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担心的是西方媒体一直以来对北京的批评性调门将抵损他的治绩，或者说是破坏中国的软实力。因此，他决定大造“纸航母”──让新华社出面主办世界媒体峰会，宣示中共将打造全球性传媒帝国。其中，以中共媒体在世界各个角落“占领宣传阵地”为主旨，正如未来的海军航母要在各大洋显示实力一样。
“大外宣”是伪劣的防漆
让中共媒体到国外去宣传中共政策与胡的个人治绩，体制内行话叫“大外宣”，此亦是中共提高软实力的战略规划。形象地说，“大外宣”的调门是“纸航母”的第一层防漆。然而，这个保护层的质量非常之低劣，以至于“纸航母”还没出海就漏水了。
其一，“大外宣”压低了国外媒体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期望，按俄罗斯资深媒体从业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叶夫根尼?维尔林的话说：党的思维模式至今仍在政治新闻中占主导地位。由是观之，就是一直以吹捧换市场的默多克，也别想在中国捞到更大的市场份额。默多克们仍要靠把中国新闻放在头版位置的方式赚钱，或者在他们的本土借助中共的资金做中国项目。设想默多克们在中国办一份意见独立的报纸或一家全资出版社，那是连梦都别做的事情。
其二，中共当局管理媒体的方法简单粗暴，动辄封网断线。比如说，新疆自“七五事件”第二天全面封网断线至今，普通百姓已经三个多月没法上网。一些必须依靠网络进行商业操作的公司，则被指定使用政府全面控制的战备通讯网。新疆的网络何时恢复运行，任何一个媒体人都给不出回答，这包括替“纸航母”下水鸣锣开道的胡锦涛安徽老乡、新华社社长李从军。
其三，中共借网络反腐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对网络的控制在进一步升级。除了对特定IP进行监控、破坏邮箱等初级手段继续使用外，宣传系统内部反馈给决策高层的信号是“防止网上言论自由被滥用”。因此，从六十年大庆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新浪、网易等有较大影响网站的新闻跟帖，其公开量被压缩了百分之六十，许多新闻被以“零跟帖”的方式限制评论。云南昆明城管打死小贩的新闻被限制在对网站邮箱用户发新闻的范围内，不允许在网站的公开新闻中报道，而且网站邮箱用户也被提示该新闻的“评论已被关闭”。
网民公开宣称入籍中华民国
中共当局收窄网络言论并严控纸媒新闻报道，在一些开放地区已经出现了负效应。比方说，广东东莞不仅要对本地记者及外来记者发“专用采访证”，而且还要对记者撰写的采访稿进行审核，核准后才能发出。很显然，东莞的做法违背国家颁布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新闻记者证是境内记者从事采编活动的唯一合法证件”。东莞的“专用采访证”在“唯一”之外添限制，遭到网民轰击。网民又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东莞此举是对中宣部新指令的具体落实，不过做法比较露骨而已，正如有位官员问“你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说法一样。
连比较开放的广东都会出现此等怪事，就不用说比较保守的内地，尤其邻近北京的省份了。就北京决策层的意图看，他们认为新闻开放会影响稳定。根据中宣部的规定，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的内部规定来约束公务人员对待媒体的行为，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换句话说，政府的任何信息都可冠以国家秘密之名，因此，当广州市政府公开了本不是国家秘密的预算时，不到半天，财政局网站就被“访瘫”。知情权，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公民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与中宣部指令在东莞的落实不同，台湾方面于十月二十七日表示：“大陆媒体自即日起，不必报备即可到台湾任何地点进行采访。大陆驻台记者二人一批限额调高到五人，也可以由台湾媒体代租房屋。”大陆方面新华网转发此消息后，立刻引来大量跟帖，有的跟帖甚至说：“国民党万岁！我要放弃国籍加入民国。”但是，帖子很快被删掉。有可靠资料表明：对此条台湾新闻总计一千三百四十二条的新华网跟帖，只显示了六十七条，被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上海布下“水雷群”
应当说，中共当局对媒体及从业人士控制再紧，也无法退回到江泽民时代“连自己也搞不清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的状态。一来，既然政府要以开放媒体的调子粉饰自己，媒体总是有机可乘的，能报道一些负面新闻；二来，媒体有其商业利益追求，不得不冒险出手，干脆是采取“政府允许说到什么程度，咱就说到什么程度”的策略。后者，更加剧了社会对中共掩盖事件黑幕的不满。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执法部门派出假乘客当诱饵搭乘私家车，而后陷私家车主入“黑出租非法营运”之罪名，执法部门开出巨额罚单，罚款收入由执法部门与假乘客七三分成。一位叫张军的私家车主好心带人后被罚，把执法部门告上法庭，媒体随即予以曝光。
“这个事件远比陈良宇案件影响大。大家都知道陈案本质上是政治斗争，而钓案很可能揭开上海执法系统黑社会化的内幕。”一位刚刚进入媒体的女记者乐观地向笔者透露了她的心情。她的估计似乎过于乐观，因为上海布下的“水雷群”不仅要炸翻四面八方涌来的记者，而且还会间接打击胡锦涛的“纸航母”。面对媒体的追问，上海执法部门有关官员一律以“工作秘密”为由拒绝透露钓案的任何细节。上海市政府、市委宣传部一边对外声称“了解整个事态”，一边拒绝透露假乘客的身份。可以想见，假乘客的身份一旦公开，必然引起上海执法部门被媒体继续追问的难堪局面。
尽管当局在极力保护执法黑链，但是钓案引发了一场新的维权运动却是不争的事实──全国有六千余名受害者组织起来，追溯被钓、被罚的损失。来自上海方面的内部消息称：俞正声本来已经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拍板，由市长韩正出面公开道歉以平息舆论，但是，这一决定被来自北京的指令否决。在十一月初，上海交通执法部门掀起了所谓打击黑出租非法营运的运动，显示与公共舆论对抗的政治决心。
“越黑越稳”与“越左越稳”
在媒体被中共高层确定为一个影响稳定的因素之后，在当局失去了“舆论引导”能力的状况下，执法层面只能采取“越黑越稳”的策略。他们一方面以打经济之黑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政治之黑，另一方面又企图以“左”的姿态骗取底层社会的信任。比如八月份，延安革命纪念馆落成，中宣部秘书长官景辉与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带头唱红歌。稍后两天，教育部长周济高调出镜为小学生上《开学第一课，我爱你中国》（当然，周济没预料到自己很快被免去部长职务而去任闲差）。
“左”的狂热掩盖不了黑的事实：所谓的延安精神早已灰飞烟灭，就更不用说什么社会公平了。仅看对党员干部要求“不包二奶”可得奖或晋升便知道德底线的低劣。至于教育系统的全面贪腐化，不仅由大学校长腐败表现出来，“教育产业化”在地方形成了一个新的卖官体系──大学毕业生去当小学老师也要拿钱买，少则三万，多则五万。
习近平所警告的“如果党脱离群众，最终会失去执政资格”的政治训言，前半句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后半句正在渐渐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纸航母”即便不沉，还能走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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