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何方，在新出的自传中批评号称在中国行参政议政作用的政协，完全劳民伤财，多此一举。他以亲身感受观察揭穿其虚伪的本质。
一九八八年至九八年，何方先生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前后十年，见闻既多，感慨亦深。何方先生，陕西临潼人，一九三七年十六岁加入中共阵营，十七岁入党，抗大出身；一九五○年代长期担任张闻天秘书，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受牵连，文革中押送干校喂猪九年整；文革后复出，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二○○七年，他在香港出版自传《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一吐块垒，甚值介绍，辑录如下。
每年三月「两会」纯属形式
何方先生「很快发现无论是列席人大听报告还是出席政协大会听发言，都纯属形式，似乎只是为了表演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看的......这个开大会，不但对公家是劳民伤财，对个人也是浪费时间。於是我在列席了头几次人大会后就自行决定不再列席了。」他表示：
一些国家领导人出访周边和非洲国家，动辄都是几千万以至上亿美元的援助，既不发消息，对纳税人保密，也看不到人大的审批手续，至於中共的党务开支，更看不到一点影子。这样的预算报告，看和不看有什么区别呢？......领导上也并不真的欢迎大家参政议政。
虽然每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报告不满意，那也只是发泄对依法腐败、压制民主、行政暴力、司法不公等的愤懑，两院的报告无论如何还是会通过的。
每年两会往往开始时出席者较多，后来日渐稀少，闭幕时又多起来。除听政府工作报告，前去列席人大会的政协委员往往不到三分之一，一个大巴来回只坐几个人，就是去了大会堂，不少人也不安心听报告，而是找熟人聊天。有兴趣听发言的实在没几个。一次，政协主席李瑞环见出席的委员太少，要大家积极出席，注意影响，这样一来，出席大会就成了纪律性的「义务」。何方说明「其实他自己（指李瑞环）就很少参加」。十年一直坐在何方旁边的尧西．索朗卓玛（十世班禅母亲），因听不懂汉语，十有八九睡著打呼噜。
政协开会要求委员「不添乱」
何方说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主要是为了人事照顾与安排，基本上都是安排需要照顾的离退休干部、社会名流、劳动模范。何方的几个熟人都是当选后才知道自己是某个省某个界的代表、委员，这些代表们平时与该省毫无关系，既不去选区听取选民意见，也不同选民建立什么联系，选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代表，连省里领导对他们也一无所知。何方一语道破政协的实质：「政协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政协委员的工作」，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确实受到优待，所住宾馆一般比人大代表高档。
对政协的要求是「不添乱」┃┃不要给党和政府找麻烦。每次两会前夕，党内会先打招呼，将人大代表团和政协委员中的党员负责人找去打招呼，由总书记讲话，回来再传达至每一党员代表与委员，除说明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与重要意义，著重是一些注意事项，如要照顾影响呀、内外有别呀、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呀，「实际上就是要求党员们在两会期间，维护经中央审定的各项报告，发言不得出圈，遵守纪律性（主要是全党服从中央）。每次听了打招呼以后，总会有党员说怪话，认为两会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但「不出圈」并不明确，发言时许多党员还是会提出尖锐批评与意见，据政协机关人员讲，每次政协分组讨论会，意见最激烈、批评最尖锐的总以中共小组为第一把交椅，民主党派的讨论基调多以颂扬拥护为主，就是提意见也较温和。大会发言须事先提交发言稿，太出圈的发言者不仅不会被邀请，而且连小组发言都不会上《简报》。一些尖锐发言大都摘成几句原则性的话与温和意见。「即使一些具体生动慷慨激昂的发言，一上简报也往往被八股化了，变成了凉开水。」
为一党专政披一件合法外衣
如有重大问题和对中央领导人有意见，工作人员概不记录，更不列印，专门规定是必须亲笔手写并签名，由工作人员逐级转送，至於送到什么人手里，如何处理，上书人就不知道了。
部长质询制也只实行一次就正式取消了，因为就那一次质询，尽管事先有关部门作了准备、打了招呼，「质询中没有多少过分尖锐、激烈的问题，但已经使有关部门感到十分紧张和狼狈。」何方的结论大大出圈：
「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大概是搭不上边的，而且是青出於蓝，连我们搬运原生模式苏联的苏维埃都不如。当年我在驻苏使馆工作时，看到最高苏维埃开会还有点质询和问答，特别是批评不少，包括部门之间的指名批评和答辩，财政部长兹维廖夫每次总是挨批最多。这在中国的人大会上是看不到的。对於这种领导来说，专制比民主实在好得多。
两会期间，中常委们特别活跃，每次他们参加的小组会，都事先通知做好安排，连会场也要临时换个好的。一开始，领导还做出听取意见状，很快就喧宾夺主，发表一大通准备好的讲话，讲完走人，很少有上下交流。
只是为了给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权披一件表面上看去是合法的外衣，所以还要搞这个形式，走这个过场。」
小组会因发言热闹些，都认为不太保险，不允许记者参加。
「但人们还是顾虑不少，以应付居多。真正肝胆相照、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的，我连一个也没看到。这是经过十年的观察体会，并不是随便说的。因为会下谈的和会上讲的就大不一样。......敢於讲话的人在发言中顶多也只说了不到一半真话，而这说一半真话的人又不到出席者的一半。......老实说，连我自己也只能算是说一半真话的人。......有些真心实话总还是藏而不露。看来，不论年轻年老，似乎都被新社会陶冶成有修养的人了。」
不受欢迎的政协出团访问
第八届政协领导上任后，大手大脚大修办公楼、大礼堂。据说主席办公室占办公大楼的一个层面，除宽大豪华的办公室设备，备有厨房、餐厅以及桑拿浴、冲浪浴几个浴种的浴室，但主席并不来此办公。常务副主席占半层楼面，据说其中一位连看都没看过，因为他平时住在外省。这些「主席办公室」连机关工作人员都不准上去看，何方提议开放一两天让委员们参观一下，以免「不实舆论」，「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大概仍然没有开放过。」
政协主席每年要率领百余人的代表团访问几个国家，最少一次，多则两三次，而且去的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或有值得一看的自然人文景观的国家。但政协在外国没有对口机构，既不搞外交谈判，又不来做生意，还要求高规格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得出面会见，徒增麻烦，因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主动邀请，基本都得由中方提出，往往对方并不欢迎，托词婉拒，需要一再交涉，有的甚至交涉一年也不同意。一位驻欧某国大使，早已超出任期，因未完成让对方邀请政协主席访问的任务，长期不能离任，直至最后交涉成了才准回国。政协出访，对方国家大多不重视，媒体也很少报导，认为没有多少新闻价值。至於新华社的发稿，一切报导、会谈、讲演，都事先敲定留稿於国内，只用一下新华社名义，按日发稿就是了，谈话内容有些出入也没关系。
政协代表团出访一次，耗资几千万，可建上百所希望小学，其效果是「除了国内大肆宣传一阵外，国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内地视察陕甘宁穷得不忍目睹
国内视察，每次由一位副主席带队，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每到一地，受到地方上的热情接待，省领导举行两次会，表示欢迎与汇报情况。视察团一半时间考察访问，一半时间参观名胜。视察团一般都比较客气，主要肯定成绩，何方没听到一次带有实质性的尖锐批评。何先生十次视察的集中感觉是一个穷字。怎么会把老百姓搞得这么穷？当年陕甘宁边区亦曾做到丰衣足食，但经过五十年的和平建设，怎么反而不如那个时候？
宁夏南部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合称）地区，有一家八口人挤在一孔破窑洞里，炕上只有一床破棉絮，全家都要靠它御寒。但县府对政协视察团的招待宴席却十分丰盛，为了工作人员可瓜分剩菜剩饭。有时政协委员还没完全走出餐厅，就已看到工作人员在分抢了。有的女委员便带著几个馒头出来分给群众。何方也曾带出一个馒头给路边的一位小姑娘，但小姑娘舍不得吃，说要留给弟妹们吃。陕甘宁、贵州等地农民都有这么苦的。
何先生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长，去过日本二十多次，日本农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中国村庄的最好建筑、最宽大的院落多是支书之家，学校往往非常简陋甚至破烂。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与老百姓谈起干部，大多不愿开口，而且对下来的「公家人」，也躲得远远的，当地干部也不愿政协委员与群众多接近。
政协视察团住房等级严密，司局级两人一间、副部级单间、正部级以上套间。著名文化人唐□、吴祖光年老，仍只能与人合住，两人呼噜甚大，每晚都搅得同住者何方不堪其扰。尽管有人对森严等级强烈抗议，「仍然是维护等级制和特权制的。」无济於事。
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八八年至九八年，何方先生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前后十年，见闻既多，感慨亦深。何方先生，陕西临潼人，一九三七年十六岁加入中共阵营，十七岁入党，抗大出身；一九五○年代长期担任张闻天秘书，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受牵连，文革中押送干校喂猪九年整；文革后复出，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二○○七年，他在香港出版自传《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一吐块垒，甚值介绍，辑录如下。
每年三月「两会」纯属形式
何方先生「很快发现无论是列席人大听报告还是出席政协大会听发言，都纯属形式，似乎只是为了表演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看的......这个开大会，不但对公家是劳民伤财，对个人也是浪费时间。於是我在列席了头几次人大会后就自行决定不再列席了。」他表示：
一些国家领导人出访周边和非洲国家，动辄都是几千万以至上亿美元的援助，既不发消息，对纳税人保密，也看不到人大的审批手续，至於中共的党务开支，更看不到一点影子。这样的预算报告，看和不看有什么区别呢？......领导上也并不真的欢迎大家参政议政。
虽然每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报告不满意，那也只是发泄对依法腐败、压制民主、行政暴力、司法不公等的愤懑，两院的报告无论如何还是会通过的。
每年两会往往开始时出席者较多，后来日渐稀少，闭幕时又多起来。除听政府工作报告，前去列席人大会的政协委员往往不到三分之一，一个大巴来回只坐几个人，就是去了大会堂，不少人也不安心听报告，而是找熟人聊天。有兴趣听发言的实在没几个。一次，政协主席李瑞环见出席的委员太少，要大家积极出席，注意影响，这样一来，出席大会就成了纪律性的「义务」。何方说明「其实他自己（指李瑞环）就很少参加」。十年一直坐在何方旁边的尧西．索朗卓玛（十世班禅母亲），因听不懂汉语，十有八九睡著打呼噜。
政协开会要求委员「不添乱」
何方说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产生，主要是为了人事照顾与安排，基本上都是安排需要照顾的离退休干部、社会名流、劳动模范。何方的几个熟人都是当选后才知道自己是某个省某个界的代表、委员，这些代表们平时与该省毫无关系，既不去选区听取选民意见，也不同选民建立什么联系，选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代表，连省里领导对他们也一无所知。何方一语道破政协的实质：「政协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政协委员的工作」，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确实受到优待，所住宾馆一般比人大代表高档。
对政协的要求是「不添乱」┃┃不要给党和政府找麻烦。每次两会前夕，党内会先打招呼，将人大代表团和政协委员中的党员负责人找去打招呼，由总书记讲话，回来再传达至每一党员代表与委员，除说明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与重要意义，著重是一些注意事项，如要照顾影响呀、内外有别呀、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呀，「实际上就是要求党员们在两会期间，维护经中央审定的各项报告，发言不得出圈，遵守纪律性（主要是全党服从中央）。每次听了打招呼以后，总会有党员说怪话，认为两会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但「不出圈」并不明确，发言时许多党员还是会提出尖锐批评与意见，据政协机关人员讲，每次政协分组讨论会，意见最激烈、批评最尖锐的总以中共小组为第一把交椅，民主党派的讨论基调多以颂扬拥护为主，就是提意见也较温和。大会发言须事先提交发言稿，太出圈的发言者不仅不会被邀请，而且连小组发言都不会上《简报》。一些尖锐发言大都摘成几句原则性的话与温和意见。「即使一些具体生动慷慨激昂的发言，一上简报也往往被八股化了，变成了凉开水。」
为一党专政披一件合法外衣
如有重大问题和对中央领导人有意见，工作人员概不记录，更不列印，专门规定是必须亲笔手写并签名，由工作人员逐级转送，至於送到什么人手里，如何处理，上书人就不知道了。
部长质询制也只实行一次就正式取消了，因为就那一次质询，尽管事先有关部门作了准备、打了招呼，「质询中没有多少过分尖锐、激烈的问题，但已经使有关部门感到十分紧张和狼狈。」何方的结论大大出圈：
「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大概是搭不上边的，而且是青出於蓝，连我们搬运原生模式苏联的苏维埃都不如。当年我在驻苏使馆工作时，看到最高苏维埃开会还有点质询和问答，特别是批评不少，包括部门之间的指名批评和答辩，财政部长兹维廖夫每次总是挨批最多。这在中国的人大会上是看不到的。对於这种领导来说，专制比民主实在好得多。
两会期间，中常委们特别活跃，每次他们参加的小组会，都事先通知做好安排，连会场也要临时换个好的。一开始，领导还做出听取意见状，很快就喧宾夺主，发表一大通准备好的讲话，讲完走人，很少有上下交流。
只是为了给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权披一件表面上看去是合法的外衣，所以还要搞这个形式，走这个过场。」
小组会因发言热闹些，都认为不太保险，不允许记者参加。
「但人们还是顾虑不少，以应付居多。真正肝胆相照、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的，我连一个也没看到。这是经过十年的观察体会，并不是随便说的。因为会下谈的和会上讲的就大不一样。......敢於讲话的人在发言中顶多也只说了不到一半真话，而这说一半真话的人又不到出席者的一半。......老实说，连我自己也只能算是说一半真话的人。......有些真心实话总还是藏而不露。看来，不论年轻年老，似乎都被新社会陶冶成有修养的人了。」
不受欢迎的政协出团访问
第八届政协领导上任后，大手大脚大修办公楼、大礼堂。据说主席办公室占办公大楼的一个层面，除宽大豪华的办公室设备，备有厨房、餐厅以及桑拿浴、冲浪浴几个浴种的浴室，但主席并不来此办公。常务副主席占半层楼面，据说其中一位连看都没看过，因为他平时住在外省。这些「主席办公室」连机关工作人员都不准上去看，何方提议开放一两天让委员们参观一下，以免「不实舆论」，「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大概仍然没有开放过。」
政协主席每年要率领百余人的代表团访问几个国家，最少一次，多则两三次，而且去的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或有值得一看的自然人文景观的国家。但政协在外国没有对口机构，既不搞外交谈判，又不来做生意，还要求高规格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得出面会见，徒增麻烦，因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主动邀请，基本都得由中方提出，往往对方并不欢迎，托词婉拒，需要一再交涉，有的甚至交涉一年也不同意。一位驻欧某国大使，早已超出任期，因未完成让对方邀请政协主席访问的任务，长期不能离任，直至最后交涉成了才准回国。政协出访，对方国家大多不重视，媒体也很少报导，认为没有多少新闻价值。至於新华社的发稿，一切报导、会谈、讲演，都事先敲定留稿於国内，只用一下新华社名义，按日发稿就是了，谈话内容有些出入也没关系。
政协代表团出访一次，耗资几千万，可建上百所希望小学，其效果是「除了国内大肆宣传一阵外，国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内地视察陕甘宁穷得不忍目睹
国内视察，每次由一位副主席带队，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每到一地，受到地方上的热情接待，省领导举行两次会，表示欢迎与汇报情况。视察团一半时间考察访问，一半时间参观名胜。视察团一般都比较客气，主要肯定成绩，何方没听到一次带有实质性的尖锐批评。何先生十次视察的集中感觉是一个穷字。怎么会把老百姓搞得这么穷？当年陕甘宁边区亦曾做到丰衣足食，但经过五十年的和平建设，怎么反而不如那个时候？
宁夏南部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合称）地区，有一家八口人挤在一孔破窑洞里，炕上只有一床破棉絮，全家都要靠它御寒。但县府对政协视察团的招待宴席却十分丰盛，为了工作人员可瓜分剩菜剩饭。有时政协委员还没完全走出餐厅，就已看到工作人员在分抢了。有的女委员便带著几个馒头出来分给群众。何方也曾带出一个馒头给路边的一位小姑娘，但小姑娘舍不得吃，说要留给弟妹们吃。陕甘宁、贵州等地农民都有这么苦的。
何先生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长，去过日本二十多次，日本农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中国村庄的最好建筑、最宽大的院落多是支书之家，学校往往非常简陋甚至破烂。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与老百姓谈起干部，大多不愿开口，而且对下来的「公家人」，也躲得远远的，当地干部也不愿政协委员与群众多接近。
政协视察团住房等级严密，司局级两人一间、副部级单间、正部级以上套间。著名文化人唐□、吴祖光年老，仍只能与人合住，两人呼噜甚大，每晚都搅得同住者何方不堪其扰。尽管有人对森严等级强烈抗议，「仍然是维护等级制和特权制的。」无济於事。
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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