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第一章 游子还乡， 1951-52(2)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丶妓女丶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在座的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现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丶观点丶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丶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两三个月前李政道在分手前笑着说的「洗脑袋」的前景，难道前景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

「十一」国庆前，全校师生每天下午集中在体育场排练编队游行，准备参加全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接受毛主席检阅。地理系侯教授精神抖擞，嗓音嘹亮，指挥若定。因为我们将有幸接受毛主席亲自从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我们一遍又一遍齐声练习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很反感，但是老教授们的榜样给我上了一课。「十一」大庆正日，我们凌晨起床，到体育场按规定的队形排好。然后，八人一排，「雄赳赳丶气昂昂」，列队徒步几十里向市中心进发，等待在规定时刻进入天安门广场。我的两条腿和两只脚都酸痛不堪，真不知道那些老教授怎么吃得消。入场之后，满眼兴奋若狂的人群，满耳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光荣丶伟大丶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事隔多年，我才充分体会到天安门前这个狂热的群众大会的景象和这两条震耳欲聋的口号的全部意义。谢天谢地，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种游行。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开始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大名鼎鼎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丶浪费丶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思想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三反」就变成了要大反特反「亲美丶崇美丶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

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在燕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放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集文化侵略丶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他用的是「 」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 （猪）」！文化侵略，铁证如山！于是，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积极分子「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丶中型丶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为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丶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温文尔雅丶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之外的。陆家有一名多年相处丶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她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以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人到猿，从猿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不配为人师表。历史系着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的家属，手里提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丶历史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英语四年级班上，三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比如，有一天，有一个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鸽翼》。我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一连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一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作，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也被记录在案！

这时候，我已把继母从扬州接来，搬进燕东园四十一号的两层小楼。我们住楼上，机械系的张福范教授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下，男孩四岁，女孩两岁，可爱极了。他也是一年前才从美国史坦福大学学成归国的。起初他对我有戒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我俩原来是「难兄难弟」，才带着孩子上楼来，在我家徒四壁的「客厅」里说笑。他富有幽默感，讲话有风趣，爱和学生开玩笑。运动当中，有学生认为他的一些幽默笑话有政治问题，他为自己辩护说：「可是邱吉尔也有强烈的幽默感啊。」这一下可糟了。学生积极分子认为他崇拜大战犯邱吉尔，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要他专门做一次检讨，接受批判。张教授无可奈何地对我长叹一声：「这些人没有一丝一毫幽默感，你拿他们怎么办？」接着又说：「我要能闭上嘴巴就好啦！不过宪法是否保证沉默的自由呢？」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体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检讨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丶西方教育丶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丶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丶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检讨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丶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