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姥爷自己的故事
姥爷出身贫寒，养家糊口的生计是背着包袱在地摊上卖布头、针头线脑。唯一值钱的是那辆每天驮着包袱的自行车，母亲考取了女子中学，姥爷卖了车给女儿交的学费。
姥爷写过明史专著
姥爷的亲娘死得早，又因为自己脾气犟，有了后娘和弟妹后，在家中的日子开始难过了，亲爹也没能供他读中学。就是靠的这点儿高小文化程度，让他日后能“读书破万卷”，居然通晓中国历史。我印象中的姥爷，何时见到都是手不释卷，而且看的是那种竖版的古书，都是他从旧书摊上淘换来的。
常见姥爷撩起床上的铺盖，在露出半截的床板上铺好纸墨，端端正正地坐在板凳上写字。听表哥说姥爷在写书，写明史。我纳闷，明朝的历史早有史书了，从教科书里都读过了，还用你这师出无名的老头儿来写？姥爷说，历史的范畴大，可不只是你们学堂里的那点儿东西，其中大大小小、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的事多了。我不明白，干嘛非写明朝的？前面的汉唐，后面的大清，都比它辉煌。姥爷说，明朝有不少珍贵的东西没反映出来，后人再不重视，就失传了，那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表哥念叨过，姥爷找过出版社请求给他出书，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接过他的书稿。现在回想起来，姥爷真是不识时务了。那个年月里即便有编辑感兴趣，文稿的内容十有八九不符合出版的要求。姥爷的历史观如果和中共的唯物历史观完全一致的话，大概就不会自己写书了。他当时一定是想写一些与公开发行的史书内容有悖的东西，或者缺失的或者失真的内容，想还原、归正一些史实，起码是拾遗补缺吧。他不明白，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在有意地篡改历史，编写了一本本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历史教科书，为的是给中国人彻底“洗脑”。为此，他们犬养了一帮自己的御用文人，圈外的人哪能涉足？
吃了出版社的闭门羹后，姥爷停笔了，也闭嘴了。文革时，孙男弟女批判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资修名利思想，饭桌上时常气得老爷子甩出一句“不通气的烟袋！”就撂下碗筷进自己的小屋里去了。书稿在官方出版部门那里遭了白眼，姥爷自认为是人微言轻。但在家里，为此动不动就遭晚辈的挖苦，他的斯文、尊严在儿孙面前彻底扫地了，晚年的姥爷整天没有一句话，家里人叫他“老怪物”。
哎！我时常惦记那些书稿，不知道还在不在？就是那笔书法也够给我们当字帖用的。那会儿怎么没和姥爷细聊聊，听听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们这群“不通气的烟袋！”没有一个拿他写书当回事的，那书稿的命运也只能随主人一同湮灭灰飞了。
姥爷的四男、二女
姥爷一辈子勤奋读书做学问，自学成才，但怀才不遇，自然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
姥姥生了四个儿子、二个女儿，差一点就像老百姓说的“五男二女活菩萨”了。大舅十几岁上害肺结核死了；二舅流亡海外定居加拿大，是兄妹中唯一还在世的一位；三舅从小逃学、打架，做了一辈子工人；四舅才貌双全，还没娶妻生子呢，就死在监狱里了；母亲读过女子高中，但受苦受累一辈子；小姨被打成右派，自己受罪不说，她的孩子还跟着她倒了大霉。
尼克松访华，姥爷不许出家门
六个孩子当中，二舅是让姥爷抱期望最大的儿子了。他小时候，怕染上大舅的结核病，姥爷让他到温暖湿润的南方去求学了。二舅在南京接受了高等教育，还专门进修过两年英语。后来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了文职官员，其实就是一名工程师。抗日时二舅回家探过亲，让姥爷在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面前风光了一把，这是姥爷这一生中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刻了。
49年二舅流亡海外后，就中断了和大陆一切亲朋好友的联系。他去了哪个国家、在那里干什么，甚至是死是活，家人一概不知。但是姥爷被政府视为“海外敌特”直系亲属，受安全部门监控。尼克松访华时，警察上门“关照”姥爷：这些天里，你在家老老实实呆着，不许乱说乱动。那会儿姥爷已经八十岁了，提出每天要去公园溜早活动活动身腿。警察回话：等尼克松走了再说！姥爷打发孙子把母亲喊过去有话说：莫非你二哥还活着，要不政府怎么还跟我没完没了？母亲没拦他高兴，哄他吃宽心丸：尼克松这个美帝头号敌人都来了，您儿子不过是老蒋的虾兵蟹将，快有盼头了！听表哥说，他爷爷被软禁在家那几天，不但没发脾气，还哼了几天小曲，不知为的是哪般？事后母亲说，你姥爷想儿子快想疯了！
尼克松走后，他的特使基辛格来来去去好几趟了，也没见警察对姥爷有过好脸。二十年后，他的老二才回来，那时候姥爷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没能熬到闭眼之前见上儿子一面。
姥爷：我的两个好儿子，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小舅我没见过，但是大人们老是背地里嘀咕他。他的模样只从相片里见过，一副英姿勃勃、年轻有为的样子。但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死了，总是有些震惊，长辈们对他的只言片语格外让我们留意。母亲说，五十年代小舅以回族少数民族的身份被抽调到民族工作队派往大西南工作。当时都认为这是党组织的信任，一家人挺高兴。但他走后几年没音信，追问之下得到回信儿：他因违反民族政策死在监狱里了。姥爷说，我的儿子我知道，我不信他能犯下死罪！
俗话说；财帛儿女动人心。跑到外面的二舅和死在狱里的小舅，让姥爷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滋味。对这两个儿子，真是说不清，道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二舅和小舅，让他到死都闭不上眼。
篇二好人二舅
我第一次见到二舅的时候，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在机场候机楼门口，母亲踮着脚尖，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二舅拥着她，兄妹俩抱头痛哭。看着这一幕，我们在一旁的小字辈眼圈也发红了。他们骨肉离别四十多年，都垂垂老矣！从海外飞来的二舅除了相貌与母亲极为相像外，没给我留下什么太多的印象。尽管我接受了他的美金礼包，但还是从心底对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怨恨。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没吃过他的一块糖，却被他连累得多年不得安生。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二舅，足足吓唬了我们四十年。
母亲在世时，我是替她老人家尽义务去看望二舅的。那时候一提这个二舅就心烦，母亲一辈子很少对人说过软话，但叫我代她去看望二舅的事几近央求。现在母亲不在了，我照旧探访。当我走近这位二舅后，才发现这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和他在一起聊天是一种享受。二舅是他们那辈人里唯一还在世的一位了，每次和这位老寿星告别，都有“见了这面，是否还能再见下一面”的念头，但是这样告别了五、六次了，还可能再见。
没撤离大陆前的二舅
国共内战期间，二舅被国民党军队派往香港，向英国购买设备器材。二舅说，去香港那几年他经手的是些大宗生意，但从没动过贪污揩油的念头。按月领军饷，够养活一家人就知足了。期间他收到过几根金条，来人是他的部下，说按我们这行的规矩，买卖金额的百分之十给大家分利了，是合理佣金，这几根金条是你的一份。二舅说虽然当时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成风，但是他不想沾边，这分明是发国难财嘛，愧对良心。出于情面，他对送金条的部下只能说“谢谢”。不收，怕得罪手下弟兄们，今后无法共事。他说自己一想起这几根金条，心里就不舒服。
昆明机场关闭了，二舅的航班泡汤了
49年底中共军队进军西南，逼近昆明。随蒋介石飞台湾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接到命令各自就近撤离大陆。当时飞往香港的机票用金条都买不到，纸币早就毛得成了废纸。
二舅去找机票的当口，在昆明机场遇到一位在这里工作的小学同学。要说真巧了，昆明离北京万里之遥，事隔多年，居然在这儿碰见了！多亏了这位小学同学帮忙，才搞到了三个座位，但不是同一航班的。一个座位是晚上飞，另两个座位是次日的航班。舅妈肚里怀着表哥，手牵着两岁的小表姐，算一个座位先飞了，说好了在香港那边等着二舅和孩子会齐。
舅妈的那趟航班起飞后六小时，解放军占领了昆明，机场关闭了，二舅的航班泡汤了。舅妈乘坐的那趟航班竟是昆明机场在民国时期飞往香港的最后一趟航班。二舅带着两个学龄前的表姐，随着诸多难民辗转一年后，才到香港与舅妈团聚。
逃生的一年里充满了心酸、眼泪和父爱
二表姐每次见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到父亲领着她和大姐一起逃难的那段日子。对于她们姐妹俩来说，那是充满了心酸、眼泪和父爱的一年，所以何时说起都会感慨不已。那一年她四、五岁，大姐六、七岁，父亲带着她姐妹俩没搭上航班，开始了逃难的日子。因为大陆对外都封关了，出逃无望，他们只好往内地走。最近的能投奔的只有外公家，他们是西南的大商户，肯定是共产党斗争的对象。明知他们日后凶多吉少，投奔那里不是好去处，但是眼下没有别的路可走。
当时兵荒马乱，二舅怕跑丢了孩子，就用绳子把两个女儿一左一右拴在自己胳膊上，身后背着一个盛着全部家当的箱子。二舅人长得个子又高，这副摸样很惹眼。一路上有人劝二舅，你这样逃难，目标大，太累赘，弄不好大人孩子都没有活路。二舅说，我宁肯舍了自己，也不能扔下孩子。他们住过大车店、马棚、破庙、山洞、野外……。我真的难以想象，一个年轻的父亲，拉扯着两个尚未懂事的女儿，是怎样经历的日日夜夜？二舅说，一路上，我们身上的虱子滚成了蛋。
几个月后爷仨终于到了外公家。外公知道女婿带着两个外孙女千辛万苦才奔到家门，真是悲喜交加。老人把家里值钱的细软都找出来交给了女婿，叫他不要在此久留，快去香港找他们娘儿几个。外公也劝女婿，暂把孩子放下，自己先走，待那边安顿好了再回来接她们。二舅深感时局严重，他估计没有再回来的机会了，所以决定还是带着孩子一起走。
幸亏有了岳父给的首饰银两，有人帮忙，买通了邮车，爷仨辗转半年，终于到了香港。二舅说，他是花岳父的重金买了一条生路。按照香港的地址找到二舅妈住的门上时，邻居以为这是三个叫花子，硬是几次不让上门，放狗往外轰。
在香港落脚
我问过二舅，怎么没追随老蒋去台湾？二舅说，战乱的动荡日子让他烦透了，从学校门出来就没有太平日子过。另外，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自己就把自己搞垮了一半！我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是借撤离大陆的机会躲开了。实际上从49年以后，二舅已经彻底脱离了军界，和国民党也没有任何瓜葛了。他“卸甲”了，但无法“归田”，只好作为一介草民带着妻子儿女在海外飘泊谋生。
在香港，二舅妈带着孩子用外公给的剩余银两做些小生意，二舅能教书，一家人勉强度日。
去马来西亚谋生遭中共的追杀
二舅相信“吉人自有天相”。有人介绍他去马来西亚应聘教书。他能教英语、国语、数学，因此被马来西亚政府聘用了，随后举家迁往马来西亚。几年后他谋得中学校长一职。在校的教员月薪二、三百块，而二舅的月薪过千，另外还配给他一套带有三个卫生间的大房子和轿车。在马来西亚的那段日子，一家人衣食无忧，对大人孩子来说，都是一段愿意回忆的快乐时光。
1956年，中共势力渗透到印尼，挑动印尼共产党游击队在相邻的马来西亚边界上制造武装摩擦，其主要目的是袭击消灭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二舅一家人自然是打击目标。表姐说，印尼过来的游击队，开着摩托，对着侦查好的目标投上几颗手榴弹就跑，一户户人家惨遭杀害。
被迫移民加拿大
二舅一家人49年险些身陷囹圄，噩梦刚刚过去，中共的枪弹又追杀到跟前。
危难时，二舅的“吉人自有天相”又应验了。表哥的加拿大籍老师，建议让表哥这个聪明绝顶的孩子去加拿大读书深造，并提出愿意为二舅一家人担保移民加拿大。就这样，一家人迁往加拿大。二舅在一家公司谋到了一个工程师职位，边学边干，直到退休。尽管当初一家人是迫不得已来的加拿大，但是二舅移民加拿大后从没后悔过，他庆幸一家人不但躲过了劫难，还安居乐业有了今天的这份好日子。皈依基督教后，他把这视为主的恩赐，祈祷时常为此感恩。
二舅妈：离共产党远点儿，要不没踏实日子过！
连母亲都没见过二舅妈，只听说二哥娶了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娘家是大财主。姥爷说：“我家祖坟上还有点儿风水，老二算光宗耀祖了。”遗憾的是，进门的儿媳妇还没来得及拜见公婆呢，就随夫君浪迹天涯了。
二舅信基督，舅妈拜观音。表哥告诉我，舅妈生他的前一天做了一个清楚的梦：在古代的一座大宫殿里，有四根高大的柱子，每根柱子上缠绕着青白两色的龙。舅妈想知道那是真的活龙还是雕画的假龙，就上前去摸，被摸到的那条白龙张开嘴咬住了她的胳膊，舅妈被吓醒了，第二天表哥降生了。表哥说，他的名字应该叫白龙，因为自己就是那条白龙转生的。
当年一家人是走是留？舅妈临产，表哥在娘肚子里过了预产期，舅妈说，孩子出生了，就不走了。没想到孩子迟迟不出世，倒很快有了三张珍贵的机票，舅妈安抵香港后，找到二舅的朋友帮忙安顿下来，平安产下儿子。表哥说当初他赖在娘肚子里两个星期不出来，日后救了一家人。舅妈说，这是天意，命不该绝。
从大陆虎口脱险，移民加拿大安居乐业，对这两步高棋，表哥表姐都认为老妈功不可没。他们记住母亲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离共产党远点儿，要不没踏实日子过！”八十年代，表哥表姐们通过官方、私下等多种渠道打听过外公的下落，都没回音。舅妈说：“还用问，不把人整死，财产怎么到手啊？我家是大户，共产的目标，不会有活路的！没准儿灭门九族了！”
篇三姥爷最疼爱的两个孩子：母亲和二舅
从母亲的嘴里听到过不少二舅的故事，当然都是他年轻时的事。母亲的二哥，早年是母亲心目中的偶像，后来是母亲的精神支柱。九十年代，他们俩来往的书信大概够写一本小说的，可惜两边的子女们都没拿那些老事、老话当回事，当作废纸扔了。二舅和母亲是姥爷膝下最爱念书的两个孩子，功课好，都考取了免交学杂费的名牌中学。他俩之间感情也好，都受长辈的疼爱。
小时候一听见母亲念叨二舅，父亲一定会在旁边拦话：“少跟孩子们说这些没用的事，不是没病找病吗？”随后母亲赶紧叮嘱我们：“千万别到外面说去，能捅娄子呀！”
履历表里故意不填写二舅
后来我们兄妹几个在填写个人履历的社会关系时，都按照父母的意愿，有意漏掉了这位二舅，干脆母系的亲戚一个不往上写，省得引火烧身。但是各个心里都清楚，我们家有“海外关系”。在家里从来没正经说过该怎样处置这个“海外关系”，谁都不愿意挑开这个沉重的话题说，但心照不宣。在这点上，我们特别听话，父母只告诉了一次就记住了，在一切档案上没留下过二舅的痕迹。多年后我问母亲：当初你们怎么像吃了豹子胆似的，敢向党组织隐瞒这么重大的社会关系？她说，事先汇报和事后被检举出来都没好果子吃。装傻充愣能混过去了，就算你们拣了便宜；要是露馅了，就说不知道，都推到我们大人身上。母亲像只老母鸡似的，让她的“幼雏”偎在她的“翅膀”底下。说实在的，也就是我家人走运，姥爷活着，三舅一大家人都在，哪个人那里不是导火索，可能不知道吗？
从来没见过面的二舅，像悬在头上的一个雷
那个年月里，这类问题一旦被清查出来，全家人有一个算一个，档案里除了要加重注明你的海外关系外，还得说明这是你曾有意向党组织隐瞒过的重大历史问题。换句话说，你政治上不老实、不可靠，今后永远不能被信任、重用，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当时我们直接面临的就是求学、就业、配偶这些人生中的大事。背着“隐瞒历史”的政治污点，你在这个社会里成为入了另册的人，上面提到的三件大事都要降低好几档。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母亲嘴里的二舅在我们心里投下的阴影越来越大。每到填表，从当初的心里一忽悠，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无名恐惧，觉得自己像做了贼似的，随时会被人揪出来示众。那一刻，对这个倒霉的二舅只剩下恨了。万幸的是我们一家人里没有在政府要害部门工作的，政审没深入到调查祖宗八代，爹妈的赌注“中彩”了，悬在我们头上的这颗雷没炸。
三舅一家人受了二舅的连累
而三舅一家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我的姥爷是表哥们的爷爷，他们祖孙三代住在一起，这么近的关系不好躲开。如果爷爷在国家安全部门挂了号，儿子、孙子难脱干系。三舅和几个表兄两代人，始终在新的城市贫民阶层里生存，至今穷困潦倒。文革后，因为要体现“可教育好的子女”政策的落实，四表弟被破格吸收为中共党员。他入党后没当官，也没发财，照样“下岗”失业，自谋生路。那张靠汗水和心计换来的党票，没给他带来什么实惠，倒是白交了几十年的党费。表弟不明白，那张党票是共产党给自己脸上贴金用的，而放在他身上是摆设。
大陆的一帮子穷亲戚
大陆的一帮子穷亲戚，大概也没少让二舅在二舅妈面前“为难”。从八十年代建立了联系后，二舅每年都给大陆的妹妹、弟弟汇钱，逢年过节好几次。我们原以为二舅他们海外人都阔得很，到了加拿大才知道，二舅领取的退休金不多。他五十多岁来加拿大工作，是从零开始的。缴纳的各项保险金额年头少，自然退休金少，但一家人的衣食住行没问题。他从没向国内的亲戚报过穷，总是有求必应。为给姥爷、姥姥修坟立碑，三舅没少跟二舅要钱。母亲提醒过，那里面有不少花帐。二舅说，有点就有点吧，咱爸到底是他给养老送终的。母亲说三舅不孝顺，二舅说，他为我倒霉比你们更大，就给点儿补偿吧。你们谁有困难可以跟我张嘴。
母亲向二舅张嘴要过钱
一向清高“万事不求人”的母亲还真向二舅张过一回嘴。当时政府为吸纳外汇，搞了一个鼓励政策：侨汇券积攒到一定数额，可以平价购买市场上奇缺的家具。母亲一辈子想有个写字台，其实对她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就是想圆自己这辈子的一个梦。除了能买一个写字台，剩余的侨汇券还够买一个大衣柜的，当然母亲两样都想要，但是钱不够。
我记得，直到我出嫁时，家里都没有一个像样的箱子，更别说衣柜了。几个结实点儿的木头箱子，都让我们几个孩子上山下乡带走了。我往火车站托运箱子的时候心里挺难受的，家里从这个箱子里掏出的衣物都还堆在床铺旮旯没处放呢。父母说，你们几个没病没灾的比什么都强，放心走你的吧，再多打一个包袱就行了。
母亲跟我们几个孩子念叨过侨汇券能优惠买家具的事，是想让孩子们给凑点儿钱，我们都没往心里去。当时各个小家庭正在建巢，用钱的地方多，也是自顾不暇。其实这都不是理由，还是儿女们孝心不够，不懂事啊。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没给母亲留下一分钱的积蓄；没有了父亲的退休金，母亲基本是靠各家儿女给生活费过活。
母亲经过了好长时间的掂量后，忐忑不安地向二舅张了嘴。二舅很快把买两样家具的钱都汇来了。两件木质家具摆在母亲房里的时候，她给每一个“来访者”打开柜门，拉开抽屉，着实显摆了一阵子。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两样家具好像有二舅的影子在后面，跟母亲作伴。可惜后来女儿给母亲装修房子换家具时，那张写字台和大衣柜一同被扫地出门了，母亲为此伤心了好一阵子。
篇四小姨和她的孩子们
小姨是小学老师，反右运动进入尾声了，说是清查漏网右派时把她划进去的。她们区里小教系统揪出的右派人数不够指标，查漏网右派时，校党支部书记借机，把给他提过意见的小姨的名字报上去了。小姨戴了“漏网右派”帽子后，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
那时小姨的两个儿子还没上学，唯一的女儿刚刚上初中。小姨一走，这个家就全扔给姨父了。他上班早出晚归，老婆是右派，自己不但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那些年里两个小表弟像流浪儿一样没人管。有时我放学回来能看见他俩。从他们家到我家，乘公交车有十几站的路，小哥俩没钱坐车，常走上好几个钟头才能到。母亲会招呼他们吃饱饭，再一人给一毛钱，是回家坐车的票钱。送往胡同口的路上一再叮咛：“坐车回家，别叫你爸着急！上车要打车票啊，饿死不能做贼听见了吗？”
我跟着父母常去小姨家，印象中她家时常没人。见到门窗都开着，母亲埋怨俩孩子贪玩不管不顾。父亲说，这家里还有什么啊？招不了贼。我们常坐在床铺上等小哥俩回来，他们是不饿肚子不回家的。一见到是我们，高兴得又蹦又跳，因为知道有好东西吃，还有小钱花。
床底下的一瓶“老白干”
有一次父亲催着要走了，大表弟先是抱着父亲的腿不让走，后来进里屋钻到床底下掏出一瓶酒，抱到父亲面前说，大姨夫别走，给你酒喝。父亲一看是瓶“老白干”，问哪来的？表弟说是他爸爸带回来让他藏到床底下的。母亲问，你爸喝酒了？俩人都摇头。父亲啥都没说，叫表弟赶紧把酒放回原处，叮嘱他放好，不许随便再拿出来给人看了。路上听父亲说，这瓶酒肯定是小姨夫买来进贡用的，送去小姨的劳改农场，贿赂那些管教，为的是让老婆在里面少受点儿罪。
梅姐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举行的婚礼
记得是文革前的年月里，有几天母亲和父亲老嘀咕事，听父亲争辩：“我不去，看不了！”一天母亲出门回来，见她眼睛像哭过，吓得我们都不敢吭气。过后母亲低声告诉我们，梅姐结婚了。哎？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她和我亲哥一般大，哥哥那年正准备高考呢。
多年后，母亲才细说，那天梅姐是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举行的婚礼，前一天她满18周岁，作了结婚登记。原来小姨下放劳改时，梅姐放假一人在家，那条街上一个被学校开除的社会青年，常从后窗跳进来纠缠她，见没人管，诱奸了她。出事后男方家人不但没有歉意，还放出威胁的话：劝你们别告，就是提上裤子不认账，怎么着！劳改的右派还挺狂！小姨怕嚷出去孩子大人脸上不好看，只好忍气吞声了。
梅姐让流氓欺负的事，难怪母亲哭，父亲骂！梅姐是我父母两边家族里相貌最漂亮的一位了，聪明可爱得像小公主似的。她来家里，我们几个小表妹在一旁老偷偷看这位美人。母亲说，一朵花骨朵儿让流氓给掐了，还再插在牛屎上让你不死不活，作孽啊！父亲说，那个穷家倒是没丢东西，把大活人丢了！
那个表姐夫，我们至今叫他“大流氓”，从不和他来往。梅姐升入高一就退学了，养了两个孩子，在街道小工厂当了一辈子工人。那个表姐夫恶习不改，照样寻花问柳。他们打闹了三十多年，最后实在凑合不下去了，还是离了婚。离婚登记的手续办了，家可没法分，还得凑合住在一套郊外的单元房里。因为俩人都没地方往外搬，都是提前退休的工人。
篇五母亲这辈人的晚年
人都有老的时候，但是老的年龄阶段、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了。说到晚年，大陆的亲戚们，从三、四十岁就闹着“提前退休”、“下岗待业”，“买断工龄”、“低保”……总之衣食住行没有保障。人还没老呢，已经“虑后”了，老有所患，心态已然老矣。
如今国内，下辈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保障的话，直接影响上辈人的生存，因为有的家庭父母靠儿女养，有的家庭儿女还得靠父母养。
母亲有幸住进医院
母亲没有公费医疗。她晚年百病缠身，而医药费越来越高，要住医院必须先缴支票。幸亏我们一帮儿女还算孝顺，母亲的医药费由儿女们均摊。一到交钱的时候，母亲就叹气，将来你们老了看病指望谁啊？都是独生子女。最早还有儿女搭腔：“您就少操心吧，有党、有组织管呢，怕什么？”这些年听不见了，说话的人现在自己也年纪不轻了，除老毛病加重外还另添了新病，看病比母亲那时还难。管用的药得自费，不管用的药，药价也涨得离谱。这会儿“党的好儿女”心里能不骂“娘”吗？
三舅瘫痪在家里好几年直到去世
三舅得了怪病，瘫痪在家好几年，一直没住医院，直到去世。舅妈也有慢性病，需要自费的药才能维持。按说有四个儿子不算少了，“多子”可没“多福”，儿子们自己还自顾不暇呢，都躲得远远的。老两口晚年挺凄惨的，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还受着病痛的折磨。看到那样的晚年真是活受罪。
小姨没等到孙儿找到工作就走了
小姨因为自己那顶“右派”帽子，害得孩子们遭了殃，待摘了“右派”帽子，她已步入老年，对儿女唯一能补偿的就是看孙子了。
一直后悔自己在教师队伍里，沾了知识分子边才倒霉的小姨，不记“反右”的前嫌，拾起了姥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遗训，砸锅卖铁也得让孙子辈的读大学不可，这是她晚年活着的最大愿望了。两个儿子早早就“下岗”失业了，一直没个正经工作。他俩时常苦着脸说，我们能干什么呀，才念了小学二、三年级，就文革了，后来哪儿正经读过什么书啊？也就比文盲强点儿。
小姨和小姨夫节衣缩食，替儿子供孙儿读书。没想到好容易大学毕业了，就是找不到工作，做了几年的“啃老族”，直到小姨做了植物人，最后走了，也没能了心愿。
老人公寓里的二舅安度晚年
二舅是五十多岁到的加拿大，一切从头开始。他一人靠薪水养家，孩子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教育。二舅就是一名普通工程师，他本份得常挨舅妈的数落，没有额外收入。十几年的公职做下来，衣食不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2004年二舅要求住进老人公寓的申请得到加拿大政府批准。老人公寓是私办公助，政府给补贴，属于加拿大社会福利体系。在这里，没有足够养老金交付的，也可以申请住进来，只是几人合住一套房间。那年我去看望他，住宿够星级宾馆，服务比医院里周到。一楼还设了一个“祈祷堂”，供信教的老人随时祷告。那天我正赶上一个华人艺术团体在大厅里义务演出，连唱带跳的，把在场的老人们各个哄得开怀大笑。二舅告诉我，在这里生活比在家里舒服多了，开心多了。
2006年表姐把二舅从老人公寓接出来，他非要做东请我们吃饭。老爷子90多岁了，还非要给我们“接风”，没忘记关照我们晚辈。而今年他已不便出行了，我去老年公寓看望他，他认不出我了，坐在特制的轮椅里打着瞌睡。老年公寓里，从人到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表姐、表哥们虽然自己都已是做祖父母的人了，但他们轮流每人每周至少一次去探望老爸，亲手喂他吃喝，推他到外面的花园里转转，晒晒太阳，闻闻花香，听听鸟鸣……，儿女们十分珍惜这最后的日子。
二舅如今已近百岁了，但没有什么病。老寿星像座快要停摆的老座钟，在老人公寓里安渡着最后的时光。二舅这辈子虽算不上“福如东海”，但可称得上“寿比南山”了，将来一定还是“善终”。而大陆的几位弟妹们，在受了更多的苦难之后，都先他而去了；姥爷则带着对儿子的深深思念和对共产党的耿耿怨恨在九泉之下至今不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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