不会入川！这人糊涂，可是有谁经见过那种史无前例的无序状态呢？账该算到始作俑者头上，40年后却掀起了一场揪告密犯运动，所谓的告密犯又都是文革囚徒，还有比这更荒唐的荒诞剧吗？

寓真先生特别声明："我在‘祸端酿成从头说'那一章节中，写到‘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说他一个晚上‘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有的文章在引述这事的时候，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误解。"

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里，张冠是这样戴到李氏头上的："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他就是黄苗子，聪明的作者用排除法推定其人，而知情者则一眼确认其人。 1962年9月12日，大概是黄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作者是以知情者的身份确认告密者的。需要说明，这是3月21日北岛先生代发在《今天论坛》上的说法，3月26日撤了，发了个公告，说这篇文稿是早于《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的版本，也就是说，是未定稿。《南方周末》版本里没有"他就是黄苗子，聪明的作者用排除法推定其人，而知情者则一眼确认其人。" 行文改为："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1962年9 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怀疑对象增加了一个王次青。但后面的"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把不是右派的王次青排除了。说来说去，配合公安机关写告密信的还是黄苗子。

凭着作者与黄苗子先生的交往，她不该犯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她曾与黄家夫妇共同赴宴，应该知道黄先生与酒无缘，应酬场合抿一点就上脸。《聂档》里，这封告密信一开头写就提到酒："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下午，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聂处。我打算约聂外出，如果他不愿外出，那就去他家里喝。去时，聂一人在家写诗。我提出了邀请，聂很干脆地答应了。傍晚时，到西苑餐所后，听聂的安排，在露天座里喝酒，等到晚8 点吃夜宵。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炸虾、猪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酣耳热，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别说长达十几页的告密信不像出自惜墨如金的书法家苗子之手，单单这瓶喝光了的酒也安不到这人头上啊！

告密信中引聂绀弩的话："听说高汾（《大公报》社）的老婆已经恢复了党籍，先前还不是让她和我们一起劳动改造？"高汾女士抗战之前就是一位名记者了，聂绀弩不会连人家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何况还曾一起劳动改造过。苗子夫妇三十年代与高女士相识，几十年没中断过往来。把这样拙劣的告密信栽到黄先生头上，还自诩知情人，揭发者的可信度可见一斑。

疑人偷斧，往后怎么想怎么说，都觉得顺理成章，甚至还自责"不忍"。"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不是聂绀弩被黄苗子一笔一划写进了监狱，而是黄苗子被今人一刀一斧砍到耻辱柱上。

在西方法制国度，任何人面对这样重的责罪，无论是警察、媒体主持人或私人，都会提醒出言者："您知道这话的分量和您要承担的责任吗？"他必须出示证据，否则要承担诽谤甚至诬陷的责任。当今中国，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念，凭着莫须有，就敢口诛笔伐。媒体不加审核，和盘推出。只要所谓大方向对头，细节问题不必考虑，说错了，大不了来个负荆请罪。逞一举之能，图一时之快，不顾他人的声誉和心理健康，这种唯我独尊、把他人不当人的做法是历代暴君的特权。伴君如伴虎，国有此风，人人自危。

两个月来围绕黄苗子告密的辩论令人寒心，墙倒众人推，一个96岁的病弱老人，尚未验明正身，就被押上去菜市口问斩的囚车，任人捶打唾骂。光天化日之下，人的尊严被践踏，人权被蹂躏。如今，建立在沙滩上的告密大厦呼啦拉恢复了沙子的本质，洪水之后，难道不该反思吗？在一个不知人权为何物的国度，急需引进这个普世价值, 人权不只是用来制衡国家机器的，它也是制约公民之间言行的底线，后者是广义的人权。人生而平等，人的尊严不容侵犯。原始愚昧挑战现代文明的"气死人不偿命 "该收敛了, 侵犯他人尊严、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言论，不在言论自由之列。

住在医院里的黄苗子先生一直被家人瞒着，他的沉默被陷他告密的人说成是默认。如今真相大白了，陷他打他的人全都缄口了，别说负荆请罪，连个对不起都没有。黄先生不得已的沉默如今成了金，他们的沉默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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