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大了要嫁人,做父母的都要为女儿准备嫁妆。嫁妆是指新娘一方带到男方家庭中去的那部分财物,尤其是娘家在女儿结婚时陪送的衣被、首饰、厨房用具,以及与生育和祭祖有关的用具,也包括新娘自己的个人财产,到如今的计算机、小汽车,无所不有。
用国宝级的文物当嫁妆,可谓绝无仅有,举世公认的瑰宝重器“毛公鼎”也曾有人想把它作为嫁妆。如此样沉重的嫁妆,连婆家都承当不起。
“毛公鼎”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省岐山县庄白村,出土了一件西周的青铜器,这就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毛公鼎”。它是晚清四大出土国宝之一。
而毛公鼎最为著称于世的,是它腹内铸有的那篇铭文。铭文共有32行,497个字,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给他的近臣毛公的任命和勉励。是迄今古青器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稀世珍宝。
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在陈氏手中深锁秘藏30年。陈氏病故后,其后人又继藏了二十年。
到上世纪初年,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遂强行买走毛公鼎。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毛公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
随着满清王朝的彻底覆灭,端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得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在毛公鼎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国宝级的名画《步辇图》、《阆苑女仙图》也曾做过“嫁妆”。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民国政府未立即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由于皇室成员挥霍成性,眼看钱花得差不多了,溥仪命人偷运宫中珍宝给银行作抵押,以此换钱。于是他将盗运出宫的历代书法名画,由陈宝琛、宝熙、郑孝胥等人经手,通过古董商等各种人物搭桥卖出。
溥仪在天津时曾“赏赐”经手人--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一批书画,其中有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步辇图》卷,五代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卷及宋拓《定武兰亭序搨本》卷等。《历代帝王图》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到了美国。后来保管《步辇图》、《阆苑女仙图》的主人,没有将这两幅名画转售外国人,而是作为女儿的嫁妆带到福建,49年以后捐献出来,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国宝级的宋拓欧阳洵《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三帖,也曾做过“嫁妆”。
著名书画家、鉴藏家吴湖帆的妻子潘静淑,是苏州大户潘氏后裔,曾祖潘世恩是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官至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位及人臣。祖父潘曾莹,官至工部侍郎,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画家。
潘静淑过门时,嫁妆中有宋拓欧阳洵《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三帖,还有曾经皇上御赐的玉华砚。潘吴两家都是收藏世家,用这样的法帖名砚做嫁妆,可谓皆大欢喜。由于爱好相同,据说婚后两人极为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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