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27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与林彪公开翻脸之前，林彪是怎样与江青开战的。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双方虽然也有某些龃龉，但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在此之后，尽管仍然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暗中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当共同的政敌已经被收拾殆尽，双方大体上平分天下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原本并不牢靠的政治联盟随即出现了裂痕。还没有开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撕破了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文革开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杨、余、傅事件"后，被林彪亲点进京，接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毛泽东最初也很器重他，在得知黄参加过中共秋收起义后，更是对他宠信有加，把黄视为自己的亲兵，九大时曾有意让他进入常委。所以，黄一度在政治上红得发紫，锋头超过江青。让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黄永胜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儿来了个下马威，整得灰头土脸。起因是原来军委办事组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时，要列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一大堆名字。这样传阅起来很费时间，容易误事。后来军委办事组请示了毛之后，有关军队调动这类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在搞"独立王国"。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对她封锁消息，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并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黄永胜、吴法宪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清理思想，还取消了原定由黄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这样跟黄永胜过不去，倒并不全是因为黄在政治上的风头超过了她，有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前面提到过的在"大闹怀仁堂"之前，林彪斥骂江青的那一场戏。为此，江青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但又对林彪奈何不得，于是迁怒于人。再加上当时黄永胜也曾经在军委常委碰头会上放了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非要他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黄永胜进京是林彪亲自点的将，又因获得毛泽东的赏识，所以不大买江青的账，没有上门烧香拜佛。这样，就更加冒犯了江青，于是老账新账一起算。
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窝里斗，迫使周恩来又一次出来充当和事佬，将双方往一起撮合。这件事很显然是江青在无理取闹，不过慑于她的特殊身份，除了毛泽东以外，别人根本碰不得，所以当江青对黄永胜大发雌威时，周明知事情的原委，当场也不吭声，而是在事后向毛作了汇报。毛听后表态说：不要理她，让黄照样当团长，率团出访。
有了毛泽东的表态，周恩来心里有了底，于是带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到钓鱼台登门拜访江青。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向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在场的康生、姚文元则在一旁帮腔。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则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嘱咐，老老实实地听着江青的训话，一声不吭。
周恩来这种明显"拉偏架"的作法，自然引起非议。汪东兴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周对江青太迁就，提出"希望中央常委对江青要多加教育，不要纵容江青"。周明知这是在转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但他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当真照办。因为以他多年来相处的经验来看，他实在太了解毛与江青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的关系了，所以对毛的话不能太认真，否则就会自讨苦吃。
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作，指定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陈伯达本来是属于钓鱼台营垒的，虽然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却是江青的傀儡。为此，他曾多次自称自己是个"刘盆子"，刘盆子是汉朝的傀儡皇帝。陈在文革小组的日子很不好过，江青经常当众揶榆、训斥、羞辱他。为此，陈伯达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在中央文革的圈子里，陈十分孤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
起他，当众讥笑他是"乌笼院"的院长，就连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小字辈"也不把他
放在眼里，倚仗着江青，"骑在他的头上拉屎拉尿"。
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不得不转向林彪，寻找靠山。而林彪为了挖江青的墙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过叶群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对陈进行安抚笼络，而且还亲自出面替他讲话撑腰，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对此感激涕零，因而在政治上逐渐倒向林彪一边，成为毛家湾的座上宾。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本来就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因此对文革运动并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陈伯达为此曾私下征求过周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彪更加受到鼓舞。
根据林彪的这一思想，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毛也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毛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见毛表了态，都不再吭声。
接下来，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陈跳出来反唇相讥，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搞运动。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没想到这一下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狠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陈伯达老往林彪那里跑，认为陈老病复发，又在政治上搞投机，见自己老迈年高，便改换门庭，往林彪那边靠。于是，毛又把历史老账翻出来，指桑骂槐，批陈伯达一贯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最后，毛泽东表示张春桥的稿子"大体可用"，而把陈伯达的稿子退了回去。不仅如此，毛甚于还动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陈排出常委的念头。大半辈子为毛起草和修改文稿的陈伯达见毛原封不动地退回自己的稿子，连看都没看，不禁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以后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个乖觉的人，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发这顿无名之火的弦外之音，心里虽然不高兴，但由于毛已经明确表态，便不再说话了。不过，他从此记恨上张春桥，多次在私下表示："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小记者，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说到做到，林彪一直到九大登台作报告之前，对张、姚所写的稿子甚至连一遍也没有看过。
在中共九大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变本加厉，双方暗中使绊，互相拆台，算计对方。先是江青一干人抓住林彪把九大政治报告念得 "结结巴巴"一事，纷纷在文革碰头会上提意见，让林彪下不了台。林彪布置他的亲信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做了手脚，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的选票压了下来。这让"文革旗手 "江青当众出丑。
江青由此对林彪、叶群二人戒心大起，疑神疑鬼，处处提防。先是怀疑他们在她钓鱼台的住地安装了窃听器，在翻腾了一个够后，索性搬了家。随后又交代秘书把和毛家湾之间来往的文件和电话记录统统保存下来，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被她给绕进去了。"
和中共公开宣扬的"九大是个团结的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正相反，随着林、江双方的钩心斗角愈演愈烈，毛泽东投入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支持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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