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我家从杭州迁到北京，住进景山东街西头的一个大杂院，名叫西斋，原先是京师大学堂、亦即后来北京大学的宿舍。隔街就是紫禁城后面的景山，旧称煤山，有个左侧门可进。于是天天放学之后，我都跟伙伴们到那里面去，先找个石凳写作业，然后环山追逐，或在山坡上打滚儿。这景山顶端，有个万春亭，朝南望去，整个故宫就在眼底，一览无余。那铺天盖地的黄灿灿琉璃瓦，宛如一个金色大湖。再往南端远眺，便是天安门广场，却只见纪念碑露出它的小顶冠，而万春亭的山坡，成了观礼花的最佳地段，每逢十一国庆，我们小孩子夜里就去找个树丛卧下，看那大殿群背后冲起的烟花满天缤纷。
烟花明灭，在转瞬之间，铸成了一代人的虚假观念，也燃尽了他们轻薄的理想。六十年代初，北京城里几人知晓，神州大地已是饿殍遍野？而这广场上的绚烂夜空，跟后来长安街的血光，又是一种甚么因果？而今清点这六十年，不如清点一下我自己的心智（mentality），看看在那里面积淀了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不能言明却又制约我的？我是一九四九年生人，最标准的「共和国同龄人」，也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的一代人，我们却说不明白这幻灭的滋味，因为我们从未面对过自己的「个人精神史」。
斯大林／俄罗斯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疑是我们的一个来源。你刚睁开眼睛，已经没有历史了。也许使用「蒙太奇」的镜头描述，是此刻我只能做的。一九五三年我才四岁，至今记得那时的一个场面：大人们都站在院子里，仰面朝天，等待天上一架飞机驶过，那是为斯大林逝世而全中国举丧。你能说这不是一个来源吗？我们这一代人，跟已经颠覆了他们自己历史的那个俄罗斯，有太多联系，而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毫不相干。意识形态、制度建构的移植，就不去说它了，在文化上我们所能吸吮到的养分，从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等，哪一样不是来自苏联？我们读托尔斯泰多于雨果，对莎士比亚则很陌生，自然读得最多的是鲁迅，而他也只晓得东欧苏俄。《列宁在一九一八》是我们的黑白电影。我们一辈子只爱听那个「外国民歌二百首」，大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尤其苏联的最多。从那斯拉夫旋律中，可以追寻捕捉我辈难以言说的私人心境，更是尸陈国家话语的一座马王堆。那时既无电视ＭＴＶ也无ＣＤ随身听更无iPod，但这一代人的音乐记性好得惊人，个个皆靠模仿，把歌词和歌手的唱腔学得逼真。说这是「吃狼奶」，大概过于简单化，但是标榜为「俄罗斯传统」，则是一种矫情。我们没有能力从这种「传统」中剔除民粹主义、领袖意识、政党逻辑、暴民倾向、平均观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决定论、两极化，才是要害。
东方红／温都尔汗
于是「领袖」便纠缠我们一辈子，成为难以摆脱的一种「父权」。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前夕，人大会堂里在彩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弄到一张票，看得目瞪口呆，像喝醉了似的回家去。一种来自朝鲜的造神「巫术」，对于北京的魅力型领袖，乃是如获至宝的，而真正的总导演是宵衣旰食的国家总理。那其实是在彩排十年文革。舞台上的阿谀、迷醉、癫狂，后来如法炮制到天安门广场，观众席里如潮水一般流传的，则是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这个彩排一直进行着，也没有随同文革而谢世，又在二○○八年夏天的「鸟巢」里再次上演。这种巫魅的仪式，对现代中国人进行了一道作旧处理，把他们变成一支支雄壮的秦俑方阵，六十年来从骊山秦始皇陵寝中陆续出土，也预先为两千年后的「全球化」世界工厂备好了庞大劳力。
话说温都尔汗的一个炸雷，把我们从批斗、武斗等种种攻击他者的野蛮之中惊醒后，记忆就被刷得一片空白。甚至塞给我们的这个幻灭，至今都是一个说不清的阴谋，而若是没有这个阴谋，我们恐怕一直要乐呵呵地呆傻下去-- 世上曾有哪个世代如此可怜过？于是，这样的幻灭，便不是甦醒。于是，我们还会对另一个「领袖」着迷，虽然他只不过比前一个矮了一头。他们可以再骗我们一次，实在怨不得他们，只怪我们永远不懂一个常识：他们本来就是骗子嘛。无可救药者，更在这种「政治盲瞽」已然进入遗传基因，将繁衍出一代代幼稚的「理想主义青年」，无论是「八九」学生还是「可以说不」的愤青。八九年五月的一个夜晚，我站在金水桥的栏杆旁，张望那沸腾广场上的黑压压一片，心里焦急的只有一件事情：怎么才能让这些绝食的学生，和前来助威、呵护的百姓们相信，共产党是会开枪的？那是已经杀了四、五千万人之后依然存在的一个难题！
子弹费／民族魂／造神
因为人口过剩就人命不值钱？因为尊齿就得听任老人无耻？因为皇帝曾经丧权辱国就让主席凌驾一切？因为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就得服从「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学生不肯撤出广场就得开放外资大举入侵？假如这些也算争议的话，那么都要由子弹来裁决，而子弹果真呼啸而来，木樨地的饮弹者却是一声「橡皮子弹」的惨叫 --无奈林昭妈妈被逼为女儿遭枪决而支付五分钱子弹费的惊人细节，仍不能惊醒这样的懵懂。可是，一旦「反右运动」的阵前主帅，摇身一变为「改革总设计师」，我们还来不及去厘清这笔帐，又要继续为他的「开放设计」，而支付江河断流、草原沙化、森林消失、食品有毒甚至延祸子孙后代的代价。
说来凄凉，我们或许是「亡国灭种」的冤大头，叫它讨了二百年的债，否则我们不必慌着强国忠党或改造民族，以至灭绝了单个的人，而人口却从四亿增长到十二亿。六十年里中国埋头生产「反革命」，几无科学发明，却精于羞辱、折磨之术的钻研，内含多项世界之最，假如吉尼斯大全肯收录的话。「与人奋斗」因发达成一门哲学而「其乐无穷」，这一次我们倒是不屑于俄罗斯的「灵魂」拷问，因为我们有「民族魂」鲁迅的专利「灵魂疗救」，并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因为绍兴的阿Ｑ穿越时间隧道，终于跟雷锋握上了手。
在这种国度里，抗议是一种「群胆文化」，悲痛才能聚众，「清明」由此变成一个「政治哀悼节气」，而「觉醒」总是在一个「好人」死了之后。七六年一月的寒冷清晨里，我躺在豫北农村冰凉的被窝里，被广播里的哀乐，催得浊泪满枕巾。其实大家都跟我一样，主要是在哭自己，只不过找到一个政治理由才哭得出来。「十里长街送总理」几乎是一个街头运动的新创造，但十三年后又去重复一次，至少是很没有想像力；而统治者更没有想像力，以为推倒前朝宫墙，扩出一个巨型广场来，它只具有万众雀跃欢呼万岁一项功能，殊不知造神的空间，恰好是最佳的灭神场所。
盛世／大循环／李叔同
不过，苛政不会锤炼叛逆者的智慧，毋宁只煎熬了他们的焦虑。异想天开的「民主一举成功」，大概不过是「解放全中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翻版，乃是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未预期地驯化出来。即便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似乎都用错了地方，尽管这是二十世纪所能提供的不能再好的和平抗议模式，无奈共产党岂有英国殖民者的「妇人之仁」？至于文革的绝食，那原本就是中南海里那个枭雄玩于股掌之上的雕虫小技。中国七个星期的浩大抗议，启动了苏东波崩溃浪潮，却在本土钩起二十年更冷酷的压制。这个更大幻灭，使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愈加缺钙。而我们或许只能遗憾，那为中国异议者所能使用的抗争模式，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打造呢。
这六十年，却把俄国人巴枯宁最早预感的「黄祸」幻觉，落实成真--鸦片战争输入的西方技术与中国人的原始奴性相结合，抚育两亿五千万劳力，日工资一美元，只是没有再拖着一条辫子而已，也非亚洲四小龙同日而语，却由「新儒家」早就预备好一顶「儒家文明现代化」的桂冠，偏又叫它遇上亚洲当红而欧美衰退，于是它的胃口，就是全球订单和买断全球，加一块儿就是「全球抢烂市」，于是它便可以绑架酒色财气的神州，又赎买昏头胀脑的华尔街，迎来一个油腻腻的「盛世」。
假如历史可以「假如」 ──假如谭嗣同没有把光绪手诏交给袁世凯，假如陈独秀出了北洋监狱后没跟李大钊去乐亭，假如一九一九年初毛泽东没能从上海码头赴法留学的人群中溜掉，假如在四川阿坝的叶剑英没有截获张国焘的电报，假如胡宗南的军长刘戡在延安王家湾追上了毛泽东，假如一九六一年彭德怀去美庐求见时毛泽东没有睡觉，假如文革中毛泽东没有特意留下邓小平的活口，假如林立果小舰队用高射炮平射击中了主席专列，假如八九年四月下旬赵紫阳不去平壤，假如五月份柴玲被人私下串线见了邓小平......这六十年会不会稍有不同呢？恐怕，它依然是近代二百年的逻辑后果、五四近百年的自然延续。你瞧，无论全盘西化还是「以俄为师」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居然哪儿也没去过，还是在祖先设下的历史循环圈里「鬼打墙」，设若西太后还魂于邓小平，赵紫阳就是光绪了，那么谁是袁世凯呢？恶的历史，竟如此轻易地重复了一次，而我们却不可能在六十年里，再找到梁任公的如椽大笔、陈独秀的旷世呐喊、胡适之的冰洁清醒......
忽一日，听网上飞来一支小曲：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来自上个世纪中叶的音调，好像有上千年的尘埃，却又分外的清新、悠扬。歌词的韵味，贴近千古绝唱的唐诗乐府，又很像徐志摩的散文。凄迷之处，是李叔同在《送别》无法送别的一切。轮到我们来送自己的「六十年」，则仿佛没有甚么值得送一送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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