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党营私培植自已的势力
尽管当地官员,有许多人瞧不起薄熙来,连一些乡镇企业的老板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比如大连五湖轧钢厂厂长段世财就议论道,小薄不过是小嫩茬子,三年呆不上,就得灰溜溜地离开大连,因为没几个人真心支持他。但薄熙来绝不退却,他爹告诉他,战争年代,革命江山是靠流血牺牲得来的,实在不易,现在和平环境要想接班,必须从最基层做起,有了政绩,他在京城才好讲活。而薄熙来历经5年监禁,也耳闻目睹了狱中黑暗,狱老大之所以吃得开,除了上面有狱警的支持,就是自已心黑脸皮厚,拳头大。所以还得靠黑老大,给他找一批追随他的死党。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扩大了的监狱,各个省市就是带编号的监区,范某邹某是金县这个地盘上的黑老大,他自己是老大上面的红老大,他对黑老大说,有老子摆平,你们还怕出问题?这时的薄熙来熟读《三国演义》,已是诡计多端,两面三刀,八面玲珑,一扫仕途,并无大碍,但黑老大告诉他,目前关健的问题是,尽快培植出一大批能死心塌地替自已卖命的人,为以后干大事做准备。于是,薄熙来不止一次地与小兄弟们讨论以上道理,尔后,在金县各个乡镇大力寻求发现所谓人才,他选中的第一批人有孙世菊,孙广田,王传志,李德和,刘宪茹,白玉祥,车克民,王业滨等,而对凡是与唐启舜陈某良等靠得近的人,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立誓十年后报仇血恨。为了控制这些小兄弟,薄熙来用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法,先故意搞出一些麻烦,让这些人身陷困境,再危难相助,抓住他们的弱点,逼他们感恩戴德,图报卖命。这一着棋与狱老大一样有效。
有一段时间,薄熙来下令大查当地非法集资案,一方面打击了不顺从他的"养猪大王"刘家奎,另一方面牵扯了副县长孙世菊的妹妹,因为农村多年来非法高息揽存情况严重,刘与孙二人都具有代表性,薄熙来下令公安局拘押了刘与孙,吓得孙世菊不得不求情干他,而他又装出义不容辞的神情,亲自替孙的妹姝解围,这样一来,比他大几岁的副县长孙世菊,便从此成了对其死心踏地服务的大姐,无微不至地帮助薄处理日常杂务,俨然成了他的"大管家"。
车克民也是一个被其摘走灵瑰的势力小人。他原为旅顺海军基地的一个志愿兵,文化水平小学六年级,退役后回到金县农村,老婆有点关系,托人求情进了县政府大院工作,因没有计术,只能当食堂厨师与司机,但由于对薄熙来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又开车接送开来,又给薄家烧水做饭,从而博得了主子欢心,一个令,由工转干,成了司机班班长,后来薄又把他送他省市党校进修,提拢成科级处级干部,以至当上了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不过,车克民紧跟薄熙来的家人,象仆人一样全力以赴,没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很少回家,太太一怒之下与其离婚。
另一个死党的发现,更为荒唐有趣,金县三十堡公社农民传言说,薄熙来有一次下乡路过村边,看到一个赶马车的中年人用崇敬的目光向他行注目礼,这人虽是农民,但身板挺直,目光深远,还穿了一件皱巴巴的西服上衣,于是感觉此人气度不凡,一问名叫孙某田,正中心意,象天子偶与姜太公,立即下令让其先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后又提升为副县长,成了左膀右臂。
有一次,孙某田跑到大连开发区海青街道属下的一个桑那冼浴中心玩,与当地众多腐败官员一样,付费接受了妓女的性服务,不巧被派出所三个警察抓个正着。
开发区原名马桥子村,属金县管辖,但后来分离出去,成为与金县平级的新城,所以警察与孙不相识,就认真地拘留了他,他身为一县之长,又有薄熙来为后台,便大为不服,一边去派出所,一边争吵不休,一个警察朝他肩膀推了几把,还扬言:你咋呼个啥,嫖娼犯法哇!孙县长见了所长,毫不在乎,掏出工作证,使劲地拍在桌子上,大吼一声,老子是副县长!
所长不买账,警察更生气,说:你狂啥,俺这是开发区,你当金县副县长,该俺什么事!你也管不了我们。另一个警察说,嫖娼犯了法,县长也不行,俺们啥也不怕!
孙某田抓起电话,打给薄熙来,正巧他在办公室开会,扔下文件,马上赶到派出所,这下子把派出所长吓傻了,谁不认识薄一波的儿子?电视上天天露脸哩!但是三个警察也很惊讶:领导为什么是非不分。薄熙来不但保住了孙县长,还谎称是自已派孙下去查案的,找小姐是私下谈话。警察问,怎么谈话竟谈到床上,薄熙来大怒,骂警察不知好歹......就这样,从此薄熙来网络了一大批吃喝玩乐的铁哥们。这些人肝胆相照,互相帮助,后来都当上了大官。孙世菊当了市政府秘书长,孙某田当了公安局长兼副市长,李德和当了工商局长,刘宪茹当了税务局书记,车克民当了安全局书记,王业滨当上了监察局长等。
投其所好,建了高尔夫球埸与紫阳楼
由于薄熙来真心实意地保护这批"金县帮",所以小兄弟们对他死心塌地卖命,为了献忠心,他的部下在金石滩国家级风景旅游区入囗处,修建了开荒牛雕像,表面上是纪念80年代初的第一批拓荒者,但实际上当地人知道,薄熙来1949年出生,署牛,与共和国同龄,他最喜欢牛,上有所重,下有所送,这牛至今还活灵灵地屹立在大海边上。大连金石滩管委会主任王传志深知主子的爱好,自然匠心独运,不惜血本,投其所好,送其所要。
同样,薄熙来对北京高层领导亦极尽阿谀奉承之事,80年代中后期,赵紫阳当国务院总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还有许多高干子弟当了老板,也热衷于这一贵族休闭运动,薄熙来为了往上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就鼓动个体户,原在丹东商场卖彩电起家的任运良夫妇,在金石滩圈地创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依山傍海的金石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并多次邀请王震的儿子王军等达官贵人来此搞各种名目的比赛,还亲自跑到邓小平,赵紫阳等干部家里,低声下气地游说他们成行......他知道邓小平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就在赵紫阳身上打主意,命令金州的手下死党,在海边斥巨资修建一栋豪华的小宾馆,叫"紫阳楼",他对一个管委会的领导说,小平来不了,总理来也行呀。把上面整明白了,省里市里那些王八蛋,根本不用理!
后来不仅赵紫阳来过,江泽民来过,其它很多中央领导都光临过金石滩,有的休假,有的视察,薄熙来成功地凭借高尔夫球场拉开架式,向上级展示自已的政治才能与开拓精神,不仅争得了国家银行货款十多亿元,用于炒地皮盖大楼修公园,种草植树,大搞形象工程,而且主动向太子党们送项目,工程与利润,感情投资到了位,为日后步步高升做好了准备,尤其是薄熙来的太太谷开来也以律师咨询为名,参与一些项目的论证策划与中介,从中不费吹灰之力,大捞巨额钱财,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的岳父谷景生则常年免费住在金石淮一家豪华酒店里,由《东北之窗》杂志副总编宋某龙代写所谓《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由中共郑州党史研究室提供赞助。吃喝玩乐,怡养天年,名利双收。
建农民铜管乐队,进京造声势
为了让北京的高干们欣赏自已的才能,薄熙来又指令金州德胜乡组织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一个姓林的所谓农民企业家被其破格重用,政府与企业不惜巨资,从北京请来音乐演奏家手把手地教这些农民操管吹打,又打通大连以至北京新闻界大造舆论,把这支队伍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薄熙来企图利用文艺表演吸引京城的眼球,进而关注名不见经传的金县,因为他知道,自已是处在一个乱象纷呈人人表演的时代,他要当一个成功的政客演员,首先必须有一个舞台,而金州农民铜管乐队便可发挥巨大的作用。确实,薄熙来做为一个政治戏子,适应了这个时代,通过铁的手腕,肮脏的交易与精彩的表演,打败了陈美良以至唐启舜等政敌,伴随着乡下农民的铜管乐声,开始向下一个台阶进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大连当地一个记者形象地说,是德胜乡的土包子把他吹进了市委。
那时,我已由大连日报调入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市委书记是胡亦民,{后换毕锡桢},副书记是卞国胜,于学祥与傅万忠,从省纪委书记贬为大连市委副书记的高姿,只任职很短一段时间,他因与省科委一女子有染而受到处份,下派辽河油由当党委书记,这些人当时对薄熙来步步高升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无一人具有市长魏富海,副市长唐启舜等人的洞察力,大家均认为,建铜管乐队表明小薄没有大的能力与野心,依他的条件,只能抓抓文体娱乐,搞搞吹吹打打,不适合主持大局,所以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不止一个领导对我讲过,小薄不容易,做为一个高干子弟,在这里下派锻练,吃了不少苦,他不懂农业,也不懂经济,玩玩文艺,吹吹铜管,正是发挥自已的特长嘛!言下之意,不必看重此人。甚至有一个副书记对我说,他再干上三五年,镀上一层金,就好走啦,比如广州啦,深圳啦,上海啦,找更好的地方,当更大的官!再不就在国家部委任个职也好。总之,看透他的本质与野心的人不多。
走政府系列受阻险些翻船
最先,崔荣汉承诺薄一波,拟通过政府这条通道,把儿子一步步地提拔上来,但第一步不想就梦断在大连经济开发区,上级任命薄熙来为副书记,但遭到大部分官员的抵挡,以至他灰头土脸只能退守金县待命。这时,他的反对派,常务副市长宫明程等人向他发起了猛烈进攻,使他险些翻船。开发区的创业者大都是从市委市政府调去的官员,也有部分外来户,他们不欢迎薄的主要原因是,继深圳之后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急需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比如基础设施方面的专家,懂得"七通一平",工程设计的技术官僚等,他们急需人才内行专家对开发区进行规划论证与建设,而薄熙来显然不适合这个环境,有人甚至认为他抓宣传工作或许还行,但主管宣传部的于怀江也不喜欢他,特别是第一批舍家撇业扎根开发区的干部,在唐副市长的关照下,互为默契,共度难关,一块排斥他,使他成了无人领导的挂名副书记,而恰恰班子中又无一个好朋友,所以当王传志,刘宪茹等几个机关小职员,在走廊见到他打个招呼,点点头时,都令他受宠若惊,终生难忘。后来这两个人都在他高升大连市长后得到了破格重用。
前进受阻,后退无路。80年代中期薄熙来惨遭滑铁炉。金州的干部以陈某良为首,在市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也在其背后落井下石,向他发难,大家以薄熙来不懂农村工作与乡镇企业经营为由,批评他整天背个相机东游西逛,一会搞农民铜管乐队表演,一会建什么关向应广埸,再不就搞什么美女模特学校等等,他们说,这些花架子既不能使田里长庄稼,又不能使金州的乡镇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而且劳民伤财,百姓厌恶,所以数十个地方官员联名上书市委省委告他,建议有关部门调出此人,另做安排。与薄熙来同时从北京来的张某某脸皮簿,立即自行要求到市属某企业工作,从此淡出官埸,但薄熙来另有绝招,他派年轻貌美能说会道的太太谷开来四处活动,对一些地方官员展开"妇人外交",这个公关能力很强的女人,先求情于市委书记毕锡桢,但没被理睬,毕书记是一个循规蹈矩,坚持原则的人,他绝对不会喜欢薄熙来这样华而不实的公子哥,但碍于薄一波的权威,又不便赶他离连,就叫她去找副书记高姿,高书记很忙,秘书刘晓滨让他坐等一个钟头冷板凳,尔后才由高书记出面接待,假如高亦把她拒之门外,薄熙来的仕途可能就此完结,但悲剧恰恰产生于高某人性中的善良与心软,他做了故事《农夫与蛇》中的农夫,并被女人的眼泪迷住,当他耐心听罢谷开来的苦诉,又在脑诲中闪过那些告他的上诉信的内容,虽然凭借他多年在省纪委任职的经验,他判断材料属实,薄熙来的确不适合当官,特别是当农村县城的父毋官,但问题是,关健之时救人一把,胜造七级浮图,高姿出身干辽宁省抚顺市一贫寒之家,文革中因协助过落难的老干部全树人而后被其提拢重用,在李贵鲜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时曾任省纪委书记,但后因天性好色,生活不检点而被下贬任职于大连,这时或许高姿除了行善,亦可能同病相怜,才温情细语安慰谷开来,并答应帮助薄渡过难关。随后他召见了薄熙来,并把金州,开发区等相关干部找来,耐心协调,引导,奉劝大家从大局着眼,宽容薄熙来,这才使他转危为安,但此后不久,高姿被与其有暖昧关系的女人之夫书信告发,受到了记过降级处分,再次贬任辽宁盘锦辽河油田党委书记,所以金州官员再次告发薄熙来的风波卷土重来。
请人打立柜耍赖不付加工费
继高姿之后,原辽宁省委书记许少甫的秘书卞国胜,由辽阳市委书记调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主管纪检监查工作,虽然表面上他是二把手,但由于其特殊背景,连毕书记也让他三分,可见其权倾一时。这时一封举报信又放在他的台面,使他震惊而又颇费思量。此前这封发自金州的控告薄熙来的信,已经一把手批转于他,精明的卞书记一看便知,这封信肯定已被下面的纪检监查部门的人看过,并查证属实,只是老谋深算的一把手不好办,才推给他。他便再次批给具体办案的人下去查,得到的答复果然证明了自已的判断。
那个时候,大约是1988年左右,金州有个木匠很有名,为薄熙来家打做了一个大立柜,三开门的,原木色,还用了三层板,上面刷了时髦的亮油,当时这个家县的款式很风行,薄熙来住在金州区,由陆军士兵站岗的一个部队大院里,太太常年很少来看他,他经常由部队的交换台与其通电话。据接近他的消息人士称,薄熙来对木匠说,为迎接老婆来看他,赶造这个家具,连工带料共200多元钱,这个价码当时已是公平,薄熙来在完工后以质量不合要求为由拒付上述款项,使木匠十分恼怒,故不知通过何人写成材料,将此事告到了市纪委,有人怀疑是县委书记陈某,但薄熙来后来念念不忘,查找十多年未果,但对陈的报负没有减少一丝一毫。
卞国胜与高姿不同,他是一个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他不一定仅仅出于善良与宽容,而是出于仕途考量与职责,他读过上告信与查证材料后,亦决定放薄熙来一把,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一点小事给自已在北京高层树敌,假如他回家向父亲薄一波告状,老爷子再通过省委讲他的坏话,对他下一步的仕途晋升不利,中组部有意调他到青海省任更高的职务,他正在权衡。再说,既便赶走了薄熙来,他爹也会换个山头安排他,说不定这年轻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我还用得着呢。但不论怎样,这笔钱在当时数额不小,若算受贿罪也不轻,所以放了他也应当叫他领情。于是卞书记召见了薄熙来,他一口一个卞叔,叫得很甜,笑得满脸谦和,高大的个头弯得象个虾米,看了信件并不惊恐,只是连声认错,说自已离婚后被前妻纠缠,经济上一直不宽裕,不是不想付账,而是暂时囊中羞涩,等回去后立即清账道谦。就此,卞书记原谅了他,又在关健之时,救了他一把。
当时,我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做新闻工作,与卞的儿子为大学同窗,太太原在辽阳市政府外事办做译员,与卞书记工作上有过交往,所以我经常可以去他办公室聊天,有一次他谈到上述有关薄熙来情况时说,这件事查证属实,但我想,做为一个北京高干子弟,从大城市来到大连这个小地方,人生地不熟,艰苦创业,从基层干起,不仅要摆脱前妻的家庭纠葛,而且还要顶住地方官员的嫉妒排挤,这很不容易啊,所以占点小便宜,固然不对,但也不足严责。我注视他的眼晴,感受到这位副书记对人的宽容与包涵的感情,但我还是表达了自已的看法,我认为既然来到农村基层当了七品芝麻官,就应当廉洁奉公,借权势占木匠的便宜,是索贿受贿,敲诈勒索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原谅。卞书记也说,我已经批评了他,但你想想看,崔荣汉推荐他来大连,他在金州干了几年,总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得罪了那么多人啊!说完,他在办公桌前站起身,走到窗前,久久地朝外面望去,面目表情凝重深沉。我理解他作为中共体系内官埸一员的尴尬处境。
开联欢会,与薄同台表演
1988年,薄熙来经过5年努力,终于获得提升,由金州区级干部调到市委宣传部任部长,还当上了市委常委,远离了那些厌恶他的农村基层干部,但对中共大连市委官员来讲,他们第一次有了危机感,可能由此时起,他们不再相信大家共一认的,他干几年镀一层金就会走人的传言,因此大家于他的关系发生了徽妙的变化。三个副书记,即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都变得警觉紧张起来。
大连新闻界为薄熙来举办了欢迎会,我印象中是在市委办公楼北院小礼堂,由大连电视台台长李宝侠主持,薄熙来穿一件蓝色风衣,眼大体健,谈笑不止,显得风度不凡,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于学祥也参加了聚会,由于我与于书记的秘书林书彬颇有交情,所以会上,于书记与我多有私下交谈,主要谈了有关报道的事,会上还进行了即兴文艺表演,李宝侠曾任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任过我的上级,与我较熟悉,就提议由我朗读一首诗,我推辞不掉,便朗诵了已故诗人郭小川的诗:
树上的百灵美在嘴
山中的老虎美在背
我们这一辈
美在内......
大家拼命鼓掌助兴,包括薄熙来在内,笑得象个大孩子。但我想他未必能听懂我的用意,实际上我在用这首诗提醒薄熙来,到基层工作,贵在实干,既便是在市委宣传部,也不要搞表面文章与花架子,,应当注重实效。但似乎薄熙来这个人并无悟性。或许在其内心深处,根本不屑于倾听不同的声音,何况它发自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接下来,辽宁日报大连记者站长刘镇源清唱了一曲《北国之春》,引起全埸大家共鸣,然后由薄熙来唱了一曲《我是一个兵》,显然他相当紧张,唱得太快,节奏零乱,歌词不清,声音亦太低,但新来的部长能够亲自唱歌,大家都很高兴,纷纷热烈鼓掌,把欢迎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都希望他做为一个学新闻的当过研究生的干部,以后能给我们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上任一个月,撤换了处级四个干部
由于我与王志强等人是大学同学,个人私交很密切,所以经常去宣传部做客,他当时任外宣处处长,还有王心雄等任职于理论处以及其它几个处或办公室,因此我的消息很灵通。大家告诉我,薄熙来上班没几天,就凭个人直觉与喜好,把一些干部撤了职,根本不与组织部门打招呼,也不与其它副部长商量,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机关大搂。
有一个司机工作勤勤恳恳,不象一般的机关内勤,养尊处优,懒散骄横,但有一个毛病,给新部长开车时,热衷于了解薄熙来的私生活,那时谷开来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很少到大连探亲,他任宣传部长之后,谷开来感到脸上有了光,多次乘机抵连与先生相聚,这位司机天性好奇,接送谷开来时爱寻根问底,使他们十分恼怒,特别是他们夫妇小别如新婚,难免讲一点怕人的私房话,便用英语交谈,司机很生气,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讲什么,就偷偷进了英语班学习,不料有个拍马屁的干部,把此事告密于薄熙来,他向来把阶级斗争的弦蹦得特紧,便怀疑有人暗中指使司机监控他,就设法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排斥这个人,他发现司机与四个处级干部多有来往,又习惯于午饭后打扑克,立即以整顿纪律为由,在一个午后召开的全部人员大会上,忽然宣布这些人立即下岗,其中一个人,是办公室副主任姓姜,女性,对他平时不太恭敬,立即就地免去副处级干部,把她吓了一跳,也把她气得要死。有一次已调到大连教委任职的这个性情泼辣的女子对我说,薄熙来没有组织原则,想撤别人的职,最起码要与其它副部长以及组织部干部处沟通,但他根本不经过这个必要的程序,仅凭个人观点发号施令,她本人是受害者之一。多亏被撤职后她有点社会关系,调离了宣传部。那个原本是科级干部的司机,最惨,被撒职后只好停薪留职自谋生路。其它的人大都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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