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怡楷口述)
一
宁坤调到清河农场时,我曾希望情况会有好转。至少,他现在离我近了一些 ,邮件往返也会快一些了。按照监规,他每个月写两封简短的信,告诉我他好着,教我别担心。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我自己就得了浮肿病,连小丁丁也出现营养不良的症象。他在监狱里能靠什么活下来呢?我知道担心并没有用,然而我的忧虑时常使我夜不能寐,而夜又很长。
新的一年来到了,但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新的东西,除了四哥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到监狱探视宁坤的情况:"他身体还可以,不是太好,但眼下有谁身体好呢?你不必担忧。我们过些时再给他买些黑市食物送去。"
二月里,我和一丁又度过一个孤凄的农历除夕。在这举国欢庆的春节,我们母子俩分配到一斤白面粉丶半斤肥猪肉丶一小棵卷心菜。为了让孩子高兴高兴,我把猪肉和卷心菜外叶剁成馅儿包饺子。我们把小小的菜心养在一碗水里,给冷清清的房间添一点生气。看着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饺子,我心里感到好受一点。这时候,他突然问我:"妈妈,你知道爸爸今晚也在吃饺子吗?"我想这不大可能,但是我说:"我希望爸爸也在吃饺子。在天津家家户户都吃饺子,这是风俗习惯。"天哪,他们既然已经养不活他,为什么不放他回家呢?我曾模糊地希望到寒假时去看他。可是,寒假快开始时,领导上宣布要大家留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毫无办法,唯有等放暑假再说了。
谁知五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时间,在打字室接到宁坤的信。急忙打开一看,比往常更短:"怡楷:我病危。望即来见可能是最后的一面。"出了什么事?三个哥哥来信一直教我放心。难道是我被蒙在鼓里?我惊慌失措,就不顾"小辣椒"的阻拦,直奔系主任办公室去向李主任请假。我一声不吭地把信递给他,然后提出要请假去探视病危的丈夫。"你怎么知道他的病就像他说的那么严重?"
"李主任。"我尽可能平静地回答他。"我爱人走了三年多了。以前来信一直说他身体很好,让我放心。如果不是情况十分危急,他绝对不会让我忧虑的。我太了解他啦。何况,您知道的,他的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管教人员不会让他把信发出,如果他讲的不是实话。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好让我去看看他,也许是最后一面了。"
"别感情用事嘛,李怡楷。"他开始提高嗓门儿了。"我办不到。你是打字员。你要做的工作很多。系里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你却要请假去看望极右分子爱人。你现在还是他的爱人,但你也是国家干部。你必须站稳立场,和右派划清界限。这是个立场问题啊!不行,我不能批你的假。就这样吧,李怡楷同志 。"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我灰溜溜地离开办公室,拖着两条腿走回家去。一进家门,就听见一丁照例嚷嚷:"妈妈,我好饿!"心里感到比平常更难受。我赶忙打开小煤球炉,做了一锅山芋面糊。一丁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他看到我没吃就问我:"妈妈,你怎么不吃啊?你不饿吗?我一天到晚都饿!"
"乖乖,那你就多吃点儿吧。妈吃不下。你爸爸病了,病很重。他们不让我去看他 "我说不下去了。
"妈妈,我们一定得去看他。大爸爸生大病,他一定特别想我们。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你再去找他们嘛。我也要去看大爸爸哩。"
孩子说得对,我不能那么轻易地认输。长期在恐惧中生活,畏缩几乎成为第二天性了 。可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必须进行抗争。
看着一丁上床睡觉之后,我离开我们凄凉的小屋,走到校园那一头领导干部住宅区。一走进李主任家灯火通明的客厅,我就看到"小辣椒"的爱人丶系总支委员吴老师和那个与一丁同年的儿子小明在玩。他一会儿把小明抛到空中,一会儿又玩驮驮背。父子两个笑声不断。我看傻了,呆呆地站着不动,说不出话来。李主任先点了一支烟,然后转身对着我。
"李怡楷,你又来干什么?"他不耐烦地开腔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你不能去清河农场看你爱人。我不能让你在政治上犯错误。我们党一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连日本和国民党俘虏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你干什么要为你爱人担心呢?他这几年一直很好,是不是?他还没死,是不是?""但愿如此吧。"
"那就得啦。这也足以说明他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要是他真的病了,农场领导会按党的政策给予他必要的医疗。你还能要求什么呢?你也不是医生,你去有什么用,就算他是真的病了,嗯?"
"李主任,我来系里工作两年多了,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现在我爱人垂危,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好让我去看看他,也许是最后一面了。他身为右派,罪有应得。但我们的孩子总归是无罪的吧。小丁丁和小明同岁,已经三年多没见到他爸爸了。我们的女儿一毛出生时,她爸爸已经关进劳动教养所了。我只向您请几天假,好让我们都能见他一面。我一定尽快赶回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我希望我的要求是和革命人道主义并不矛盾的。"
"你这个人真顽固,李怡楷同志。"他厌烦地说。"我拿你有什么办法呢?得啦,我准你一星期的假。你一定要及时赶回来。再见 。"
黑夜里,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个快乐的孩子的欢笑一直在我耳边回荡。"但愿宁坤能活着回家和咱们的孩子玩!"我默默地祷告。回到家,我看到一丁睁眼躺着。我一把扑在他身上,搂了又搂。我先使劲忍住眼泪,然后才告诉他:"一丁乖乖!我们要去看大爸爸啦!妈妈得感谢你让我再去找他们。也不知怎么的,妈妈有时侯脑子就不管用啦。我们有整整一眼7个星期的假!"
我孩子从床上跳起来,搂着我的脖子。"妈妈,我太高兴啦!我这一下可见到大爸爸啦!咱们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就走!"
二
在硬席客车上挣扎了一天一夜之后,我在清晨牵着一丁的手走进家门。妈妈和全家人都大吃一惊。我把宁坤的短信给他们看,妈妈立即流下了眼泪。我后悔我太冒失了。因为家里多年来出了那么多伤心事,妈妈的眼睛已经快哭瞎了。但她很快就擦去眼泪,用她平日那种令人舒心的声音说话了。
"他怎么会病成这样?你的几个哥哥给他送去了不少好的食物,现在他的身体该好些啦。怎么会病成这样呢?可能搞错了吧。别担心,怡楷。"
不久,哥哥们就跟我讲了老实话。宁坤的浮肿非常严重,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惊动我是没有用的,尽管他们自己都感到很难过。他们一直都在希望高价的黑市食品会渐渐帮他恢复健康。那为什么会来了这封告急信呢?我急不可待地要去见他。
大哥警告说:"‘五一'我们去看他时,宁坤看上去身体很坏。他妹妹一看到他就失声痛哭,我的大小子和平也跟着一起哭。你是一个人去,我知道你会受不了的。不过你非克制自己的感情不可"他哽咽了。
"我一定做好思想准备,大哥,您放心吧。"自从爸爸在二十多年前去世之后,大哥始终关注着六个弟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大多是不幸。他以完全忘我无怨之心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我的伤心事又给他增添了新的负担。
尽管挤了一整夜的硬席车的疲劳还没消除,第二天一大早就独自乘上了开往茶淀的慢车。我把一丁留给妈妈照看,她是天还没亮就起来给我做早饭的。我在黎明前离家时,她递给我一个旅行包,包里又装满了黑市食品。她平静地说:"替妈妈告诉他耐心忍受。好人受难。你去吧,见个面对你俩都有好处。"
我在茶淀小火车站下车时,太阳已经升起。我走进萧条的候车室去找办理到农场探视手续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窗口挂着一个大字牌子,上面写着"探视宁河农场劳教分子登记处",窗前已经有几个妇女排着队。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邋邋遢遢丶形容憔悴的中年女子,身上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灰布男式干部服上衣。她手里拿着一把生满锈的大铁锹。干什么带把锹?是给她男人用的劳动工具?为什么不带食物包?过了一会,我忍不住问她:"大姐,这锹作什么用?"
"告诉你也没关系,妹子,因为你也是去同一个地方的,"她满不在乎地回答。"昨儿个接到场部通知,说我家右派男人死了,让我来收尸。我带这把锹就是来埋死鬼的。我男人死了,明白吗?"
我注意到她身边站着一个男孩,满脸病容,身上只穿一条灰色破短裤,脚上趿着破旧的黑塑料凉鞋。"这是你儿子,大姐?"
"是啊,和那个死鬼生的。他刚十岁,没吃的,没穿的,没学上。人死了,他就死了。对不,妹子?可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呢?"
"我很难过。"我爱莫能助地说。
"他死了,他现在安宁了。不用为他难过了。他不再需要吃的了。可我们娘儿俩怎么活下去呢?"停顿一会儿之后,她问我:"你男人也是右派?"
"是的,他也是右派。"
"他还好吗?" "希望他不出事,"我无力地说。可是那把铁锹使我心寒。宁坤写那封告急信到现在快两个星期了。我是否也来迟了呢?天哪,我会不会也需要一把铁锹呢?
填好表格之后,我和那个带着儿子和铁锹的女人一道离开候车室,走上去监狱农场的十几里长的碎石子路。一路上,听她说她也是头一次来。他男人给家里写过信,要她送吃的。他该知道家里的难处。她到哪里找钱给他买吃的呢?一个小学教员,工资本来就很低,后来因为他说党支部书记专横就被打成右派,开除,劳教。"我靠打零工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我给他写回信,还是向邻居借了八分钱买的邮票。我总盼他有朝一日会回家,恢复工作,一起过小日子。好歹从今以后他不会再给家里写信啦。"
我将目光从她身上转移开,以平息自己的感情。虽然时值暮春,周围的田野却满目萧瑟,一派凄凉。没有树丶没有鸟丶没有野花,甚至没有绿草。如此劳改天地!我的思绪被那个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的一声叫喊打断了:"瞧,妈妈!那儿是什么?"远远地,我可以看出一座大怪物似的城堡式建筑,高高的灰墙头上像蛇一样盘绕着带刺铁丝。它比紫禁城更令人望而生畏。再走近一些,我看到了望楼上的武装士兵。农场大门口警卫森严,卫兵步枪上的刺刀在上午的阳光里闪闪发光,使我不寒而栗。一名卫兵挥手要我们到大墙外一所小屋去。小屋门上的牌子写着"探视室"。走进去,看到几条歪歪斜斜的白茬长板凳上坐着几个女人。我们一声不响地坐下。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男人的脑袋从一间内室探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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